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西方科技交流对比看清代的倒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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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观点。全书充斥着对清统治者的吹捧，然而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却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清政权头目虚荣心的《皇舆全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时，该书宣称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论据是什么呢？并非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势力大小来衡量。按该书说法，明末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清统治下呢？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1]
这确实是令人惊愕的。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是不能如此偷换概念的。
天主教会在西方本就以反科学，阻碍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时，为了吸引士大夫，不得不在外界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丢掉愚昧落后的宗教糟粕。科学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清，传教士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基督教可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体现了清统治的愚昧落后。然而到了该书，却反成了褒扬清的根据。按该书作者逻辑，清朝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清建立统治已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过了一百年，清统治下的大小头目、奴才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披着学术论著的外衣，却无视基本的逻辑，为清统治者极尽粉饰之事，不能不说让人相当遗憾。
其实再看该书作者下面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也可看出荒唐。一面还在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然而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压缩版，改换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拿出来充当清朝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单凭清时期的东西实在不足以撑不起台面！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何兆武先生则说：
“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以牛顿的古典体系为其代表的近代科学在中国之正式登场，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李善兰的手里，即晚于西方整整两个世纪;但对于这一近代体系的思想酝酿却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初期的徐光启，即和西方近代思想的奠基者培根、伽里略、开普勒、笛卡尔等人恰好同时。”
“徐光启的巨大哲学贡献，或者说他思想中的近代因素，并不在于他的世界构图而在于他的思想方法论，在于他在长期系统的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能把数学化置于首要地位，从而独立地在中国摸索到了近代科学的边缘。”
“ 徐光启本人既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有理论深度的思想家。他曾评论过前代许多科学家的缺点，指出他们是‘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法’和‘义’有别；法是指根据经验对数据进行推算，义则是指构成为自然现象内在联系的数学原理。他要求科学必须是有法、有义，即必须把观察和实验所得的数据概括为数学原理来加以考察。要做到这一点，就有赖于一套新的思想方法论，而这种新的思想方法论正是他在一系列著作中所反复著意加以发挥的。”
“李约瑟论及当时中西文化接触中双方的世界观时就曾提到:‘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一些’。当时这批西方神学家大抵停留在中世纪僵化了的世界观框架之内。”
“作为当时中国科学家的卓越代表人，徐光启的思想对于准备迎接近代科学应该说是酝酿得相当成熟的，他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任何障碍，足以防止他去接受先进的近代科学。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之始终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因为强调自然世界的必然性，在理论上就势必导致否定经学教条的神圣性，这一点是中外历史莫不皆然的。把自然世界数学化的努力，就意味着要求从中世纪的质的世界观转移到近代的量的世界观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上和世界观上的转变，乃是建立近代科学之所必需。但是把自然世界的神圣性还原为物质性这一近代科学的思想前提，却当然不可能指望着神学家的经院哲学有以促成。” [2]
也许有人觉得何兆武先生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其实不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3]。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评价：
“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如气象）、社会现象的研究（如会计）和工程技术（如钟表制造），就当时情况而言，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详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4]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
“这条议历法，立论简确，列款明备。修正岁差等事，测验推步、参合诸家，西法自宜兼收，用人精择勿滥。李之藻着速催前来。仪象急用，工部委官督造。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门知道”[5]
但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加之明朝内忧外困之下，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
“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主要是自然事物）规律的学问。格物穷理之学运用数学的演绎推理来认识事物，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近代科学的特征。……何兆武因此说：‘徐光启在思想方法上正在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还将数学原理用于人口等社会现象的研究。”
“徐光启强调格物穷理之学中的各类知识是以相同的认识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些方法就是：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来认识它；以演绎推理形成知识，力求发现事物自身所有的数量关系。相对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经验性、无条理状况，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现象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6]
何兆武说：
“对徐光启，自然本身就‘有理、有义、有法、有数’，问题只在于如何掌握事实并通过数学加以总结，此外不再需要任何先验的概念或假设或任何神圣的启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式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观念几乎是呼之欲出。事实上，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是远远超出当时和他往还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的。他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徐光启小培根一岁，两人同为开拓一代新思想的先驱，两人都在渴望并呼唤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有趣的是，两人同为高官，又都没有政治成绩可言。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但他没有能很好地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徐光启所用的方法更接近于伽里略，而且他首先肯定的是自然界的铁的法则(笛卡尔认为就连上帝也要服从这个铁的法则的)，并努力求之于数学原理;他本人对科学实验的具体贡献也不是培根所能比拟的。然而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的思想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而徐光启的思想却有如昙花一现，从此光沉响绝，并没有继续发挥其对近代科学的催生作用。那原因并不在于徐光启本人的思想，而应该归咎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7]
应该说何兆武先生对徐光启的评价是完全公正的，当然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徐光启的思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不在于社会环境，而在于取明而代之的清朝统治导致的社会倒退。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卞僧慧先生在《试论徐光启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
“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部族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全力维护封建 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门知道的’的批语。可是不久，徐光启就死了。明朝政权危机日深，来不及‘料理’就覆灭了，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当时不那么落后的中国，经过清朝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8]
台湾学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有这么一个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怀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后发表于德国的《欧洲天文学界》杂志，文章中说:
三年以前，当我试验蒸汽之力时，曾用轻木制成一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火炉，炉内满装以燃烧之煤，炉上则置一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青铜制之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立轴上之小齿相衔接。故当立轴转动时，车子就被推动而前进。
在立轴之上，别装一直径一尺之大轮。轮的全周装置若干叶片，向周围伸出。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经一个小管向外急剧喷射时，冲击于轮叶之上，使轮及轴急速旋转，结果车子前进。在相当高的速度之下，计可行一个小时之上——以汽锅内能发蒸汽的时间为准。
当试验的时候，为防止此车直行过远，在后轴中间，装一杆，可以任意替换方向，……，……，用此种转向装置，可以使此车沿一圆周驶行。且按照使舵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线的曲率变大变小的结果，因以适应试验地点之广狭。
这个机器的实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够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的转动机械上面。例如一个小船，可以由汽锅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面上环行不已。我曾经制造成功过一个，并把它献给皇帝的长兄。汽轮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只有蒸汽由气锅外出的声音可以听到，与实际之风声或水在船边之冲激声相类似。其次，我曾经在气锅上另外焊接一个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并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个笛子的吹口。结果当蒸汽外逃的时候，所发的声音，象夜莺的啼声。又曾用一具于钟楼，以为时钟运转之原动力。
总之，这种动力的原理既然已经成立，则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兴趣的应用，都不难通过思索而得到。
下面是方豪先生的评价：
南怀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冲动式汽轮的试验，并推广其应用。该构造完全相同，仅应用处稍加变化，并加一转向机构。……
南怀仁的试验，其眼光和应用范围，比西方同时期的要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的原动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车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的原动力，比Symington的轮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为汽车的原动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车早二百年……。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的试验和广泛的应用建议，实在是Branca冲动式汽轮之后应当大书特书的。[9]
南怀仁当时一直在中国，和康熙本人接触频繁，他制成的蒸汽动力的小轮船也曾直接献给清朝贵族头目。应该说如果康熙有崇祯皇帝一半的见识，中国也完全可以借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实际结果如何呢？在康熙的愚昧统治下，南怀仁的试验和发明完全被清朝贵族当成个人玩物，对于中国发展没造成任何影响。这真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进的东西，已经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去利用。
清初，延续明朝的余波。中国还出现过几位光学仪器和机械物理方面的杰出人才如孙云球、黄履庄等人。他们延续了明朝薄珏、王徵的传统，在玻璃透镜、机械物理以及各种仪器方面有一定成就，制作的仪器有望远镜、显微镜，取火镜，取水镜，温度计，湿度计，自动风扇，其他自动机械等等。但在愚昧的清统治下，当然全归于无用。
[1]张承友，张普，王淑华.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学苑出版社，2002：252.
[2]何兆武.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1):1-10
[3]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中华书局，1963：337
[4]尚智丛. 明末清初 1582-1687 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32-33
[5]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中华书局，1963：338-339
[6]尚智丛. 明末清初1582-1687 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33-34
[7]何兆武.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1):1-10
[8]卞僧慧.试论徐光启的历史地位//席泽宗，吴德铎编著.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23
[9]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755-756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