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中国观》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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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出版社编辑之邀，写了一篇《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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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历史中截取一个时间段，以领先落后论定不同文明之优劣。再回溯历史，搜罗过去的各种蛛丝马迹，分析甲文明天生优越的根源，乙文明劣根性之表现。又据此断言，乙只有全盘抛弃自己的特性，全盘复制模仿甲，才有前途。

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盲人摸象的思维。不同文明之间的强弱对比是不断变化的，按此模式，就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稍有头脑者就能知其荒谬。

但若所截取的正好是最近三四百年的时间。那许多人仍会糊涂，他们会把近现代这个片段当成历史的终结。过去的一切都因为这个片段才有了意义，未来的一切都被这个片段所注定，过去的历史都是为了西方崛起的这三四百年埋下的伏笔。西方具有的特点那就是先进，是天生圣明；与之不同处，那就是落后，是劣等根源。其他文明，只有全盘复制西方的思想文化制度，才有未来，否则就是僵化保守。

这看来荒唐，但被不少人奉为圭臬。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是能摆脱这种思维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看来，西方近现代几百年的领先，并不应该被赋予特别的，绝对的意义。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的沉浮起落是很正常的事情。人类历史的发展应该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多元并行发展的各个文明，都有其价值。把当前时代和西方国家当成人类历史的顶峰，不过是一种幻想。在这种思路下，汤因比也谈及了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对世界可能的贡献寄寓了一定的期望。

外国学者涉及中国的观点分两种情况。第一类是汉学家，能读懂中国的原始资料。在某些片段，某些点上甚至有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另一类则并非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二手书籍的介绍以及到中国的访问旅游。汤因比属于第二类，其关于中国的论述，散见于《历史研究》、《人类和大地母亲》等长篇论著中。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未必有精力专门阅读了解。

日本学者编写的论文集《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把汤因比关于中国的一些观点看法荟萃聚集，介绍分析，提供了一个了解其观点的便捷渠道。

中国读者从这样一本书中应该预期获得什么收益呢？应该说这书的名称似乎就很令人振奋——“未来属于中国”。结合现在中国实力蒸蒸日上的势头，这本原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八十年代就有中文译本的书，在现时，似乎更可以让国人眉飞色舞。但我认为，如果把其当成满足国人虚荣心，催生精神快感的途径，那获益会很少。理性的态度还是鉴别分析。

对其宏观的思路，提出问题的意识，欣赏学习。

汤因比是英国人，并没有被自己母语文化背景限囿住，而是尽可能给世界各大文明以同等关注，认识到不同的文明所具备的独特价值。也没有陶醉满足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取得的巨大优势，而是能清醒的反省其不足缺陷，以及隐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和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是值得学习体会的。也可以借汤因比提出的论题思考一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里究竟有什么独到的地方能回应汤因比的期望。

至于其涉及中国的具体论述，则不能因其对中国某些方面的赞颂，就盲从信服。

受制于了解有限，汤因比涉及对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具体论述，多有隔靴搔痒，牵强附会之感。

汤因比认为未来的人类面临核武器、人口、生态的挑战，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大一统国家才能应对。而中国历史上长期保持统一稳定的经验，对这个世界性政府的构成会起到重要作用。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是有活力的，但容易分裂，不稳定的；中国文明则是缺乏进步活力的，但倾向于长期稳定和统一的。如果能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两种特点结合起来，对未来人类的发展就会大有好处。

汤因比对西方所谓的过度工业化，也有不满，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相对缓慢，能避免陷入西方片面追求经济，追求工业化的道路，有可能创造出农工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应该说汤因比的观点并不是太令人信服。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所谓全球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汤因比并没能予以充分有效的论证。至于认为中国历史就是缺乏进步活力但稳定保守，也是人云亦云的贴标签。中国古代皇朝的周期更替并非是停滞稳定，恰恰是社会高度活跃所致。入清后的停滞则是大规模民族压迫导致的社会活力窒息的结果，而非中国文明自身保守。

汤因比说的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也令人有些费解的。他似乎把这两个当成对立关系。其实在现代社会，工业落后，则农业也落后。工业发达，才可能为农业发达提供条件。中国近现代发展一度缓慢，那是不得已使然。如果有条件，当然也会追求高速工业化。

仅以上两点也可见，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发挥作用的优点，恰恰本身就建立在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

但话又说回来，汤因比毕竟是看到了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背后潜藏的危机。最核心的一点，用汤因比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

为此汤因比提出了各办法，包括建立世界政府，实现全球大一统的国家，包括乞灵于所谓高级宗教的作用，当然也包括希望中国尝试探索农工平衡的道路云云。

应该说汤因比指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甚至是颇有洞察力的。

如果用我过去表达过的观点来说，一方面人类掌握的力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类成员的精神素质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增长。这种精神素质具体点说可以是社会成员的毅力、品格修养、独立思考能力等。这种脱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发达的生产力，富裕的物质生活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个可能是为更多人把创造性劳动作为第一需要，解放自己的个性提供更优良的条件；另一个可能是让更多人放纵堕落，社会趋向腐化。至于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要看制度和文化了。

不能说汤因比提出的问题，意思和我说的完全一样，但至少是相近的。而他设想的解决办法，包括论述的中国所起作用等，则有些牵强，脱离实际。

但如果我们顺延汤因比的思路来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否真的有其独到之处？如果有的话，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按汤因比自己的概括，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深刻的宗教烙印。哪怕是在科技发展，宗教式微的近现代，一些以批判宗教的面貌出现的思想体系，细究一下，其实仍有浓重的宗教印迹，仍旧贯穿着宗教式的许诺和宗教式的宿命感。包括汤因比自己，其思想也浸透了很强的宗教执念，甚至其史观都自诩为高级宗教中心史观，

而中国文明，其思想文化，很早就呈现非宗教的理性精神。这点也是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家注意到的突出特征。如18世纪德国的沃尔夫在就职德国哈勒大学校长典礼上的演讲中说“我现在谈到的古代中国人在促进培养道德风尚的时候仅仅只运用自然性力量，这种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

一些人提到提到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常常说西方人注重个性，中国人则强调集体性，压制个性。这种说法用来描绘某些暂时现象，或有几分真实。但如用来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本质性的区别，那我感觉是完全说反了。

西方文化带有浓重深厚的宗教印迹，从其根源上说，就不是注重人的个性，相反更多强调集体性、服从性，排斥异端，注重外力的引诱或压服，无论对内对外都呈现这种特征。如果说近现代西方社会给人以更多个性自由的感觉，那只是其经济科技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的结果。而中国在近代遭受更多民族压迫，窒息扭曲了本身的文化特征。

中国真正的思想文化特征是尊重个性、启发自觉，注重人本身的进步。

《论语》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朱熹的《论孟精义》中解释说：“三军之帅，众可夺也；匹夫之志，虽万乘之主有不能屈，况可得而夺之乎？”“惟不可夺，是以谓之志，可夺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则可夺，志则不可夺。”

《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学》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儒家对“尊己”、“为己”、“立己”等概念也多有强调。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朱熹《论孟精义》中说“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明儒郝敬说“故‘己’重於天地万物，寻常行处，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程颐说：“不立己，后虽向好事，犹为化物，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启发人的自觉性。

《论语》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即人内在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点拨启发才能起到好的效果。

《易经.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即对方有内在需求，去成全他；而不是对方没有这个需求，你硬要去灌输，去给他洗脑。

《礼记.学记》中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君子对学生的教导开喻，是指引道路而非牵着鼻子走，鼓励强化优点而不是去压抑，打开其思路而不直接告诉其答案。

程子说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

人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强行给他。正因为其内心本来就有，故可激发之，让其自觉，自己发展成长。

朱熹说“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王阳明说：“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都是尊重人的个性，激发人的自觉，成全每个人的个性发展。

 

至于注重人本身的进步，更是贯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终，《大学》开宗明义就是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是个人之进步；新民是社会人群之进步。 “明明德”，非用社会之外力对个人加以改造、灌输。而是对人固有之天性，固有之个性灵明的启发觉醒。明明德即致良知，是每个人内在天性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也确实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的富裕繁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成熟，这种发达富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许多重复机械性劳动，甚至简单的智力工作都可以被机器代替。而另一方面，如果人群大众的精神素质不能随之进步，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文明的腐化退化，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低层次放纵享乐，越来越多人陷入心灵空虚。

带有深厚宗教印迹的西方文明传统，注重外力或外在权威的利诱恐吓，注重外在制度的束缚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要建立制度去改造人，试图强行把人群变成所谓道德高尚的新人。又会陷入极权主义的指责，是强迫把人改造成某种范本，导致一个令人窒息的极权社会。外力束缚和制度规范有其作用，但仅有外力制度，没有人的自觉需求，很难持久，也很难保持在健康的方向上行进。简言之，无外在，是空谈；无内在，则不持久。

中国传统本有一整套底蕴深厚的思想文化体系，尊重人的个性，启发人的自觉。如果充分弘扬挖掘这套思想文化体系的潜力，取其精华，适应时代需要，与发达的生产力、合理的制度配合。所起到的作用就不是什么改造人，而是成全每个人的发展。不是外界强求一律，个性泯灭，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的思想行为一致。外界不需要树立某个所谓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人，改造人；而是每个人至少有自己认可的理念（良知），把自己认可的理念落实，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就是很高的境界。而社会的任务，制度的任务，不是去改造你，而是在你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落实自己的理念的情况下，帮助你，实现每个人的自我成长。这对于整个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其实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阐述“立人”思想核心是一致的。

鲁迅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

“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所说的立人，其思想实质，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书说的也无非是立人。和明儒罗汝芳说的让人顶天立地，“大君子自树于宇宙之间”，“立己立人，己达达人，浑然而无彼此，洞然而靡始终”是完全相通的。

只不过鲁迅说“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是过于超前了。但若说是二十一世纪之新精神，再不济是二十二世纪之新精神，或许是不错的。而促成这“新精神”之实现，中国传统之思想文化体系当有独特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回应汤因比对中国的期许，也是可以的。

至于日本人编写的这本《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以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有识者的关切与焦虑，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期望，开阔眼界，在此基础上激发独立思考，也是有一定阅读价值。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