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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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行
所谓五行，郭店楚简《五行》曰:“仁、义、礼、智、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1]。
后世之五常：仁、义、礼、智、信，当系五行讹传后之结果。五行之出处或在孟子。孟子曰：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此将仁、义、礼、智、圣相同句式并列，可见已将此五者视为一个系统。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2]
这其中提到的五行，当即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也。郭店楚简《五行》未出土前，世人或以为指五常，或误以为此五行乃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然彼五行乃邹衍阴阳家之论，故多疑惑。楚简之后，则此疑当散。
五行和五常之区别，在“信”与“圣”之替换。
儒家虽提倡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此提倡非无条件的，和“仁、义、礼、智”比起来是次一等的价值，故孔子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需要符合道义才行，不能为守信而守信。故此孔子甚至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圣”则不同，圣某种程度上是“仁、义、礼、智”四行之汇合升华。
朱子曾说仁包义、礼、智：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3]
“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
“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4]
“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处，所谓‘保合太和’是也。”[5]
“仁”能包四者，“圣”则可包五者，某种程度亦可说仁为体，圣为用。
五行之所以为五行，正在于其流行也，在于畅通也，不通则不能行也。
仁者，感性之通；义者，信念之通；礼者，践行之通；智者，知识之通；圣者，天人之通。
一元生生之气流转不息，畅通无阻，蕴无限生机，此所以为五行。如前一章的《性命论》一节所言，“概率密度分布越偏向于仁义礼智圣权重更大的气禀，则该种气质之性的测度也就相应越大，也就越接近于人类的天命之性”，所以一定意义上可将仁义礼智圣直接称为性乃至性中之性。不过这样的论述毕竟还是有些迂回曲折。
这里不妨从另外一个更直接角度来论述，数学里一个被映射的对象往往可以反过来成为更高一级的映射，在这里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路。仁义礼智圣本身仅仅是气禀的一些分量。但这些气禀分量本身反过来可以成为主动把环境的概率密度分布联系到对应的天命之性的映射。“智”可以主动分析判断某类环境之下，最适合的气禀分布为如何，仁义礼圣能主动约束调控样本，使得其分布趋向于天命之性。故此仁义礼智圣虽然一方面可以看成仅仅是气禀分量，另一方面又可看成能将环境映射成对应的天命之性的的映射，也即泛性，是性中之性。儒家所谓尽性，亦可看成对仁义礼智圣这类泛性的实现。
二、五端
然而要尽性，需要循序渐进。性作为一种气禀的概率分布，其实现之可能性本身就内蕴于人所具备的气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性是人之所固有。但要把性之全体呈现出来，则须一步步来。此正如一颗小树苗已经蕴涵了参天大树的全部基因，实现小树苗到大树各个阶段之气禀最优概率分布的性本就是其所固有的。但要使这些基因充分发挥作用，则仍需肥沃之土壤，需要充沛的阳光和雨水。能让树苗的根系和树叶获得足够的营养，才能真正成长为大树。
人也是这样，仁义礼智之泛性，人人固有，但实际呈现的却往往只是泛性之端，这泛性之端就如树苗的根系一般，只有从此入手，才能逐步发展，最终让性之全体呈现出来。
孟子有所谓四心四端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提出四端说是一大理论创举，足以破千古迷局。然而在四端与四心之具体对应和分配上则有大问题，作为理论之开创者，有此疏漏，不足为奇，无人提出修改，则未免遗憾。
孟子本义，四心乃智识未成之幼童，未受教育之村夫都具备。乃泛性之端，故必须追根溯源，扪心自问，实为真实体验，妥帖无比方可与四行对应。
言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没有什么问题。
但说羞恶之心为义之端，就有问题了。所谓义乃是个体对自己所认可的有利于群体的价值判断体系的践行。个人发自内心认为对的，有利于群体的就去做；认为错的，不利于群体的就不做。哪怕一时被他人嘲笑羞辱也在所不顾，如孟子所云“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所谓的“义”。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于是非观念的体察与接受才是“义”的发端。而羞恶之心恰恰是侧重点在于人对外界的顾虑和反应，把羞恶之心作为义之端，即便从孟子自己提出的“义内”的观点也是矛盾的。
所以合理的对应当是：
是非之心，义之端也。
“是非之心”与“义”有内在联系，这在先儒言论中其实也有体现，比如朱子曰：
“凡言，须先度是非可否。果近于义而后言，则其言可践。恐不近于义，其言将不可复也”[6]
先度是非可否，这便是是非之心，便是义之端。原先孟子将“是非之心”作为“智之端”显然是不成立的。是非之心其实是把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作为信条接受下来，然后以此信条来裁度判断某事是否符合此信条，这是义之端，若进一步能在实践中坚守信条，便是义本身了。
如果要追问为什么这个为是，为什么这个为非，这种追问和质疑，才可算得上智之端。这就是“义”和“智”的区别。一个在于把信条，把某种是非判断作为前提原则来信奉，但并不关心为什么。一则是关心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
是非之心，人人皆有。小孩看动画片，或看电影，往往会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分清了好坏，他就会看得兴致勃勃，好人得胜就高兴，若坏人占上风就着急。儿童的这种心理，即可谓是非之心。不仅是天真之儿童，甚至关进牢狱的罪犯恶人，也会有是非之心，他们如果看小说，看电影，也会分出善恶好坏，情绪随着故事走向涨落变化。其是非之心固未泯灭也。
接下去“辞让之心，礼之端也”问题就更大了。人若回忆小时候，其实并无什么辞让之心，看见什么好东西，第一本能反应是自己享用。如果说有辞让的行为，那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后天灌输得来。辞让的真实心理动机其实是，如果不辞让，那是否显得自己太自私，要被人鄙视看不起？这与其说是辞让之心，不如说是羞恶之心。
羞恶之心，才是礼的发端，才根深蒂固。
自己失礼，则羞愧，怕被别人嘲笑。就如《红楼梦》林黛玉初入贾府，言谈举止，谨小慎微，严格按照礼节，生怕失礼就被人嘲笑了去，这就是羞恶之心，就是礼之端的明证。
如果他人无礼，则厌恶，觉得对方可恶。这也是日常生活每个人都有的体验吧。
辞让之心并不存在，就算有也是外加的，并非来自于人的本心。而羞恶之心却是真真切切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理底层。所以这一句当改为：
“羞恶之心，礼之端”。
“是非之心”不能作为智之端，理由前面已经论述，那什么才能作为“智之端”呢？
我觉得是“好奇之心”。
有了好奇心，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在解答这个为什么的过程中，正是把人掌握的各种知识整体上贯通联系起来的过程。
一切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一切思想上的突破，本质上都来自于好奇之心。好奇之心不能说是智慧本身，却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
好奇之心人人皆有，尤其在普通人智力发展最为迅猛的童年和少年阶段，表现最突出。而那些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恰恰是能终身都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
“好奇之心”为智之端，远比把“是非之心”作为智之端要恰当得多，我想这点上，应该不存在多大争议。
孟子只说了四端，对“圣之端”是什么也有讨论一下的必要。“圣”一般之理解就是在道德或功业上成就登峰造极者，如果考察一下“圣”的实际使用，则发现一般是在某领域有巨大的开创性贡献或里程碑性质成就者可被称为圣。伏羲、黄帝、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被视为圣人，都与其在政治、文化、思想学术、教育上有巨大开创性成就有关。除了这些之外，传统还有所谓酒圣、茶圣、诗圣、药圣、兵圣、书圣等等，也都是指各自领域内有巨大创造性成就者。
故此我们可理解“圣”与创造性有关，当然此创造性往往不仅仅指专业领域内成就而言，也和人品境界有关。套用句过去文革的术语，又专又红可谓圣也。
既然和“圣”与创造性有关，我觉得不妨把“创乐之心”作为圣之端。
所谓创乐之心，也即能感受到创造性活动带来的快乐之心。创乐之心与羞恶之心、好奇之心等一样也是人人皆有。幼儿园小朋友如果成功的堆砌积木，也会快乐高兴。小学生如果能用自己独立思考解决一道难题，也会兴奋喜悦。画家之作画，音乐家之作曲，作家之写小说，科学家发现一个理论，皆会感觉到巨大的创造性快乐，此种快乐非其他乐趣能比。如果能以创乐之心为契机，为基础，不断加以放大，对一个人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不断加以正面激励，加以合适的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不断提升其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提高其技艺水平，持之以恒，则任何人都可能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当然创乐之心的理解可以更开放一些，所谓创乐不仅可以是某种事业、某种活动上的创造之乐，更可以是一个人自身品格修为上不断提升突破的创乐。所谓“创”者：始也，造也，破也。对旧境界之不断打破，对新境界之不断实现，此可谓创。故“创”不仅可指事业、技艺之创，同样可指人品修为之“创”，更可指社会进步之“创”。《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曰“作新民”，此即是“创”之体现。
因自己品格修为之进步而快乐，因社会之进步而快乐，此亦可谓“创乐之心”。这样的创乐之心和事业学术上创造性活动产生快乐一样，也是人人皆有。甚至可视谓人之社会本能。
如结合庄子所论，则“创乐之心”亦可说成逍遥之心。如果能象保存火种一样小心翼翼保护好“创乐之心”，并充之，扩之，使其由小小的火种而成明亮的火炬，或火炬而成燎原之大火，则即可至于圣人境界也。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创”都离不开人的独立思考，“创”和“思”有内在联系，而“思”和“圣”又有内在联系，《尚书.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
此所以谓“创乐之心，圣之端也”。
至此五端之论修改补充完毕。总结如下：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是非之心，义之端也；
羞恶之心，礼之端也；
好奇之心，智之端也；
创乐之心，圣之端也。
仁、义、礼、智、圣五者需要从此人人皆具之五心入手，配合以合适的制度环境加以引导，加以扩充，积久则自沛然不可御，达于尽性至命之境界。如孟子所言“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
五心为泛性之端，由五心入手，实现五行，正是先易后难，道不远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体现。正是朱子所言“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7]。这个过程不是对人的所谓改造，恰恰帮助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成。
合理之教育，当首先帮助每个儿童充分体认把握自己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好奇之心，创乐之心，让这五心有充分成长壮大之空间，而不可压抑打击。
[1]《郭店楚简简明读本（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7页
[2]《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1995年出版，第84页
[3]《朱子全书》 第24册 《朱文公文集》第3589页
[4]《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第251页
[5]《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第695页
[6]《朱子全书》 第14册 《朱子语类》第768页
[7]《朱子全书》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