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时间非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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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这本书大致看了一下。按该书所说，中国真正能算得上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大概加起来只有13年。1957年以前算八年（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只有五年），然后大跃进造成破坏后的调整恢复时期算五年，其他时期和计划经济没多大关系。包括78年后到九十年代初那段时间，其实也不是计划经济。

当时领导人反对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理由，和现在推崇市场者，几乎如出一辙。认为经济上高度集中就是束缚人的积极性，所以要下放权力，让企业和地方有自主权。放权造成盲目生产泛滥，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仍不能扭转既定观念，到文革时期，又来一次。表面上说计划，实际上在不断破坏计划，这经济自然时不时陷入阵发性痉挛。人民的劳动热情并不是不高，干活并不是不卖力，只是大量辛勤劳动还是在命令破坏计划中浪费掉了。

在中国，78年以前是不断灌输所谓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如何束缚积极性的理念，改革开放时期对计划经济的排斥，转向市场经济，是这一理念的自然延续和逻辑必然。比如八十年代颇为流行的说法：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其源头和前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

而实际上计划经济在中国，何尝有过一收就死？唯一真正实行算的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61年后的调整恢复时期，那时候恰恰是经济一收就活。不但是活，而且是活力四射，经济飞速发展或者恢复。

一收就死云云，不是得自于对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践情况的总结，更大程度是既定偏见下的执念。

按《筚路蓝缕》一书的说法，78年前，按领导人的理念，地方分散建设了许多不能被纳入计划的小企业。“34.8万个企业，只有4000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不可能纳入中央计划的小企业。”

“改革前夕（78年前），中国只有3%的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名曰计划经济，实际名不副实，‘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未曾面世’，‘经济建设计划服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科学决策受到干扰’”

中国对计划经济的排斥心理，和赫鲁晓夫其实相当类似。赫鲁晓夫掌权后的苏联，对计划经济的破坏式改革思路和58年的中国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程度上轻了许多，但其实已经把计划经济活的灵魂给阉割掉了，而之后，这个灵魂再也没有被恢复过来。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虽然一段时期高度集中程度上有所恢复，但失掉这个灵魂，高度集中也不可能呈现活力了。

官员普遍存在的对计划经济排斥心理，或和计划经济强调科学理性、系统规划，排斥个人任意指挥有关。当时领导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陈云、李富春等人主持的计划工作非常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对计划工作无法插手。等到计划编制好，送交签字，不管是否看得明白，也只能签，感觉憋屈，按领导人自己说法是被强迫签字。这和按照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运转的心态，是发生了极大冲突。

这和市场经济下还不一样。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大家不能影响市场，不会有太多心态失衡。有宏观规划指导的市场经济，那种情况下，领导人还是可以感觉到自己把握整体方向的重大作用的。而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似乎经济运行就是政府来决定，但这种决定控制却不是具体哪个人说了算，尤其领导个体所起作用的比例份额似乎大大下降，感觉计划委员会倒凌驾在自己头上了。计划委员会与其说是一个政府机构，更大程度上象是一个科学机构，让一个科学机构凌驾在官员头上，是会造成官员心态失衡的。

计划经济这种先天的科学理性反官僚的特质，确实和官僚主义，尤其是官僚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运行，有本质性的冲突。官僚化一方面直接窒息计划经济本身的活力，另一方面官僚自身的倾向就是排斥反感计划经济。

斯大林在苏联开始施行计划经济的阶段，把反对官僚主义上升到一个极重要的高度，认为官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障碍之一，而不提高群众的文化，不让群众有权力批评和监督官员，就无法反对官僚主义，应该是有先见之明的。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