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西方科技交流对比看清代的倒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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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篇文章最早大概是2006年5月贴在天涯论坛上的，后来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何，天涯上的这个帖子已经找不到了。应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对这篇旧文做了一下修改，以作为新书附录。主要是增加了参考文献注释，删减了繁冗累赘之处，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也删掉一些不必要的尖锐用语。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1]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为“民族团结”效力。这是隔膜所致，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
瞿式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2]
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清廷统治凶虐，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一些亲历清军暴行者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4]，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见有人指摘清廷暴行，揭露清廷愚昧专制，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指摘不已。在这些人的头脑里，似乎为清军暴行极尽掩饰之能事，为清廷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清廷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就应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清政权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倒退。对其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暴行，更是任何尚有良知者，都应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明末清初抗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清廷鹰犬、屠杀平民者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清朝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清廷屠城、迁海、文字狱等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灭金、宋时，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欧却没有受到类似程度的摧残。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文明一向具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具有活力的表现。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明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还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晚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本意决非传播科学，但结果却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译大量科技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要想取信于士大夫，赢得尊重，只能如此。以传播宗教为己任者在明代中国却不得不传播科学，这本身就意味深长。
晚明，传统科技的一些领域已开始自我革新，加之知识分子热情引进西方知识，中国科技正呈现出弥补自身固有弱点的趋势。有理由断言，继续这个过程，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不象西方有宗教设立的重重障碍；也因作为科学基础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中国远远领先于西方。
一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渡过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关口，中国文明当能重新放射出耀眼光芒，执世界文明之牛耳。
而这一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难抵御外敌侵袭的时机。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中国遇上后金部族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终止了。
明亡后，情形发生急剧改变。清的残暴统治，使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士合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上呈给清帝的科学著作也被打入冷宫。原本应该用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沦为皇帝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如果说清治下的中国因客观条件限制确实不存在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现代人当然不能苛求。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现成的，明代留下的中西交流的条件已经是很优越了。一方面有为数不少的本土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了西方人士不断来华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西方同步交流发展倒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在清的奴化统治下，所有机会都化成泡影，不仅没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甚至连明代已得成果，已获进步，也几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破坏的时才可比拟。
有些人说，晚明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尤其是明末战乱，统治真空所致。到了晚清，不也是思想活跃，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科技么？并不能得出明朝比清朝优越的论断。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大多生活在经济繁荣，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蛮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生活在所谓乱世，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清朝的万马齐喑，人才被禁锢，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并论，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是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清廷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提并论，本就荒谬绝伦。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不妨先来说说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让某些人心潮澎湃、颂圣不已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译著，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这部丛书，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照理来说，明朝的崇祯皇帝都能热心鼓励西方科技书籍出版流行。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是没问题的。
然而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康熙也确实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5]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汇集了西方科技和思想译著的丛书，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奴才，留下这段记录，本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主奴愚昧的写照，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便已为人所知。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6]，明末清初一代文化思想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人知道的知识，到了清朝主奴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31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7]，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明末，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8]，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清朝统治下也彻底散失。
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在《中国通史》有这样的介绍“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9]
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清朝君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10]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里面真正介绍到的书，其实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
这里没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1]顾炎武. 亭林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31
[2]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9
[3]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27
[4]黄海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57，99，218
[5]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华书局，1984：1104
[6]王昂.本草备要//中华医书集成.第五册.本草备要.本草类1辛夷条“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90
[7]徐光启集.下册.王重民辑校.中华书局，1963：374
[8]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己巳
[9]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16 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 .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72
[10]袁媛.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04):40-45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