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货币控制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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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第四章第五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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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称赞歌颂者有之，贬抑丑化者有之。。
万明是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热烈赞颂的人，认为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变迁有着诸多重大影响和意义.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她说几个影响:
第一，是“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
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2]，这主要是指一些产权表现形式的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等；
第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3]，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性影响
万明还进一步论述了白银货币化并普及全社会的意义。她认为明末的社会变迁和白银货币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做了热烈的称颂。但也有学者观点甚至截然相反，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李宪堂。[4]
这两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一个把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当成是造成社会发生进步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却把白银货币化当成是中国社会落后的罪魁祸首。
我的看法是万明的观点更接近正确，但也并非完全正确。两人共同的错误是把不属于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推到白银化头上，只不过一个是把好的结果，另一个却是把坏的结果推上去。之所以说万明更接近正确是把白银货币化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还是对的。不妥之处是倒果为因，也即白银货币化并非是进步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而且还并非是必然结果。至于李宪堂的观点则更为牵强一些，前面也有分析，此处不赘。
相对来说，可能台湾学者李隆生对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的作用意义的论述更有启发性一些，他说：
“明季作为货币，大量进口的海外白银，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吗？若没有这些白银，明季的经济发展会停滞吗？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
“白银作为货币，并非没有替代品，可兑换纸币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中国最早的可兑换纸币——交子，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为不可兑换纸币，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滥印而退出了市场。明末民间出现了会票、银票、钱票，这三种票券都具有纸币的性质；「崇祯年间陈子龙说：『今民间子钱家[钱铺、当铺、钱庄]都用券[银票、钱票]，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票]，此即前人用钞初意也』」。假设没有海外输入的白银，明季中国真会因为缺乏足够货币，以至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吗？这是极难想象的。我认为政府和民间很可能会以金、银为准备，发行可兑换纸币来替补白银的不足，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场应该会找到它的出路，以适应和满足对货币的需求。”
“综上所述，关键不是白银的数量够不够，而是被人民信赖和接受的货币数量够不够；关键是贸易，不是白银，……第一、如果有足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一定非是白银不可），政府财政收支当然可以货币化；第二、如果实物税能大幅转变为货币税，再加上经济成长，政府预算便能随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是否是中国无法回复到可兑换货币的主要障碍？这都值得斟酌”[5]
李隆生的观点很有价值，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变迁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白银作为货币，即便没有大量白银流入明朝的中国，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还会产生出其他形式的货币，而且那些形式的货币可能更有利。导致明代白银货币化，还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了！
我的观点是明代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商业力量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
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
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6]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发生变化，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7]。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
“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8]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
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间本来无必然联系。从汉代开始，中国商品经济已高度发达，汉唐乃至宋朝主要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如果官方能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事实上，明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无论私人铸钱多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总体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明中叶以后，铜币铸造流通完全失控，几乎全由私人控制，政府完全无能为力。政府不是没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9]
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依旧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知道，所谓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10]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禁私钱，结果完全依赖自愿，没人缴纳，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
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11]。
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
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宋朝疆域。
实际情况如何呢？李隆生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并非明代真实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
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
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
“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1]《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188页
[2]同上，第202页
[3]同上，第208页
[4]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经济史》2005年第三期，原载《河北学刊》2005.2
[5]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台北第一版，第237页到239页
[6]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
[7]《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
[8]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
[9]王玉祥《明代“私钱”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同上
[11]《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第163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