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话说尽，烂事做绝的李朝君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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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徐光启监护朝鲜之议的仇视抵制
李朝君臣对后金情形，一向承认侦探无能。但对明政府动向，则又敏感。许多机密涉鲜之事，被其不择手段打探出来，然后派遣使臣干扰明廷决策。
万历四十七年徐光启有《辽左阽危已甚疏》，提到鉴于目前危局，有必要派遣大员监护朝鲜，免放任其投金或疏怠如故，不能自守。其言朝鲜后金之勾结情况曰：
“贽币饩牵，交酬还往，鲜、奴之交已合，荡然无复东方之虑矣。从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辽；射天逆图，殊未可量”。
言监护之义曰：
“监者，查其情形；护者，扶其颠危也。朝鲜形势略似西域，寇氛之恶，亟于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数年宵旰，殚财竭力，争灭国于强倭之手，挈而与之，今者不赖其用，而弃以资敌，失策之甚者也。”
言监护之作用曰：
“就与商略戎机，令其渐强，可战可守。若被诱胁，情形变动，便当责以大义，一面密切奏闻，以便措置防范。”
至于监护人选，徐光启慷慨自荐：
“臣今自荐，愿当此任。辽事急切，不必多抽士众，只须议定饷给，听臣选择参佐义从二百余人，中带巧工教师，以便相机应用。……出疆之日，身入羊群，实垂虎口，安危呼吸，宜咨权变，事情迁贸，难拘一律。如蒙圣明特遣，受命以后，仍望稍假便宜，以求克济。”[1]
徐光启此议切中时局要害，按此议实行，不难把朝鲜转入军事化管理轨道，形成对后金有力牵掣打击。朝鲜军民，本多忠义之士，不满于李朝君臣无能腐朽统治的也为数不少，若能团结这些人的力量，再配合辽东不断逃出的大量难民，训练十万以上精锐，则大局尽在掌中了。
然而此疏被鲜人探听到，李朝君臣为此对徐光启咬牙切齿：“己未冬，朝京使报，翰林检讨徐光启构本国，皇朝疑我通虏，将遣使监护，光海大忧之”[2]
李廷龟曰：“己未以后，奴贼行间于天朝，天朝以我国两元帅降在贼中，疑我通虏，翰林徐光启、御史张至发等构诬我国，至有监护朝鲜之议。我国使臣在北京，驰启朝廷，甚忧之。有骨痛气寒，蹈海钻地之教。”[3]
其所谓“蹈海钻地之教”当出于光海君之口，其对徐光启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丁应泰，视为千古所无之大变：
“己未十月初三日，备忘记：今见千秋使先来，赍来徐光启自荐出来上疏，不觉骨痛气塞，直欲蹈海钻地而未由也。我国与此贼，其果有如光启疏中所构之辞乎？此人诬陷之惨，甚于丁应泰之变矣。先王遭应泰之变，尚不视事，忧闷痛迫，况此千古所无之大变乎？光启出来云云之说，自有东方以来曾所未闻。若不急急处置，则光启虽曰不来，又安知复有如光启者乎？”
光海君让官员议处，备边司回复称徐光启疏中“许多辞说，极其阴惨，无形之言，罔测之计，形诸文字，略无顾忌。其心已无我朝鲜矣。臣等不忍正视，极切痛惋之至”[4]
商量下来，决定派李廷龟为首的朝鲜使团前往北京辩诬。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六日过鸭绿江，三月十二日途经辽阳，三月十四日见经略熊廷弼，熊廷弼奇怪朝鲜人消息之灵通：“科阁此说，果有之，而上年冬末俺始得闻，贵国此咨发于臈（同腊）月十一日，何以听得如此之速？”[5]
辩诬团到北京，打听到兵科给事中薛凤翔和徐光启、张至发等人立场相近，一向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向来之龁本国，参劾兵部及阁老，皆此人等所为”，又和经略熊廷弼相为表里，凡和东事相关，“必攘臂当之”。按明制，给事中品级虽低，但在具体决策影响力上甚至高于尚书、阁老，“此人若不回心，则贵国之诬，兵部及阁老虽欲许办，此人必为阻挠，况望降快释乎？此人以署印给事，独在兵科，专掌兵务，风力甚峻，朝廷皆受其口气云。” 朝鲜人为见薛凤翔稿，不惜贿赂科吏，“到此首先求见其稿，而事系军机，秘不出示，多给银钱于科吏，始为得见。”
见到薛稿之后，果有对朝鲜不利的言辞， “‘……彼中情形叵测，万一察知，而问与不问，报与不报之间更有难之难者’等语，极为阴惨”。于是又设法求见薛凤翔，百般讨好，呈文辩解，哀楚备至。薛凤翔被朝鲜人伪装的可怜迷惑，改弦易辙，上疏表示应奖励朝鲜之忠顺。
以间谍手段行于宗主国，贿赂官吏，获取军机档案，游说操纵明廷决策，李朝君臣之卑鄙可见。鲜人以徐光启之论为诬陷，为后金行间。然而此时李朝与后金之勾结，乃至忘恩负义，通敌出卖明军，供给后金各类资源，是朝鲜各种史料所证实的。真实情形，远比徐光启奏疏中所言更为不堪。李廷龟等人的辩诬书，是彻头彻尾把明廷当傻瓜来愚弄欺骗。他们所否认的，不过是三年后他们就承认之事。
可笑的是，明朝官员多被李朝君臣呈现的这副楚楚可怜的外表所欺，被他们卖了，还觉得朝鲜不易，忠顺可嘉。甚至到了李朝自揭光海君通敌卖主之恶时，还茫然不知，以为李珲乃是忠顺可爱之人，“天启三年五月御史彭鲲化以朝鲜变出不意，宜严三海之防。国王李晖十数年来忠顺之臣，不闻有大过失”[6]。
徐光启所提监护朝鲜之议，是深谋远虑之策。其实后来可以不另派文官，直接命毛文龙驻扎朝鲜境内，行使监护朝鲜之权，镇守朝鲜边境城池，必要时接管李朝军政，对明朝都是有大利的。一味仁义，然而李朝畏威不怀德，明朝对他们越好，越宽仁，他们越肆无忌惮伤害明朝利益。相反后金几次军事打击，他们就对后金顺从了。
4、行贿成风，又喜倒泼脏水
对李朝君臣来说行贿就如呼吸空气一样，还喜以已之心，度人之腹。对方不接受贿赂，就是嫌少，一次不成就两次，两次不成就三次，直到对方接受为止，一旦得逞，就把贪污恶名加于别人头上。只有遇到实在清廉刚介到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明官，他们才会服帖。
姜曰广的《輏轩纪事》里记载了李朝君臣以杀戮接待官员为要挟，强迫明使收礼之情形。国王李倧派人送财礼，姜曰广拒绝。又派官员苦求，说再拒就让主人没有颜面了，姜曰广仍坚拒。李倧发怒，下旨要杀通政使、都承旨等接待官员。三人长跪在姜曰广住所门外，号哭求生。馆伴、远接使也拜伏在地上哀求。姜曰广笑着说：“这是你们要杀自己人。主客往来各有规矩，为何要相逼？而且国王因这个原因杀臣僚，这是对待使臣应有的礼节么？”李倧这才罢休。[7]
换成一个性格随和点，原则性不是那么强的官员，以为对方一番好意，屡拒伤了和气，说不定就收下了。却不知一旦收下，李朝君臣当面恭维，背后丑诋。这些财物多是搜刮民间而来，对外扬言为给明使送礼才如此，造成朝鲜百姓对明使厌憎恶评，还记入史册。以前明使多中此套路，不顾前因后果的治史者，也往往有上当，以为朝鲜人说明使贪婪，那就一定是真的贪婪。
至于赴明的朝鲜使者，更是走一路，行贿一路。不知情之明朝官员，只以为朝鲜风俗如此。而若有官员拒绝，鲜人又会反复送，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收下为止，然后又在记录里加以恶名。
天启五年出使明朝的全湜在其《槎行录》里记载给登州兵备道送礼，对方不收：“出给人参封、扇封曰：此物价重，不敢受云云”。全湜等人妄自揣测是对方嫌所送质量不佳：“即令择封人参及油扇，致辞改送，则仍复不受。盖怒其前呈参扇不好，或欲加得也。”[8]
对方拒收了，非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是嫌弃礼物不好，还要送，对方再不收，就心怀怨恨，认为是要更多。朝鲜人不把礼送出去就不安生，又送了第三次，数量没变，兵备道大概不堪其扰，只得收下，但没致谢。在全湜笔下，这就成了坐实其嫌弃礼物价轻，因而不悦的证据。鲜人送礼时之致辞，加对方以美言，无所不至。而背地里记载，又凭个人好恶臆测，贬辱丑诋，同样无所不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李朝君臣相当娴熟，当面把你夸成花，背后把你说成渣。其阴损鄙猥，往往如此。他们反复行贿，行为卑劣，不自反省，反成了是明朝官员贪婪腐败了。按李朝君臣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甚至以杀本国官员做要挟的行贿力度，也只有海瑞、姜曰广这种刚硬到底的清官才可能顶得住。
5、空言御金，实心欺明
万历时期，若非明朝援助，朝鲜已被日本所灭。李朝君臣若稍有人心，便当感恩图报，发奋自强。上可安中国边疆，下可守李朝社稷。但实际如何呢？不仅文恬武嬉、因循故态，后金崛起之后，其主要精力更与其说是在防金，不如说是在防明。明朝对其越是宽仁，其对明之阳奉阴违越肆无忌惮。
天启初，李朝不助毛文龙，反勾结后金、坑害父母之国的行径连朝鲜民间有良知者都看不下去：
“柳氏谚上书：我国亦不欲见憎于彼贼，切不出助天朝，避乱唐人亦不许接，后日见天朝人羞愧矣。今闻毛游击水兵出来，恢复镇江，因请兵于我国，我国亦不快诺云。天将等以残兵出来，忘生讨贼者，必恃我国协力助战，敢举大事，而我国少不顾见，倘贼追逐尽杀，则我国误天下事矣，岂不痛惜？……窃见春秋史记，邻国有患，莫不相救，况于父母之国，至于如彼，！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则感泪出矣。……我国虽力疲势弱，精兵一万可以办出，而朝廷无忧国之臣，边镇乏干城之将，自上又无奋义讨贼之意，谁能为国死于战场乎？且我国兵马，虽与天朝协力致讨，将士竟效金景瑞、姜弘立等偷生，必不发一矢而射贼矣。”[9]
国王李珲以郑忠信为私通后金秘使，唯恐毛文龙得知，郑忠信自述疑虑：
“以臣为虏廷之使。……今臣之行，既非刺客奸人，理难匿迹，全辽之地岂无一二思汉者走漏消息，以及于毛将也。”
“而窃见赞臣以有旨事意，行会于臣者曰：‘毛将若知郑忠信入往之事，或不无阻拦生事之患。卿其十分秘机，潜形而送，臣之愚虑，不能无疑于心。乃敢冒陈危恳。君不言于毛将，而必欲以臣潜形而送。则臣虽万被诛戮，终不敢奉命焉。’”[10]
天启三年三月，郑忠信在金刚山下见毛文龙属下之易参将，亲见其条件艰苦之程度，“行装凄凉，军兵疲困，所见亦可恻然”。易说汤站、凤凰城之金兵不多，提议向朝鲜借兵袭击。郑忠信答之曰：“必须休民练兵，故待明年，协同天朝大兵，荡覆辽穴”[11]。所谓明年，自然是明年复明年，永不会到来的。不过是空头支票，别说借兵，就是不借兵，东江军独自打后金，李朝君臣都要痛恨给他们惹祸。此已是在李珲被废，李倧上台之后了。
朝鲜对后金，并非不能抵抗，完全是君臣昏聩所致，更甚者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猜忌防明之上。
李值在某墓志铭中说：
“丁卯春，胡寇大至。先是朝廷以此胡搆乱上国，计必不东。姑撤添戍西关诸将，常防毛镇作梗。不以胡为虑，公常争论不得。至是变出仓猝。”[12]
也即天启七年丁卯之役，朝鲜君臣认为后金主要打明，不会来打自己，所以撤调西部防边将领，主要心思都放在了防范毛文龙上，不以后金为虑。
丁卯媾和之后，李朝更肆无忌惮资助后金，甚至把明朝贸易得来物资转手供应给后金。有李朝臣僚都看不过眼：
“自古开市之道，皆出土物。宁有远贸异国奇货，以中夷虏之欲，而启无穷之弊者哉？”
“天朝闻我国羁縻之计，知其事势之不得已，而容或恕之。若闻我国用中国物货以与虏互市，必大怒而斥之。向日毛帅构污之言，不幸相符。臣未知朝廷将何辞以辨之也？今之议者多言凶贼密迩，其势可畏；天朝宽大，必不我责。臣以为不然，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岂可恃父母之慈爱而怠于敬谨，畏盗贼之侵凌而不顾大义乎？”
“设令天朝宽而不责，取之父母之国，用之仇雠之虏，顾于义何如耶？”[13]
金尚宪这份奏疏点出了朝鲜君臣的心理，吃准了明朝宽大，随便怎么出卖明朝利益都有恃无恐，只要卖力讨好后金，以求自身苟全就行。
明朝仁善可欺，所以朝鲜以欺骗应付对之，对唯一能牵制李朝的明方势力毛文龙则百般猜忌诋毁甚至多次和后金串通坑害。而对后金之侵略，则完全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防守虚设，后金如入无人之境。丁卯一役如此，崇祯九年丙子胡乱又是如此。
朝鲜丙子胡乱（崇祯九年清军侵朝）之前，朝鲜人许去拜访当时病卧在床的朝鲜抗金英雄郑凤寿，问他防守义州之策。郑凤寿说：“平安道精兵少不下二三万，以此足为防守矣”。 许问军饷怎么解决？ 郑凤寿回答，“抽兵之余，亦不下三四万户，是足以继其粮”。许再问：抵御后金之重担全压在平安道上，能行么？郑凤寿回答“抢掠其父母妻子之死亡者，至今恸冤，思欲杀身以报之。今若复来，则皆欲尽心极力以御之，必至捐生竭财而后已。”[14]
郑凤寿所言，昏聩的李朝君臣自然不能施行。
赵毅的《答崔完城书》中说：
“今者大城皆弃之，如黄州、平壤，其城甚好，皆弃而不守，不知此何计也。至于平壤，则其地士民愿以私力修筑而守之，呈于监司及使命，启非一二，而朝廷皆不许，其地之人至诚欲入守，而朝廷至诚禁之，此何也？”[15]
如此朝鲜，只有施行徐光启监护之议，还可以指望。若是明朝授权毛文龙能驻扎朝鲜，镇守义州、平壤等城池，有权直接调动朝鲜人力物力，后金打不进来，明廷即便不能供应东江足够军饷，形势也会利于明朝。只可惜无视东江之价值，图仁善之虚名，最终坐视朝鲜彻底倒向后金，大局遂不可为。
[1]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三练兵疏稿. 辽左阽危已甚疏.中华书局，1963：113-115.
[2]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428
[3]李廷龟.月沙集.庚申朝天录.//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55
[4]李廷龟.月沙集.庚申燕行录.// 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185
[5]李廷龟.月沙集.庚申燕行录.// 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188
[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302
[7]姜曰广.輏轩纪事. “王遣一通政使及都承旨二人送赆，却之。王复令馆伴使及远接使五人力恳，且言屡却则无颜面矣。予坚勿受，王怒将命者无能，下旨特杀通政使、都承旨。时三人，久跪门外，号求生。馆伴、远接使亦伏地哀请。余笑曰：‘所谓自杀伊家人也，夫往来各有道，何相逼耶？且王以此杀其臣，岂所谓使臣以礼者哉？’王闻，亦寝前旨。”//中国野史集成.第26册.674.
[8]全湜. 沙西集. 槎行录//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8册.470.
[9]赵庆男.乱中杂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298.
[10]郑忠信.晚云集.奉使虏廷请奏闻天朝移咨毛镇疏//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1册.43.
[11]郑忠信.晚云集.年谱//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1册.59.
[12]李植. 泽堂集.印议政府右赞成王成府院君张公墓志铭//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1册.448.
[13]金尚宪.清阴集. 请勿以中国物货与虏剳//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0册.89
[14]许.水色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6-7.
[15]赵翼.浦渚集.答崔完城鸣吉书//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1册.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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