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权力制约的刚性约束和弹性约束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三、明代权力制约刚性约束和弹性约束的辨析
整个明代，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个性张扬，敢于和皇帝对抗，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什么皇帝个性太软弱或太无能的结果，而是有深刻的内在的制度保障。
1、对少部分时间皇帝和宦官专权的辨析
明代也确实存在皇帝专制跋扈，大臣唯唯诺诺的时期（比如嘉靖中晚期），也存在宦官专权横行的时期，那对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回答是任何一种制度，它针对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情况。一种制度无论设定了什么样约束，都必然有突破这种约束的人。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恰恰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时间能够突破约束，而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宁愿遵守约束中得到体现。
最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因为有了法律，就没有人犯法了呢？当然不是，杀人、抢劫、强奸照样层出不穷。难道能因此说法律制度不是制止随意杀人，制止抢劫的制度保障么？当然不能这么说！恰恰因为不断有人杀人，不断有人抢劫，然后杀人的被抓起来枪毙，抢劫的被抓起来坐牢，然后更多的人遵守法律规定的约束，这才成其为一种制度保障。
明代的政治制度的安排，舆论控制权的独立性也是同样的道理。皇帝可以给官员肉体惩罚造成肉体痛苦，官员和百姓的舆论可以给皇帝精神惩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皇帝可以不顾舆论，专横跋扈，大臣可以不顾舆论迎合皇帝意愿，但结果是皇帝本人被丑化得不堪，大臣因为得罪舆论而身败名裂！
嘉靖一个老头子了还要被海瑞进行羞辱，被说成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严嵩，张居正等人卖力为皇帝效劳，结果却弄得家破人亡。这样由制度原因造成的结果，当然是让大部分的皇帝，大部分的文官还是宁愿遵守约束。
于是才有大部分的时间里，明代文官个性张扬，皇帝的个人意志难以贯彻，甚至寸步难行的现象。
有些人所谓明代大部分皇帝之所以被文官的气势压倒，意志难以贯彻执行，和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他们自己软弱无能，对那些个性强悍的皇帝比如嘉靖，那还不是让官员都服服帖帖，大气不敢出一口。
套用这种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制止犯罪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不犯罪不过是个性比较软弱胆小怕事或者本身比较善良而已，那些个性强悍凶残的人，不是照样要杀人就杀人，要抢劫就抢劫？
照这种逻辑，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了，那最大的傻瓜都知道这种逻辑的可笑程度。
2、明代皇帝面临的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以及突破约束的难度
如果要更具体分析的明代权力制约体系发挥作用过程，我们可以在给出一对简单概念“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基础上再进行论述。
所谓弹性约束就是指从技术上并没有限制某个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当该对象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会受到对应的惩罚，惩罚的强度取决于行动的强度。
所谓刚性约束则是指直接从技术上就限制了某个对象采取某类行动的可能性。
比如限制某人的行动自由，规定他一旦走出房间，就要挨一顿打，这是弹性约束，只要这个人宁愿挨打，那他从技术上说依然可以毫无阻碍走出这个房间。
直接把房间锁上，或者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那无论这个人怕不怕挨打，他都没有办法走出房间，除非他想办法冲破限制（比如把锁砸开，在被捆的情况下，可以把身体移动到有锋利边缘的物体旁边，把绳子蹭断）。这是刚性约束。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对普通公民来说都是弹性约束（当然，对那些已经伏法被关进牢房的罪犯来说，就成了刚性约束了）。
明代中后期的权力制衡体系是弹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皇帝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令上，受到的是刚性约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旨意可以被内阁封驳，也可以被给事中的科参驳回。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国古代就是皇帝最大，要办什么事情，只要皇帝下个旨意，那就是所谓圣旨，那下面的官员还不是赶紧屁滚尿流，尊奉执行，唯恐怠慢，如果敢拒绝，那不就成了抗旨谋逆了吗？这种想象，用来描绘清代的政治或还恰当，但如果用来描述清以前的朝代尤其是明代，那就错的离谱了。
事实上在明代，皇帝纯粹按照自己的意志下的旨意，官员不仅可以拒绝，而且拒绝的渠道不止一个。内阁可以封驳，把皇帝的旨意打回去，给事中也可以封驳。
关于内阁的封驳，记载还是很多，比如大礼议的时候“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1]。
再如万历想立郑贵妃儿子当太子，想了各种办法，下了各种旨意，但也是屡屡被内阁封驳。
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一般称为“科参”，根据《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五的记载，给事中的封驳职权，最初是朱元璋设立和规定的：
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遗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事有关系抄发过部略用参语，谓之抄参，部覆录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六科即唐之补阙、拾遗，宋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阁，此最得为政之要，至明革中书省，乃并谏官裁之，惟设六科以掌封驳。宣德中，廷臣请设谏官，不允。于是谏无专职，此为缺典。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事自无不当。”此六科稽查号件，封驳章奏之例也。
明代朝廷的一切文件命令包括皇帝旨意都需要经过六科给事中抄发才能生效。如果给事中在抄发过程中认为有不合理，就可以封还。顾炎武《日知录》“封驳”条中说：
“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今人所不知矣。”
对明代给事中的这个权力，钱穆也有论述。
比如在《国史新论》中说
“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就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
那内阁和给事中的封驳权和舆论控制权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大有关系！既然制度上允许这种封驳权的存在，那就意味在体制内，就是认为皇帝或皇帝和内阁的联盟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所以皇帝下的旨意，内阁可以封驳，而经过内阁之后的旨意，还有给事中可以驳回。既然制度自己的安排都认为皇帝和政府可能犯错误，而不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的真理代表。那舆论保持独立性，随时指摘批评皇帝和政府的错误，也就成了必然，成了应有之义，成了理直气壮的事情。
这种制度安排再结合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来看，明代的政治不但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甚至也不是类似于英美所谓议会民主国家的那种寡头专制。
一旦被封驳，那技术上说，皇帝就无法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家政令颁发下去，别人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服从他的意志。
另一方面，皇帝还受到信息和执行力的约束。他接受到信息绝大部分都是由文官集团提供的，而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他的的判断，这个约束就是刚性的。另外大部分国家事务政令是需要文官集团去执行的，这个约束也是刚性的。
以上说的是国家政务领域，但在明代还有直属于皇帝的暴力手段：廷杖、诏狱。皇帝在动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受到的是弹性约束，也就是皇帝可以动用这些手段对那些违抗他意志的官员进行肉体惩罚，但其代价就是，皇帝要受到舆论的丑化羞辱，要受精神上的惩罚。
要突破弹性约束，需要脸皮更厚一些，心理更残酷一些，承受舆论丑化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能力更强一些。
而要突破刚性约束，不外乎三种办法，一种是大规模动用廷杖诏狱等暴力手段威慑压服住文官；第二种是分化拉拢一批文官和自己结为同盟；第三种是对一些事务上，绕开文官系统，直接委派自己身边的宦官、
对皇帝来说，突破刚性约束是目的本身，而突破弹性约束则只能是为实行突破刚性约束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皇帝为突破刚性约束，如果采用第一种办法，用暴力手段来压服文官，那势必首先要突破弹性约束，要做好承受舆论恶评的准备。
问题在于文官并不是那么好压服的，廷杖和诏狱对文官来说也是弹性约束，只要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他们依旧可以一浪接一浪前仆后继的反对皇帝的意志。
只有当用廷杖和诏狱的规模和残酷烈度超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真正压服住文官，也才有让大批寡廉鲜耻，卖身求荣，道德卑下的小人公然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依附投靠的机会。但代价就是要做好在文人和民间舆论中被丑化到不堪程度的准备。大部分皇帝也不是特种人，所以能够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少数。
第二种办法，和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当文官对抗皇帝的时候，他受到来自皇帝肉体惩罚的弹性约束，但当文官试图迎合顺从皇帝的时候，他却要受到来自反方向的双重弹性约束，一方面是来自舆论的鄙视嘲笑丑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皇帝，他势必得罪文官群体中的许多人，这些人或明或暗的会来倾陷他，明的是公开弹劾，罗织出罪状；而暗的就手段无所不用了，设计种种陷阱圈套等他去钻。一般说再强的强人也顶不住这种长期的明枪暗箭。最后的结局不但是名裂更是身败，自己倒台是轻的，累及子孙家人，家破人亡也难免。而且不但不能招来多少同情，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拍手称快。
嘉靖大礼议的成功实际上是得到一批文官支持后的结果，本来他已经妥协了，但正是张，桂等人的支持，才让他有可能翻盘。而通过大礼议本身又分裂了文官阵营，拉拢一批打压一批，而被拉拢的那批人则因为已经得罪了文官阵营其他人，没有退路了，只能依附皇帝了，这才让嘉靖的专制成为可能。
而万历呢，立太子的问题上终归失败，并不是他个性不够强硬，实际他坚持的时间比嘉靖的大礼议要长多了。和文官斗了十几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想下旨搞点迂回拖延战术，结果还是被当时内阁首辅封驳，来了个“臣万死不敢奉诏“。正因为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最后当然只能失败了，只能屈服在文官集团的意志之下。
万历为什么找不到文官来支持他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就是因为当时文官对前车之鉴严嵩和张居正的下场印象太大了。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以不惜得罪大部分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稍微有点世故聪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再来顶缸，突破双重弹性约束，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万历结盟。而没有文官的合作，万历就没有办法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最后只能彻底屈服。
至于第三种办法，依靠宦官绕开文官系统。如果在不同时采用第一种，第二种办法的时候，单纯第三种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宦官本身的能力，知识水准都无法和文官相提并论，而且名声太臭，在政府系统外另起炉灶，效能也不可能高。实际上万历征收矿税，部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被文官攻击的狗血喷头，在各地都被疯狂抵制，最后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无法根本上扭转当时的财政困局、
如果用宦官的同时，再配合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由宦官出面进行残酷的暴力威慑，由宦官出面拉拢一批官员结成同盟，这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更大程度的专制。宦官本身因为就是受鄙视的对象，荣誉感羞辱感比皇帝要淡漠得多，有破罐破摔的味道，所以在动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时候，更容易突破弹性约束，更少对舆论的顾忌。
但话说回来，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从根本上说宦官也要受类似的双重弹性约束。他镇压的越厉害，潜伏的仇恨也就越厉害，最后被反扑的下场也就越惨。
一般的宦官衡量利害得失，能不顾一切的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真正能作威作福，称得上专权嚣张的太监也就只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加起来的十八年时间而已。
3、文官、皇帝、宦官三种权力制衡关系综述
总之，明代的政治体系是各方面的力量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中最核心，权力最大，起作用最大的还是文官。而文官集团代表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又和民间的舆论，民间的利益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突破制度上的刚性约束，但无论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办法，实际上都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一大半以上的时间，官员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皇帝的行为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约束限制。
即便在被许多人目为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的的时期，真正起最大作用的仍旧是文官，表面上看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背后的真相其实往往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在互相斗，而皇帝和宦官恰恰是充当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也就无怪明人编的《清流摘镜》序中评天启魏忠贤之祸的时候说“是缙绅杀缙绅也”。（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才有这样的现象，当文官收回自己的支持，那原看似稳固的皇帝专制或者宦官专权也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要评论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
就比如一架天平，左侧放10斤的物体，右侧放9斤的物体。天平完全倒向左侧，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天平完全倒向右侧，在明代的政治天平上，一些嚣张太监和皇帝的联盟，实际上就充当了这个砝码的作用。表面上看他们当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本身的分量来说，其实仍旧是很小的，真正的重量还是在文官那边。皇帝和太监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一部分文官，让他们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文官则以让皇帝和太监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作为回报
这其中皇帝本身具备意识形态所授予的砝码的资格，如果太监抛开了和皇帝的关系，那就是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了。魏忠贤等天启死后，尽管掌握东厂，掌握锦衣卫，尽管他的亲信占据了朝廷内大部分文官要职，但他那看似炙手可热的权力，没多久马上就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皇帝这个关系，他连当砝码的资格都不具备。而他掌握的权力确实已经等于皇帝的权力，但问题是在明代，皇权已经相当萎缩，这些权力脱离了文官意识形态上的许可，在文官集团的力量面前仍旧是一文不值。所以魏忠贤只能自杀了局。
至于皇帝一定要利用某些太监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本身是因为作为皇帝，他个人荣辱心理，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的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他如果单独一个人，他要决定把自己砝码投向哪一边的时候，是要受到重重观念的约束，他就算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他也要为自己的长远切身利益考虑。
而个别太监不一样，他们可以把一切顾虑到抛弃，甚至自身的长远利益都要放在一边，图痛快一时，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心理，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和皇帝阶层的联盟所代表的权力砝码在决定投向的时候，更嚣张，更无所顾忌，更不受意识形态约束，更没有道理上的依据。（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太监也是少数）
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他们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就比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他们的下场都是很糟糕的，除了汪直被流放外，另外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即便是太监，从这个意义上受到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厉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王振，魏忠贤的也是少之又少。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
四、明代的制度鼓励独立人格而非改造人格
有人会说，你把明代的文官说得那么厉害，那么有独立人格，有抗争精神。那为什么魏忠贤时期有那么多厚颜无耻，立生祠的官员，为什么明亡后有那么多觍颜投降李自成和满清的官员？可见明朝的制度也不过是培养了一群软骨头的奴才而已！明朝时期奴才风气就很厉害了云云。
抱有这种说法的人，一定是有个误会。他们认为在古代一种制度，应该是让大部分人改造成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圣人，品性高洁，绝不向邪恶低头的硬骨头，一定是彻底消灭了人群中那些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卑鄙凶残的小人了，否则就会让他们大失所望。
我想他们大概是直接拿共产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古代的制度了，他们的这种评判标准实际上即便现代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的。
奴才现象任何社会都有，古代社会有，现在的社会有，西方的社会同样有，关键是哪个为主流，哪个为常态。在明代的常态主流是官员如果敢顶撞皇帝，能斥责皇帝，就被大众舆论称赞，就荣耀无比。相反如果低三下四迎合讨好皇帝或其他得势权贵，终究是受到舆论的鄙视和嘲笑。
如果是大部分普通人迫于暴力淫威下，不得不屈服，这不叫奴才风气，这不过是大部分普通人保存生命的天性，只不过是他们不具备坚贞不屈的过人道德而已。
而且在目前为止的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为贪图富贵或实现自己卑鄙野心欲望而寡廉鲜耻无恶不作的人，在人群中总是存在的。一般的正常条件下，这些人没有表现的机会。而一旦条件合适，这些人就会出头露面，成为风云人物。这是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以此把明朝魏忠贤的三年时间，以及明亡后一些汉奸的表现做文章，本身是不合理的。更何况即便从绝对数量来说明末清初的烈士也远多于汉奸。
真要类比，就拿二战前后的法国来说，二战时法国投降德国，成立傀儡政权，大部分法国人当顺民，为德国人效力卖命的法奸也不在少数。按照有些人煞有介事评判明朝的标准，又当如何？是不是也要摆出样子，痛心疾首对民主自由的法国把人变得如此卑下无耻，缺乏血性，大加声讨？
所谓自由民主的现代法国尚且如此，那对明代来说又有什么可以苛责的。
真正成为奴才风气的是，一个国家被侵略，民族压迫的暴力统治下的奴役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个时候屈服于异族统治以及把自己定位成皇帝的奴才，不再是暴力威胁下的不得已，也不再是少数卑劣小人的特权，而是成了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心悦诚服的事情。连原本骨头比较硬，品德正派的人都把向统治者献媚讨好，完全丧失自己独立人格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才是所谓奴才风气！
而这就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情形！这能和明代的情形混为一谈么？明代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它把大部分普通人改造成了品性高洁，坚贞不屈的圣人。而在于它能让大部分普通的人，也就是品性不坚、性格软弱、趋炎附势、贪生怕死、甚至少部分贪图富贵或别有野心的总而言之充满种种人性弱点的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表现自己独立精神抗争精神，公开表达自己或自己所属团体的独立利益诉求，为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上级乃至和皇帝进行对抗。
所以当我们看到明代官员那种一浪接一浪反抗皇帝意志被廷杖也在所不惜的现象，看到明代官员那些嬉笑怒骂把皇帝攻击得狗血喷头的奏疏，不必认为这些官员都是多么刚正不阿，高尚耿介的人。
恰恰相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么做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能给他们的仕途带来更好的回报，只不过是明代的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更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更鼓励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
当然在明代或许确实熏陶培养出了比其他时代占据人口比例更多的刚介耿直的知识分子，也确实能让这些人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空间，吸引更大的注意。但这些人在人群总数所占据的比例仍旧在一定限度以内，而不会越过少数对多数的门槛，也不会消灭人群中那些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人，这点是不必抱过奢的幻想。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赞叹于明代文官和知识分子个性张扬，浪潮一样和皇帝对抗的场面的时候，也不必奇怪在魏忠贤时期，会有这么一些卑躬屈膝的人。人是同样的人，只是环境不同而已，更不必奇怪在崇祯殉国后，有一部分文官屈膝投敌(尽管从数量比例说是少数)。
但如果因此对明朝加以挖苦讥讽，嘲笑不已，甚至因此认为明朝的制度和清朝没有什么区别，可谓相当不明智。事实上现在那些嘲笑的人，如果让他们面临相同的情境，多半表现得更加软骨头，更加卑下。
现代的中国，也出现类似外敌入侵，或者政治大变故之类，表现奴颜媚骨，卑躬屈膝，下贱无耻的人数比例是会比明代多，还是少？这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作出乐观的回答？其实看看不远的文革时期举国狂乱的表现就知道答案了。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明末鼎革之际，殉节死难，刚烈不屈的人数比例还远远多于现代史上面临外力侵略征服时大部分国家的情形，也是中国历史上表现最突出的时代。
光说死难人数就足够了，明末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在两亿左右，有的估计甚至接近三亿，而到清初，统治初步稳定后统计的人口一亿都不到，是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死在这场浩劫当中了，至少超过一半的人都没有能活下来做清朝的顺民，这其中因为英勇抗争而死者不在少数。因为反抗的激烈，蔓延不绝，清朝在明代中央政权已经瓦解，并且具有强大武力的条件下，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勉强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现在许多人印象明末只有投降一片，而看不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看不到大量殉节死难的官员，那是偏颇宣传造成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了。至于用所谓清朝十万军队就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来讽刺明朝的社会和人民更是恶意误导，对因为内乱合法政权被推翻后的国家来说，各种抵抗外侵力量就成了散沙，而平民自发组织的反抗是根本无法和专业化的军队抗衡的。
五、明代政治体系超前化的利弊
明代的政治体系有许多不完善的漏洞，也有许多不人道、不人性化的地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就当时的时代来说，与其说这个体系落后专制，倒不如说这个体系已经在政治的民主化公开化方面走得过于超前冒进了，在政治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方面，也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
对比一下，西方当时还有宗教法庭火刑烧死异端，宗教专制之类不仅占据权力的制高点，也占据舆论制高点。就是后来与明亡同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国王当时还可以解散议会，还可以组织自己的军队，而对受到重重约束的明朝皇帝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明代的政治体系也正因为过于冒进，和当时社会发展的科技水平，人民的觉悟水平都不相称，这导致了许多恶果。最明显的是效率低下，扯皮不断，任何一项政府措施，都会招来重重批评，掣肘难行。
税收问题，始终加不上来。代表民间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文官们每天每日给崇祯灌输的就是税收已经太重了，不能再加了，不能再加了，勉强要加只能是农业税占据大头。结果最后只能财政破产。结果到了满清了，原来所谓不能再加税的地区，被满清敲骨吸髓的掠夺之后，民脂民膏全入虎狼之口，民间的财富全被满清搜刮用来镇压抗清起义，巩固其统治了。
迁都之类问题也是这样，一提出来就有人反对，也不了了之
以上这些问题都成了许多人攻击明朝政治的借口，说是明政府的腐败无能，明代皇帝的水平低下，同样是这些文官，满清很有效的用他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明朝却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云云？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分不清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巩固有时候并不是一回事情。
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未必有利于维护政权；而有利于维护政权的事情，未必有利于社会进步。
在明代的体制下，这些文官是人而不是奴；而在满清的军事暴力、民族压迫政权之下，这些文官成了奴，丧失自己独立思想和尊严的人
对一个政权来说，用起来最顺手的当然还是奴才，注意奴和人还是区别很大的。奴为了主子，屠杀百万千万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奴能为主子尽心办事卖命效力，能为了维持这个政权不惜一切代价，倒行逆施，丧权辱国，割地求和，敲骨剥髓的搜刮百姓民脂民膏都是家常便饭。这就是奴！
明朝多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所以有温体仁，有徐光启，有刘宗周，有黄道周，有孙承宗有孙传廷，有杨嗣昌，有卢象升，有傅宗龙，有倪元璐，有方以智等等，民间有宋应星，有张溥，有冯梦龙，有黄宗羲，有王夫之，有傅山等等。
但正因为他们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所以这些人意见不同，观点不一，互相争吵，所以这些人始终不把无条件不择手段的维护政权本身当成可以认可的行为。
他们可以在财政山穷水尽的情况，还在拼命反对增加税收；他们可以在已经把反叛者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因为道德上的仁慈观念（所谓“寇亦我赤子也”），还给反叛者活路（结果被反噬）；他们可以在急需将领拥护的情况下，还在主张严厉整治抢劫百姓的军队兵将，甚至因此造成兵变；他们可以在两面作战的情况下，还在因为维护一向的价值观念而反对暂时议和。
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奴才，所以他们有太多的道德感，太多的荣誉感，尊严感。因此他们在维护政权方面效率低下，放不开手脚。
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个悲剧，可是对一个文明真正长久不衰的活力，真正能够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发生进化来说，却是必须的。
明代是人才太多了，对文明进步来说，人才自然越多越好，但对单纯维护政权来说，却未必是如此了。
就如同西方近代变革时期，法国大革命，当时的社会就是越有活力，人才越多，就越是要陷入到大动荡，大混乱之中，当时的波旁王朝就越是要垮台，但对社会的进步来说，这样的动荡和混乱却又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否则就是永远停滞的僵尸。
明代晚期和末期也正是如此，只可惜的是明代的中国旁边正好有一个文明程度远比明朝落后而且全民军事化的政权，乘虚而入，而法国旁边则都是和它相近的同一文明体系的国家，这也是区别了。
就历史而言，一个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要想再进一步，有时候就需要原先的政权因为一些原因无法维系下去，然后整个社会产生权力的分化重组，然后文明能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更持久的向前发展。如果原先政治体制是落后的，经过这个调整就可以进步；原先的体制如果有过于冒进的一面，也可以经过这个过程往回收一些。
而且客观的说，一个政权有强大的时候，也必然有无力的时候，一个朝代有兴盛的时候，也必然有衰弱的时候，否则这就不是人的政权，也不是人的朝代，也不会有人的进步了。
但无论政权强弱如何，朝代盛衰如何，只要大家都是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那这个文明就是有活力的文明，就是能够不断进步的文明。政权可以倒下，而文明却可以不断新陈代谢的发展，政权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丧心病狂的采取一切扼杀文明活力的措施。明代的中国就是属于这样的文明，即便在明代晚期政权衰弱乃至明末明亡的情况下，科技，思想，文化，艺术众多领域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蓬勃活力，而且这种活力是扎根在本民族自身个性自身土壤基础之上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社会，而不是奴才的社会。
就当时明末的情形而言，在没有外来入侵的情况下，思想的活跃，物质的进步，民权思想的高涨，自私观念的倡导，个性解放的流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等等都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就算明政权因此垮台，但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损害，反而象蛇蜕皮一样，更成长一步。
而在落后的军事化野蛮政权窥伺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一样了。明政权垮台了，其他力量更没有办法抵御外来侵略，结果原先那些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不利于维持政权的因素，因为失去了政权的保护，反而间接成了导致社会陷入浩劫，几百年倒退的因素，这是历史的吊诡。
作为我们来说，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需要的不是因为后来的结果而对明代的政治体制扣上种种吓人罪名，给明代的皇帝扣上种种罪名，大加声讨。而是真正客观的分析一下明代的政治权力结构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整个明代究竟是怎么演变的，怎么发挥作用的。抛除成见，分析明代的政治权力结构究竟是落后还是冒进？导致明朝政权后期效率低下，以至无法度过危机的真正因素有哪些？而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象老和尚念经一样重复些什么封建专制，黑暗腐败之类的滥调，然后什么脑筋也不动就完事了。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