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全才排行榜第4名——俞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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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 ★★★★☆ 89

 

俞大猷武举取得很好名次(会试第五名)。其“少好读书”,曾经当过生员,也有文举身份,《名山藏》说“为秀才时从泉中王宣、林福、赵本学,授易”。文化水平是极高的,后虽“弃诸生”,改走武举道路,但以其水平,即便走文士科举路线,中进士也不难。

其谈武论兵,也喜用儒学比喻,如言“棍法如士者之读四书,四书既明,六经之理自明 。棍法既明,鎗钯刀牌狼筅诸技之理尽得之矣”(正气堂集.镇闽议稿)

李杜所写《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评价俞大猷曰:

公,儒者也。……所谓立马读易者,信哉。固守宋儒传注,不为他说所易。闻佛老之论,疾之如仇。”(20-63

从俞大猷武举会试所写论策来看,其对明初所编《性理大全》当烂熟于胸,信手拈来。

林凤仪在隆庆二年写的《正气堂集后序》中评价俞大猷

“公研穷于六经子史,而取材于秦汉六朝,又贯以宋儒道德性命之说,根极天理人心,煜然盛哉”

林养素则评论俞大猷“公之聪明才智,迥异同辈,而文章节行、道德经济,独任弗疑。读书以六经为宗,笃信固守,绝不为异端小道所乱。尤虚心降志于师友之间,学问资承,卓有源委”。

从学问水平和独立思想精神而论,俞大猷是名将,也可谓是大儒,其应试能力也强,放弃文举,而走武举路线,更多出于个人志趣。给个89分不为过。

 

文艺 ★★★★☆ 82

嘉靖时郑旻评论俞大猷之诗文雄伟清逸:

“不事崭绝之语,而锋颖不可玩狎;不矜悬河之辩,而浑融流转,浩乎无涯。”

“虚江公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挥戈讲艺,动中肯綮”(见《正气堂集序》)

林凤仪评价俞大猷之文章:

“前人有云,观诗者,如辨珠玉,须另具一眼。文亦如此。公文似矿金璞玉,隽永有味,且句法中有声响。此所以折冲樽俎,福及生灵,皆所以养成正气,实事业与文相通之验也。”(《正气堂集后序》)

不过为保守起见,这里还是打一个相对较低的分数 82分

 

 

武艺 ★★★★★ 100分

论武艺,若俞大猷排第二,则当时恐找不到人来排第一。

关于俞大猷的武艺,《明史》里都有颇为神奇之描写,当时广东新兴、恩平有所谓峒贼,屡屡叛乱,抢劫地方。俞大猷带着几个人就去平叛了,“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

《俞公功行纪》里则说“公谕以祸福,且教之击剑。剑术劲捷,变化如神,峝人所异也”。

所谓教之击剑,是委婉说法,真实情形,当是多人围攻,仍旧能被俞大猷之剑法制服,这才能让贼骇服。

让几个山贼骇服,是小意思。当年他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法,学成后,一次对练中“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1]

俞大猷剑术最为人所知的一次展示,应该就是让少林寺武僧俯首帖耳。

其《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一段序,交代少林寺武僧在他面前甘拜下风,专门派人跟随他学习剑法: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众推年少而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余南行出入营阵之中。”

俞大猷写的《新建十方禅院碑》有类似记载。且更详细,言宗擎、普从二僧跟随他学习剑法后,“虽未造于得心应手之神,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庶几矣。”[2]

当时少林寺应规模庞大,武风颇盛,才有所谓“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这千余人里武技之佼佼者,定然和俞大猷实际比试过,一败涂地之下,才甘心接受俞大猷之指教,甚至派遣少年僧侣长期跟班,当俞大猷的学徒。

百度百科俞大猷词条里,反说俞向少林寺学习剑法,就完全是颠倒黑白了。

戚继光之棍法应当也曾向俞大猷请教学习,从戚继光自述来看,虽然说得委婉,不是俞大猷的对手当属无疑。

不过最能说明俞大猷之武艺惊人,实战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应该是俞大猷写给谭纶一封信里的自述。俞大猷平生志向就是要在北方练兵破虏,让华夏军队之战力从此彻底碾压胡虏,在隆庆六年得知谭纶可能出任兵部尚书,觉得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心急如狂,连发数信,要求谭纶把自己调往北方出力。此时俞已是69岁高龄,为怕谭纶觉得自己年老。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还不老。此信堪称奇文,内容完整摘录如下:

《禀大司马谭》

“禀恩台,以猷为老乎?猷儿咨荣之母今又得孕两月。猷去冬在广西,因家眷已尽回家,乃买得湖广一女,得孕,此八月是产期。又房中尚有一二可望者。算命先生谓猷运今方亨通,故其气尚强健如此。恩台如不信,待猷至台下,试选三十好汉,各提枪棍,以猷一人独当。不令其披靡辟易,请就斧钺。猷日暮道穷,势诚急也。平虏壮志,报国雄心,竟不一试,恨遗千古,当有怜之者。愿恩台之图之也。”[3]

俞大猷不惜曝光隐私,先说自己孩子他妈又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又说自己去年冬天买得湖广一女,也让其怀孕。如果谭纶还不相信其精力强壮,就选三十个好汉,各提枪棍,让自己一人对付,不把他们尽数击倒,自己甘愿受死。

俞大猷这段里还提了算命先生,其实他本身是不信算命之类胡扯的,但为了能到北方实现训练车兵、扫灭北虏的抱负,可谓无所不至了。他说一人能击倒三十个提枪棍来围攻他的好汉,当非夸张。军中无戏言,谭纶也非虚言可欺之人。六十九岁高龄,尚能如此。其年轻时,武艺之惊人,更可想而知。其让山贼骇服,让少林群僧俯首帖耳,诚非偶然。

 

军事 ★★★★★ 100分

俞大猷可谓是军事全才中的全才,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步战、海战到车战,从个人军事技能到阵法,从心理战术到军器克制,无一不通,不精。击溃安南入侵,扫平闽粤山贼,歼灭倭寇海盗,大败北虏骑兵,建功从南至北。

其以车战败虏之事,《俞公功行纪》记载“曾以其车百辆,步骑三千挫虏十余万众于安银堡。虏救死扶伤,追奔逐北数百里,自入寇以来,未有此衄”《明史》中亦有“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

翁梦鲤评价俞大猷之军事业绩:

“是故北虏也、倭夷也、安南也、闽越也而四夷之守固矣;车战也、楼船也、火攻也、阵法也,而制御之术安矣;剑也、枪也、虎叉也、弓马也,而击刺之法精矣,至如料敌之明、应率之奇、荐贤之虚、服顽之裕、善后之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称曰仁义节制之师,而孙吴所不能兼”[4]

 

 

思想 ★★★★★ 92分

俞大猷是理学的忠实践行者,万事皆以理断。

《俞公功行纪》言俞大猷:

“绝不信神仙飞升、佛氏轮回、占相兆梦、祷祠禬祟、支干孤虚、云物氛祲、妖魔星术、堪舆奇遁之说。莅官誓众,陈师鞠旅,营室兴事率自决于理与时,而未尝一询于术者之口。”

李杜对俞大猷的坚定态度有些不以为然,“公独何所从而断以为不然也,可谓笃乎理而略乎数者矣。”[5]

俞大猷《与李克斋都宪又书》中说

“风角占候,奇门遁甲之事,猷平生不讲,故军中无此人。猷每以理度天下事,已过半矣,又何用一切无征之术数,以乱惑其智虑耶?不知公以为然否?”

摒弃一切迷信,尤其在生死相关的军事领域,这在古代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俞大猷能保持如此坚定态度,还是思想透彻清晰使然。

 

俞大猷对程朱理学之重大价值也有深刻认识,其在《慨世》一文中说:

“汉唐而下,身心性命之学不讲,圣人之道久湮,有宋诸儒始力倡之,圣道复明,如日当天,功真伟矣。今世讲学,实踵其事,志亦足尚,乃有背本骂祖者,吾不知其何心?而又有以佛书阐圣学者,异端是攻,吾恐道将衰也噫。”[6]

俞大猷并不反对明代当时讲学之风,反对的是略有小见微识,就背本骂祖者。俞大猷当王学盛行,轻鄙程朱蔚然成风之时,能立定脚跟,不随波逐流,非有真知灼见不能为也。

俞大猷推重宋代理学,但对阳明后学中有真才者也是尊重、惺惺相惜的。这从他的《与颜山农书》、《与徐凤竹书》内容可见。

 

俞大猷的军事思想也多有他人所未发之创见。比如对孙子兵法所论,世人多全然信从,而俞大猷则有不少质疑。

孙武强调怒、愠在军事作战中的弊端危害,强调要克制压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而俞大猷则反言之,强调怒、愠之积极性、合理性:

“武子(指孙武)惧天下不能忍而轻于愠怒,以至于危败;吾独惧天下苟安于忍辱而遂忘乎愠怒。其弊必至于萎靡而不可收拾,又岂但危败而已。即邵子曰:‘暴君之为天下害也浅,庸君之为天下害也深’庸君类能忍,暴君类不能忍者也。害浅、害深,君子宜知所戒矣。故平王能愠怒,必能复父之仇,天下可无春秋也。威王能愠怒必不命三晋为诸侯,天下可无战国也。二君当愠怒而不愠怒,卒延天下无穷之祸。善为治者,岂可苟偷一时之安全哉?”[7]

俞大猷非故作惊人之语,对于明代承平既久,人情习于苟安之弊,是颇有针对性的。此种思想在俞大猷著作中一以贯之。

不过这段里他引用的一句邵子曰“暴君之为天下害也浅,庸君之为天下害也深”倒是值得注意。

明初编的《性理大全》收录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中有此段话,但我查《邵雍集》观物内篇中并无此段。《性理大全》此段更似是对邵雍片段的阐释引申而来,则“暴君之为天下害也浅,庸君之为天下害也深”或是永乐时编《性理大全者》之明人所写。俞大猷熟悉性理大全,引用此句或邵雍原著。

 

俞大猷强调的“善为治者,岂可苟偷一时之安全哉”的思想,贯穿始终。其念念不忘要训练车战火器营,付诸实战,对北虏骑兵取得彻底压倒性优势,也正是基于此。他对自己这一思想,缺少志同道合者,颇感遗憾。其在《奉复双溪程公书》中说:

“存实心以灭虏,图奇功以报主。不幸目前一时之安得塞责以待迁,欲为宗社长久之谋,弃私家于不顾,猷求于今世内外公卿间,实未遇其人也。……猷,一南方小子耳。披肝胆而藐王公,忘死生而志补报。谈兵于三关之间,遍览边陲形势,立马于八啰之山,看破北虏虚实,亦空谷足音也。天欲平灭北虏也,当今之势或不能舍猷;如未平灭北虏,猷且卷而怀焉,猷敢易进而难退哉?” [8]

 

其在《与京师诸老书》中阐述其大力发展火器与战车结合的军事思想,将之上升到千古事业的高度,确可谓高瞻远瞩:

“每十人中,八人习火器,二人习弓矢,此又超越千古之妙略,职窃谓非车以为之闲卫,则火器无所施。车制从古以来,人异其法,职平生考究,试造试用屡矣。其在大同所制者,虽有益实用,比前古不同。今在南方考究再造,登山涉水皆不碍,比之大同所制又轻便矣。职岂敢妄言骇世。”

“铳得城以为卫,城得铳以为威。车者,有足之城也。与火器相资,则可以破虏矣。此法一行,非但可以破虏于一时。千古之下,相传取法,其功无涯也。职年已六十,平生抱此未得展布以传后,死必不瞑目。千古一时之事业,庙堂之上不俯就相成,诚可惜哉。”[9]

俞大猷说的“车者,有足之城也。与火器相资,则可以破虏矣。此法一行,非但可以破虏于一时。千古之下,相传取法,其功无涯也。” 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的这个军事思想,继续往下发展,到近现代,就势必产生类似坦克一样装备。靠骑射逞威的游牧狩猎部族政权,在这种“有足之城”的火器装备前,自然再无横行可能。大力发展火器装备事业,确实可当得起千古一时之事业。俞大猷本身是冷兵器的顶尖高手,但他在发展火器装备的见识上面,同样是居于时代之最前列。

俞大猷把自己设想的战车火器事业重要性看的极其巨大,甚至说成中国和夷狄盛衰气运相关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没有半点谦虚之态,完全是一副当世舍我其谁的姿态。其在《与姜凤阿书》中说:

伏自思,维庙堂此举关系中国夷狄之兴衰。中国之运果当兴,夷狄之运果当衰,猷之道不终废,未可知也?猷车制详见小集”[10]

在《禀大司马谭(隆庆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说:

“猷之所以汲汲欲舍南而之北,舍易而就难,实有真见在其间,且非但为备虏一事耳。唯恩台能知猷之心与古今干进之士正大不同”[11]

 

万历初期,俞大猷应该也确实被调去训练车营了,不过和他大展身手,训练车营用于实战的设想,有很大差距,所以与人书信中颇表憾恨。

万历八年其在《与陈我渡公书》中说:

“庙堂之上,已有保邦制治之良图,猷老不能用,自愧尸素。踌躇于数年之间,徘徊于三宿之际,此心实不能已。归于江湖有遗忧矣。所恃社稷大计,名公能任之。窃意宜堂堂正正列一车阵,,冲虏老营,决一战以破之,乃可立威,而使其心服。噫,此未易一二与世人言。”[12]

所谓保邦制治之良图,多有讽刺之意,应该是讽刺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实则为龟缩保守,修补弥缝,苟安一时,靠着节缩开支,避免战事,求得一时之平安。只见目前之利,而无经国之远略。

在《与穆老大人书》中说得更明白:

“今天下可忧,惟在北虏。猷疏稿言之详矣。二华老仙化,后人即不肯覆行。又庙堂之上,凡相遇间,皆讳言兵,况肯求能将兵之人乎?猷故曰:他日当天下大事者,或伏在百寮之中,非见居要路诸老也。”

二华老,既谭纶也。指谭纶去世后,其设想更无人支持,庙堂之上,都讳言兵。俞大猷显然对张居正以苟安为振兴之举措,是非常失望的。所以对当时身居要津之大佬不报希望了,而把能担当天下大事的希望寄托在百僚之中。只是没想到张居正之后官员更不如张居正矣。

其与《与林碧塘书》中言治河,未尝不是说治虏乃至治国:

“任天下之事有为目前计者,有为长久计者。如不屑为目前之计,必其有长久之计,自执以破之。若无长久之计,不得已则姑为目前之计,暂且塞责,亦一说也。”[13]

 

俞大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是所谓“正气”和“血气”之辨:

 “敢问何为正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能轻天下无道之王公,而王公失其贵;能贱天下不义之金玉,而晋楚失其富;能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天地失其大。敢问其所谓血气者,是吾足称于大君子之前哉?彼其凶狠狼虎之状,咆哮虎视之雄,常恃己之锐,以乘天下人之堕与归  ;一旦而自蹈乎堕归,他人亦以其锐乘我也。”

他批评以前之军事家,多强调“血气”,而对“正气”的阐述和重视程度不够。引申俞大猷此论,则亦可以开后世军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之先河。士兵作战,不单凭血气之勇,若能树立正气,则更胜血气。

 

俞大猷对孙子“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之论也有批评,一般理解孙子这句话应该是结合“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而在俞大猷看来,不同时代有不同情况。春秋战国之时,列国相争,不利于持久作战,但时代不同就不能一概而论,该持久时就应持久:

“世之徒读其书者,每以师老财匮为辞。……后世,堂堂讨罪,有征无战之兵,必为万全之画。……愚见世人欲图速成之悻功,视三军之命如草芥,往往而然,皆孙武子一言误之也。”[14]

以财政紧张要就速战,导致军事失败,想省钱,结果更费钱,也白白牺牲士兵性命。其实以明代中央朝廷镇压叛乱而言,朝廷毕竟掌握全国之人力武力,如果说朝廷不利久战,那只有弹丸一地的叛乱、分裂势力,就更不利久战。不具体分析敌我形势利弊,一味要求速战,结果反而招致更严重损失。俞大猷的观点,也预言了后来明军作战失利的模式。

 

 

理工 ★★★★☆ 86分

 

俞大猷在车战器械设计上,独有心得,为当时其他人所不及。

这前引俞大猷自述:“车制从古以来,人异其法,职平生考究,试造试用屡矣。其在大同所制者,虽有益实用,比前古不同。今在南方考究再造,登山涉水皆不碍,比之大同所制又轻便矣”已经可见。

而谭纶对车战,也特别推许俞大猷,认为自己和戚继光都不如他。

在谭纶的《特荐大将讲求车战共图安攘疏》中说:

“不知今日破敌之防决非车战不可。而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而庙议顾不之许,盖缘陛下与在廷诸臣尚未深知俞大猷之为人耳。”

 

除了战车设计上的贡献。俞大猷在治河上的见解也相当高明。《与林碧塘书》言:

“黄河之水如何而淤,如何而通,不求其故,唯用力于堤,其在他日,淤上加淤,将遥堤之上复加遥堤乎?《神河解》因慨而作,有采而行之,则遥堤自然不筑,崔镇自然不塞”

《神河解》言:

“黄河之水奔趋不常,人以为神,愚曰:非神也,势也。神则目不可见,理不可推;势则目可见,而理可推也。……(以下言治水之理,深入具体)浊水能生积沙,清水能克积沙,以水治水,思过半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水之清浊,非高非远,千岁昼夜如斯而逝,不求其故,而归于不测之神,何哉?”[15]

 

理工上给俞大猷86分不为过。

 



[1]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1

[2]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25532

[3]正气堂余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435.

[4]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396

[5]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1

[6]正气堂续集.卷四. 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34

[7]俞大猷.会试论策?安国全军之道.正气堂集.卷一. 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92

[8]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108

[9]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303-304

[10]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432

[11]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434

[12]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11

[13]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15

[14]俞大猷.拙速解下.正气堂续集卷四. 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33

[15]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20.515-517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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