借美国打贸易战、制裁华为，说一下交易的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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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打贸易战，最近制裁封杀华为，对许多深信西方长期宣传的人来说，可能会意外，哭丧着脸问：“说好的自由贸易呢？”。认为这是特朗普行事乖张，背离美国传统所致。但其实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西方国家用自由贸易互利论洗脑，增强弱势国家的交易依赖度，时机成熟以断绝交易要挟获得更多利益。这不是什么特朗普一个人心血来潮的作为，而是美国几百年历史一贯如此，也是交易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我在《元亨论》一书的交易论部分，引入交易依赖度、控制度的概念，对这个问题能提供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在微信公号应该也贴过，不过夹杂生产函数图和算式，还有大量引用，太过枯燥，应该没几个人看过，这里不妨再删节缩并，简化叙述一下。
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告诉人们因为存在比较优势，所以自由贸易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例子是甲、乙两人在孤岛上捉鱼和摘椰子，甲捉鱼和摘椰子的能力都比乙强，但只要乙摘椰子上和甲的差距小于捉鱼上的差距，那么还是两人分工，甲专门捉鱼，乙专门摘椰子，然后自由贸易，最后双方都得利更多。
西经教科书里会列出小学数学应用题似的算式，简单算一下，比较一下，就能得出结论，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其实这里是有个障眼法。
如果不是只考虑一次交易，而是考虑多次交易的动态过程。把捉鱼当做门槛更高的技术产业，把摘椰子当做门槛低的产业。那甲专业捉鱼，技术能力越来越高；而乙专业摘椰子，捉鱼的能力和甲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从长期看，这两人的生产能力函数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而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是甲对交易的依赖度相对变小，而控制度越来越大。而乙对这个交易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控制度越来越小，甚至到了一旦中断交易，就会难以维系。甲这时可以用中断交易来威胁乙，榨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交易依赖度和交易控制度是一对伴生的概念。如果是最简单的两方交易，最简单的定义是某方对某个交易依赖度=(交易后收入–交易前收入)/交易后的收入，己方的控制度=对方的依赖度–己方的依赖度。在多方交易，交易双方都存在竞争者、替代者的的情况下的，交易依赖度的定义需要引入概率计算，控制度的定义也会变得更复杂。
总的来说，交易方的同类产品竞争者越多，则对于对方的依赖度也就越低。反过来，和我生产的同类产品的竞争者越少，则别人对我的依赖度就越高。此外可以获得收益的其他交易种类越多或者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则对某个单独的交易关系的依赖度也就越低。减小我对于别人的依赖度，增加别人对我的依赖度，可以增强我对其他对象的控制力。
对于控制度的概念，可以进行推广。以上说的控制度是既定法律和道德约束下，武力对称、信息对称情况下的交易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的根源其实是生产能力的不对称，掌握的资本数量的不对称。所谓“控制”的本意其实就是一方的决策选择空间其实是被另一方所约束限制。武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交易对象资源的不对称同样能导致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所谓交易对象资源的不对称，比如乙在某段时间内的交易对象只有甲一个人，而甲在这段时间内的交易对象有一千个人。那造成的结果势必是甲对乙有更大的控制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资本家同时和1000个工人有着雇佣的交易关系，而工人只和资本家一个人有交易关系，那这种不对称，当然就会造成资本家对工人有更大的控制度。
对控制度最本质的定义应该是各种交易不对称程度的综合衡量下的结果。
对于真正的理性交易者而言，在交易中追求的应该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控制度最大化。换言之，假如在一笔交易中，自己亏损，但能让对手的武力、信息掌控能力，生产能力，交易对象资源等等方面削弱程度更大，拉大和自己的差距。那这样的交易仍旧是合算的交易。
交易的实质就是控制和反控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交易就是零和博弈。
利用交易的依赖度，来控制乃至压垮其他国家的手段，其实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运用。《管子》的《轻重戊第八十四》篇记载，鲁梁国老百姓擅长织绨。管仲就让齐国人以穿绨为时髦，抬高绨的价格。结果鲁梁国百姓放弃农业，专以织绨为业，享受贸易带来的富足。一段时间后，齐国突然削减对绨的需求，鲁梁顿时陷入经济崩溃中。整个国家只得降服于齐国。这就是我上面分析的，齐国一开始刺激鲁梁国制绨产业，急剧加大了其经济对于交易的依赖度，同时也改变了鲁梁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而当齐国对鲁梁国的经济控制力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切断贸易，就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1]
同一篇后文还有对楚国采用类似策略，先用重金购买楚国的鹿，导致楚国人纷纷放弃农耕而去捉鹿，一段时间里楚国赚了很多钱，国家不征税而财用充足。等齐国切断和楚国的贸易，楚国经济崩溃，粮价暴增。
不仅中国古代懂得利用贸易手段来实行经济控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长期使用贸易壁垒的手段。即使在工业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19世纪四十年代年代以前，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占据优势。等其在世界上的工业领先地位已经无可争议的确立起来后，才推行起了所谓自由贸易政策。
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发展过程中则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突出的国家。保罗.贝罗奇说现代贸易保护主义诞生于美国，汉密尔顿1791年写的《制造业报告》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第一次系统阐述。美国从1816年-1846年是贸易保护主义阶段，1846-1861年是轻度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而从1861年-1945年则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期。美国北方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南方支持贸易自由主义，最终爆发了南北战争。北方的胜利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从1866年到1933年实施的关税规定对工业品征收平均45%的进口税。1913年，民主党获胜后曾大幅度降低关税，很快因为一战而终止，“其实1913年10月的关税税法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贝罗奇说他曾经听美国之音里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进行辩论，前者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质问“假如我们这个国家过去采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美国是否会达到如此之高的工业化水平？”后者竟然不知道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以至不能给出有力驳斥。[2]
不仅美国，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了各种程度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德国的工业发展在19世纪初受益于法国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3]，19世纪晚期又得益于俾斯麦强权政治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日本则在明治时期就争取关税自主权，到日俄战争后更是加快了提高关税的步伐。一战时欧洲列强出口产品的减少，又等于变相的对日本工业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发展。
而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日本政府大大增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措施。[4] 这种政府干预管制色彩极其浓厚的经济，当然更和所谓自由贸易没有什么关系，但却成了日本经济更为高速增长的关键。日本战时经济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甚至产生了民有国营化的经济体制。而日本战时强化的国家对经济管制干预也一定程度上被战后的日本以各种形式继承了下来。日本尽可能规避所谓自由贸易主义原则，对其重点产业的高速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对引进外资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使得日本经济在发展有竞争力的高质量高技术产品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也防止了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指导能力的削弱。日本在1950年制定的外资法律，只准引进能改善国际收支，且对日本技术革新有贡献的所谓“优良外资”，“日本是在避开对外资依赖的情况下实现高速增长的。”[5]
日本通过外汇管制实行了进口限制的措施，因为进口许可需要通过政府来批准，甚至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强的可控制性“进口须经许可并必须获得外汇配额(外汇管理)，这种手续实际上起了限制进口的作用。”“这期间由于在实施外汇管理后，对进口也加以限制，因而事实上没有进口车的竞争。就这样.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每辆车的生产成本相对降低了。”[6]
和有些人想象的相反，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降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而实现的。“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30-1939年的16.1%（18.2%)，下降到1961—1970年的8.9（9.2）%。这表明整个经济也有与汽车工业相同的趋向。……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依赖贸易的程度与战前相比明显地降低了。”[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八十年代初大力推行了金融和外汇管理的自由化政策，这在资本主义正统意识形态看来，是所谓进步的改革措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八十年代晚期的泡沫经济和九十年代泡沫破裂后的长期经济危机。
可以说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实际上和政府对经济整体的计划干预以及对重点行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而随着八十年代政府干预弱化，加之在美国的逼迫下采取金融和资本自由化的政策，结果经济在陷入自由市场下典型的投机高涨的局面后，就是长期萧条。
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长时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强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如贝罗奇所说这些前第三世界地区，从19世纪算起，就是一片自由贸易主义的海洋：“第三世界是一片自由贸易主义的汪洋大海，却没有任何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岛屿。”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偶像，休克疗法的创始人，曾经被叶利钦政府聘用为经济顾问，导致俄罗斯经济大崩溃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的惨况“印度在被英国统治期间的总体经济表现是相当糟糕的。使用麦迪森的数据，印度在1600到1870年间人均经济增长为零，这段时间正是英国的影响增长的时期。从1870年到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仅为可怜的0.2%”[8]
西方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论调，不过是忽悠头脑简单，没有分析能力的人。只要引入交易中的依赖度和控制度的概念，对交易互利论的谬误就能一目了然。
当然，如果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行贸易保护甚至闭关锁国，经济就能变强，也是痴人说梦。没有严格标准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产品质量监督提高体系，贸易保护也完全可能导致落后停滞。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最合理的办法是类似日本这样建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信息上交流开放，积极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而在产业上，则对进口商品和引进外资根据需要严格限制。重点是增强本国高附加值产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增加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的能力。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放任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的自发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要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对贸易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对某些还处于落后的重要产业实行干预保护，就不可能实现目的。即便已经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某种重要产业上落后或者有落后的危险，干预起来也不会有任何迟疑。欧美日列强在历史上长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有完全确信自己的领先优势地位时，才会减轻保护程度。美国精英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复灌输的自由贸易精神，他们自己是不会当真的，只有那些被忽悠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才会当做圣经来膜拜。
现在的情况，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包括了一些低技术产业，大幅增加关税，不过就贸易保护主义本身而言，倒也是不违背美国的传统。而以此要挟，榨取更多利益，则也是利用美国在交易的控制度方面的优势，不算稀奇。
[1]《管子全译》谢浩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27-1028页
[2]保罗.贝罗奇.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和悖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等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和历史》第1卷，第288页
[4]《日本经济史第6卷：双重结构》第64页
[5]《日本经济史第8卷：高速增长》第95，234,257页
[6]《日本经济史 第8卷：高速增长》第96,165,185页
[7]《日本经济史第8卷：高速增长》第188,255,257页
[8]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54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