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舆论独立和君权约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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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政治体系的分析，往往忽视舆论独立的重大意义。而事实上舆论独立是比其他所谓分权约束制度更为根本的分权制度。
关于舆论的重要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法律的分类”一章中就把社会的风尚舆论列为除了“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而且用他的话说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
“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治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都有系于此。”[1]
明代政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舆论的独立性，明代许多政治事件都和此有密切关系。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的重大意义，也自然就认识不到明代政治体系与清代政治的天壤之别，自然就只能重复明代是所谓君主高度集权的滥调，只能重复所谓清承明制，明清一体的滥调。但实际上，从舆论独立的角度上说，明代的政治分权程度甚至是远远超过近代西方的（而且这种分权不是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时期的分权，而是政治制度发展，国家中央集权化程度加深后的分权）。这篇文章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一、《耳谈类增》中的一则记载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对君臣关系有一段论述，大意是皇帝和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并无尊卑之分（“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2]）
对一直深信不疑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独裁如何登峰造极之类宣传的人来说，第一次见这样的话，一定觉得黄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在“封建”专制时期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振聋发聩！接着多半众口一辞：这是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而得来的云云。言外之意，明朝的君主专制太厉害了，如果不是灭亡了，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观点。只有体制被打破时才可能有的，影响不了整体的发展趋势。
但其实黄宗羲还不够资格算什么思想家，他说的这些，谈不上多新鲜。往远了说几千年前的儒家经典里就能推导出来。往近了说，多了解明代中晚期知识分子的言论著作，这些不过是主流思想一脉相承强调的，而且也非流于空谈，本身就已经渗透到实践中去了。
把君臣关系定位成主奴关系，这是属于清朝的特权。大部分人之所以乍见之下会觉得眼前一亮，还是因为把对清朝的印象直接套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头上。
这里举一则明人王同轨写的《耳谈类增》中的记载
“世庙朝，蒋皇亲负盛宠杀人，大司寇见素林公执法拟死。疏奏，上不悦，下旨曰：‘着林俊回将话来！’林即面奏曰：‘臣官至尚书，天子无故不呼名。臣为陛下守法，而以名称，何罪？且法者，祖宗之法，陛下安得私椒房，臣又何所执也？’辞严色厉，声震殿陛。上大怒，祸且不测，举朝危焉。文简方为学士，林门生也。悬以‘君使臣以礼’章进讲，反复开警。以为敬礼大臣，尧舜盛德。天颜少霁，林罪得释。……尝闻之，尊君卑臣，自秦始益甚，故其治亦逊古，以君臣不交也。林公因上呼名，遂抗对过直，公乃从容谈说，使帝拗怒而布和，非有直诚感动，不能爰以成君师之美”[3]
大概意思是，嘉靖时期，皇帝一个亲戚杀了人，当时的刑部尚书林俊（号见素）定了他死罪，然后嘉靖很不高兴，下旨说“着林俊回将话来”。我们知道在古代直呼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太礼貌的做法。不过按照君尊臣卑的思想，皇帝直接叫一个人的名字那也不算什么。但这位林俊显然不这么看，他也很不高兴，闹起了脾气。当面对嘉靖说，我已经做到尚书了，你是皇帝就能直接叫我名字吗？我是执行祖宗定下的法律，难道你能任着性子来偏袒你的亲戚吗？
他不但说，而且还是“辞严色厉，声震殿陛”地说，拔高了嗓门，一副痛声训斥皇帝的架势。先抛开嘉靖是皇帝的身份，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我们因为某件事情兴师问罪去找某人算账，结果帐还没算成，那人反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的态度大加挑剔，大声斥责，那你是何等心情？估计觉得丢了面子，火冒三丈，争吵甚至打架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也就怪不得嘉靖要大怒了，他可能想你要定我亲戚死罪还没怎么着你，就叫你个名字你倒发起火来了?林俊的一个门生看见皇帝生气，上来进行教育，把孔子的‘君使臣以礼’的道理灌输了一下，嘉靖受到反复开警之后，只能就此算了。然后是记载这件事情的作者王同轨发的感慨议论。
先撇开事情本身不谈，光从王同轨说“尊君卑臣，自秦始益甚，故其治亦逊古”来看，可见至少单从思想上他就认为尊君卑臣是不合理的，对林俊因为皇帝直接叫他名字，就辞严色厉提出抗议的做法也是赞赏有加。
王同轨在明代不过是小人物，更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了。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也并非独树一帜的见解，更多的其实是代表明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一种是非观念。
有趣的是，《耳谈类增》的校点者在这段记载的校勘记里对“反复开警”的“开警”很有疑虑，觉得应该是“开譬”的形误，“开警，疑开譬之形误，开譬，开导劝说”。我倒觉得原文的开警也还是说得通的，可以理解为开导警示，这里还是应该尊重原文为宜。毕竟孟子就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想必在开导皇帝“君使臣以礼”的时候，引用孟子的话是少不了的，而孟子的这些话本身就带有警告意味了。
再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来，对皇帝说话能“辞严色厉，声震殿陛”，并且起因仅仅是皇帝直呼自己的名字。这和我们惯常对古代君臣关系的印象确实太不一样了。
其实不必说古代了，就是现在的官员，下级对上级，说话敢“辞严色厉”么？敢用教师爷的态度引经据典来反复开警么？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辞严色厉”，上级对下级进行开警教导才对。
在大多数人心中，如果古代居然有大臣对皇帝说话敢辞严色厉，那一定是权倾朝野，要篡权夺位的大奸臣，大权臣了，比如满清的鳌拜。那只能是被万人唾骂的角色，如果反而被当时人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岂非咄咄怪事？再退一步，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估计也是属于个性特异而被宽容对待的显赫名人了。
林俊当然不是什么权臣，论名气也不大。一般人，你如果问他海瑞是谁，那他一定说知道知道。如果问他林俊是谁，那就多半茫然了。即便和林俊同朝的杨廷和、毛澄名气也比他大多了。就是这么一个名气不算太大的明代官员，其表现出的这种个性锋芒，也足以令人折服。
这也是明代历史一个特点，往往在不经意的角落，你都可以发现许多可圈可点的人物事迹，其光芒闪耀并不比那些备受瞩目，广为宣扬的人和事逊色多少。
清朝修的《明史》中也有林俊传，有林俊一些事迹，以及“帝惮其言直，乃不问”[4]的描述。不过其中并没有《耳谈类增》这则事情。想来也是可以理解，毕竟这样一件事情，在清代的君臣主奴看来，多半还是很不合胃口，自然能省则省了。
二、明代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
1、明代政治的主流
议论发到这里，还是有不足。有些厌恶明朝的人会愤愤地说：你举的这则记载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是拿着个别事例，无限拔高，夸大其辞，刻意美化而已！嘉靖的专制难道是这一个事例能粉饰的吗？后来的严嵩、徐阶等人还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成天靠阿谀奉承，揣摩迎合圣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不是成天勾心斗角，唯恐稍有差错，就遭横祸。那个时候还有人敢和林俊一样么？就算敢，还会没事吗？
这种指责看来很有道理，确实嘉靖初期和嘉靖中晚期差别很大。初期的话，大礼议闹得沸沸扬扬，文官群体气焰高涨，嘉靖下旨屡被封驳，做小伏低求情讨饶甚至向官员行贿都被拒绝，正是焦头烂额，碰了一鼻子灰的时候。而到中后期，那就是大部分官员看嘉靖脸色了。而《耳谈类增》记载的林俊这件事情，正是嘉靖初期。
如此，似乎真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就算明代有许多官员个性张扬和皇帝叫板的例子，那也是正好碰上皇帝性格比较软弱或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候。如果皇帝强硬一些，还是只能驯顺服帖。所以归根结蒂一切还是操纵在皇帝手里，并没有制度来保障官员的独立精神。
但如果真按照这种思路去看待明代的政治，还是肤浅了。
这里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明代的政治中，究竟什么才是占据大部分时间的主流常态，什么是非常态？
明代真正能够称的上君主专制，让绝大部分大臣都小心翼翼的时期，也就是朱元璋时期，朱棣时期，再加上嘉靖中晚期，如果勉强把太监专权也算上，那就是王振的七年、汪直的四年、刘谨的四年，魏忠贤的三年。
而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时期的专制本质上都属于用军事暴力夺取政权后的军事专制的余波，君权不君权不是关键！
就如英国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拿破仑独裁，专制无比。问题只在于他们是夺取政权的军事暴力的领导者，而并不在于这个领导者的身份头衔是不是皇帝，这只要多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看看诸多不是皇帝的领导者专制情形就知道了。更何况洪武永乐时期，明代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也没有真正完善形成。
把嘉靖时期的四十年再加上其他时期太监专权的十八年，也就是五十八年，五十八年的时间和二百年的时间对比一下，占据的实际比例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如果不按照时间来算，而按照皇帝人数来算的，那占据比例就更小了。
而林俊能仅仅因为皇帝直接叫自己的名字就辞严色厉的向皇帝表示抗议，并非是他个人心血来潮或见皇帝年轻可欺，这和明代的政治文化深远传统是有关系的。
朱元璋时期是明代皇帝最强势的时期了，可就是这个时期，还有周观政硬让朱元璋认错，朱元璋不得不亲自出宫认错。有钱唐给朱元璋讲课，而坚决不下跪“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5]
朱元璋以后，官员刚劲之风更绵延不绝，皇帝向臣下认错更是史不绝书，建文因为生病迟到被尹昌隆批评后认错，明仁宗在杨士奇的再三要求下，下玺书向戈谦认错。
英宗时期，岳正和皇帝说话唾沫星子都喷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6]）。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让他写篇文章，“敕谕廷臣”，结果他用皇帝第一人称的口气，用一连串排比设问句把明英宗的统治骂得狗血喷头，描绘成暗无天日，把明英宗气得不轻。
孝宗则是有名的对大臣尊敬无比，当成老师供奉起来了，“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7]。
而正德时期，明武宗要去江南，大臣一波又一波阻拦，廷杖都无法压服，让正德毫无办法，最后还是宁王叛乱才找到正当理由出去，这是众所周知了。
了解这些背景，大概也就不会觉得林俊的表现有多稀奇了。
有些人喜欢以偏概全，他们觉得制度应该是万能的，如果嘉靖中后期是皇帝跋扈，阁臣软媚，那就代表明代的政治制度就仍旧是维护君主专制。
这样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合理。我们衡量一个制度，要看在这个制度下，大部分的情况是如何，而不是看特例看少数。如果要说特例的话，那西方的所谓选举制度，不照样能选出希特勒这样公认的独裁专制政权?那是不是就能说选举制是产生独裁的制度？至于现代史上挂着总统名号的独裁者更不在少数了，其权力往往比古代的君主还大，那是否能笼统地说总统制就是独裁制，显然不能这么说。
事实可能和有些人惯常的思维恰好相反，明代对君权的约束是已经上升到制度保证的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皇帝遵守这种约束是常态，打破这种约束才是非常态。这才能解释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官群体能保持强硬姿态，前仆后继制约皇帝行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在明代除开国二祖之后的所有皇帝中，只有嘉靖能够在当政的大部分时间，树立起对文官压倒性的权威（而实际上，即便是嘉靖，他在后期还被海瑞痛骂了一顿）？是什么样的制度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文官团体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精神占据上风？真的是因为其他皇帝都性格软弱或无能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明代的权力结构作一下简单的分析。
2、明代舆论控制权的独立及其重大意义
明代政治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舆论控制权和政治权力的分离独立，
孟森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8]
这段话说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明代，舆论的控制权不在皇帝的手里！
应该说廷杖的目的本身不仅仅是给官员肉体的惩罚，更重要的应该是给以精神上的羞辱，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甚至适得其反，许多官员反而以被廷杖为荣。
在明代的舆论看来，一个官员被廷杖就意味着他敢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抗皇帝的意愿，即便因此受到惩处也在所不惜。这种为民请命，不畏强权，人格独立的精神当然就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行为，当然就是“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了。而皇帝廷杖大臣呢，舆论的评价自然就很不好听了，正德和嘉靖都被舆论丑化和此不无关系。
有人会说了，就算舆论控制权不在皇帝手里，那又怎么样，皇帝只要愿意，不照样可以用锦衣卫用东厂来惩处他想惩处的人？那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才是真正实质性的制度构架，至于舆论那不过是虚无飘渺的耳边风罢了。
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两点：其一，对舆论控制权的重要意义，甚至决定性的意义认识不足；其二，把舆论的控制权和政治权利结构的安排割裂开来看，没有看到锦衣卫东厂本身恰恰是皇权萎缩后不得已的办法。
就舆论的控制权重要意义来说，这是无论多强调都不过分的。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往往可以决定政治力量消长的根本趋势，这个权力比任何权力都大！
趋荣避辱是正常人都具备的心理，这种心理对人行为的驱动作用非常强烈，有时候甚至大于求生和避免肉体痛苦的本能。一般人往往宁愿肉体上一些痛苦，也不原因落入被大多数人羞辱鄙视看不起的境地。最简单说，如果一个普通人被舆论彻底丑化，说得一文不值，唾弃鄙视，那他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这样的事例应该屡见不鲜吧。中国古代光是形容舆论威力之大的成语就就有“人言可畏”，“积毁销骨”等等。
可以说受到舆论评价是好是坏，是个人利益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皇帝，本质上与任何人一样，他的行为也要衡量利益得失，有利可图他去做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得不偿失他去做的概率就小。
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把舆论抛在一边，被丑化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确实有，那也只能是少数。大部分人是不可能这样毫无顾忌的。就如同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是少数，是一样的道理。被舆论丑化的痛苦，有时候并不会比杀头坐牢小。正因为此，在整个明代，大部分的皇帝还是会选择尽量和文官合作，即便有时候文官表现的非常张扬，非常咄咄逼人，非常过分，皇帝最后还是会退让。
而从官员的角度上说，既然舆论控制权不是在皇帝和少数官员手里，那他们的行为就算纯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大部分人也不会选择完全顺从迎合皇帝或少数官员的意志。他们宁愿选择趋合民间和大部分知识分子舆论的要求，这是更为合算的做法。否则一旦被舆论丑化，就是灭顶之灾了，轻则永无出头之日，重则是虽然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全富贵，但连累子孙，家破人亡。严嵩和张居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王锡爵是万历二十一年的首辅，只是因为对万历三王并封的要求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就被舆论骂得走投无路，以至他的两个学生对他说“‘此事外廷皆欲甘心于老师，恐有灭族之祸，贻秽青史。’言之至于流涕”[9]
他自己也向万历诉苦：“今春三皇子并封之议，皇上独与臣谋，今日暖阁召见又皇上独对臣言，……天下之责皆归于臣，必将曰：‘是故展转文上过者’，又必曰：‘是阴持两端，首鼠观祸败者’。如此则臣身粉碎、家族灭，犹有余辜，而臣焉能受之？”
“入仕三十余年，颇猎清名。乃独为今春册立一事未定，外廷有目者笑臣，有口者詈臣。甚而天语所亲传，御笔所亲点，亦莫不理外冤臣。臣受辱之谓何？”[10]
舆论是一切社会一切制度下和平时期的最大权力，可以牵着成千上万人的鼻子。有了舆论的支持，一件事情就很容易被执行贯彻，没有舆论的支持，无论短期如何，一件事情终究会失败，甚至当时成功，不多久也会被清算。
正因为如此，所有打着民主的旗号，为了制衡不同力量而进行的分权的制度设计，不管吹嘘得如何美妙，什么三权分立之类把戏玩弄的如何娴熟，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看舆论的控制权是否和政治权力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谁控制了政府，就是谁控制了舆论的力量，那这样的制度无论说得再天花乱坠，实际也必然是专制的。相反，如果舆论的控制权独立于政治权力，那这样的制度，无论用什么形式出现，也专制不到哪里去。
或许又有人会说了了，就算舆论控制权很重要，但那也没有什么稀罕的，一般情况下总是能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把这说成是一种制度上的分权，岂非可笑？
这种说法还是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现代西方国家，表面上说有多民主，舆论有多独立，实际仍旧是糊弄的成分居多，资本利益集团对媒体舆论的控制其实是相当高效的。想想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两伊战争时候，炮制的舆论自然是伊朗极权恶魔，而萨达姆则是和伊朗对抗的勇士，所以应该资助萨达姆。到海湾战争后，美国的舆论又变成萨达姆是如何专制的暴君，为了战争的需要，又炮制出萨达姆的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舆论，于是群情汹汹，美国的民众也纷纷支持政府再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了。等战争结束之后，才真相大白，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过是一场骗局，是美国政府为了发动战争找的借口，牵着舆论的鼻子走而已。
在明代，政府尤其是皇帝如果想要炮制支持某个政策的舆论简直难比登天，舆论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独立逻辑来发挥作用。甚至象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铁腕人物，推行的政策又是这么小心翼翼，按部就班，但仍旧是被舆论丑化得不堪，以至焦头烂额，张居正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他和皇帝结成联盟也无法控制舆论的走向。
而嘉靖和严嵩这一对搭档也同样是如此，从政治权力上说，可以很大，生杀予夺操之于手。但是在舆论上，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严嵩被丑化成大奸臣，嘉靖被丑化成大昏君。最后海瑞甚至公然给嘉靖上疏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11]，也就是天下的舆论不待见你很久了。
这就是明代的政治现实！
当然这拿现代社会和明代比，究竟有些不伦。毕竟虽然现在的制度下舆论独立性差一些，但在对人进行惩罚上，要比明代规范得多，人道得多，有章程得多，随意性大大减少。
最合适的比较，还是拿是清朝的情形和明代对比一下，清朝就是对舆论控制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社会。正如孟森说的，清朝的皇帝如果处置官员臣民，那就不仅仅是肉体遭受痛苦了，而是要把他们置于人格被羞辱的境地。他们本身的尊严彻底扫地，被全国上下声讨成狗彘不若。
清朝的统治下，你对皇帝是只能颂圣。所以尽管从具体的事迹来看，凶残程度大得多，道德水准和人格素质也平庸的康熙，乾隆之类，在清代的舆论下，却是英明无比，仁慈宽厚的圣君了。
康熙沿海迁界，平定三藩屠杀平民百万级别；乾隆文字狱上百多起，对准格尔实行灭绝性质屠杀，论杀戮程度，凶残程度，朱元璋和朱棣是远不如这两位的。
然而康熙乾隆在舆论中都是所谓仁慈宽厚的明君。这只要看看现在的辫子戏电视剧，就知道这种清朝舆论控制的后遗症甚至还能影响到现在大部分人的看法。
此外如永乐七下西洋在明代的舆论中是劳民伤财；正德下江南，修建豹房在明代的舆论中是荒淫奢糜；嘉靖爱好修道，重用严嵩在明代舆论中是昏庸无道。
而康熙，乾隆蝗虫过境般七下江南游玩作乐在清代的舆论中是佳话美谈，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在清代的舆论中是发展园林艺术；至于在康熙乾隆统治下，饥荒连年，卖妻鬻儿，人民在糊口贫困中挣扎；康熙吹嘘自己每天打六百个兔子；乾隆到处留诗、在文物上盖麻子一样的印章、甚至剽窃臣下诗文、和坤之类巨贪贯穿统治始终等等，不消说，仍旧无妨于在清代舆论中康熙乾隆的英明圣武，康乾盛世的伟大繁荣。
在明代可以被舆论猛烈抨击，极度丑化的皇帝行为，而在清朝，同样性质，程度更甚的行为却可以毫无例外成为歌功颂德极度美化的对象。如果对照明代和清代，舆论独立程度的差别，还是相当鲜明的。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