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厌恶毛文龙的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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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明朝方面发给毛文龙的军饷是严重不足的，根据汪汝淳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所说，在天启三年左右，东江军民数量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左右，这些人光是需要的粮食每年至少也要一百万石以上。而明朝方面所发军饷每年平均折色十余万两银子，本色十余万石粮食，可以说离满足东江军民的填饱肚子的需要都相差甚远，更不必说其他物资比如衣服，军械，火药等等的供给了！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给皇帝的报告中说：
“自八年以来，共收本色一百二十万八千有奇，折色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余两，名实不相应。日夕作饘粥苟全性命，一切米豆布帛之类，不得不转贷于四方之商贩，俟饷到而偿之，而岁饷竟无音耗”[1]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殚精竭虑，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筹措粮饷，弥补空缺，他在给朝鲜的书信说：
“不虑聚兵灭虏之难，独虑裕食养众为难，本镇焦劳拮据，权宜设计，立市通商，以期接济”[2]。
通商是一个办法，靠贩卖人参，貂皮赚一些钱来贴补军饷，此外还有如在岛上开田屯种，象各处商人借，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
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依靠朝鲜来解决一部分的粮食供应，可问题是朝鲜自己确实也很困难，当时又天灾连绵，丰收的时候少，饥荒的时候多。毛文龙这种情况下还要向朝鲜索要粮饷，结果必然就是导致朝鲜官民极大的怨恨和厌恶。
这样毛文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要忠于明朝，保留东江这一支战略意义重大的力量，在明方军饷供应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向朝鲜索要，而这结果就是让他自己被朝鲜人怨恨厌恶；而如果他要讨朝鲜君臣的欢心，那怎么办？似乎只有解散队伍，任由朝鲜彻底倒向后金这一条道路了。
毛文龙不可能选择后者，只有选择前者。于是毛文龙注定成为朝鲜君臣乃至百姓心目中的一个恶人。
更糟糕的是由于朝鲜方面供给的粮食实际上也还是不可能满足需要，为了免于饿死，就必然有许多士兵到朝鲜去抢劫；再加上从后金统治区源源不断逃亡出来的辽民，为了生存也要在朝鲜抢劫。
这样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很多，军队士兵抢劫扰害民间的情况如下：
天启四年三月壬午“管饷使，郑都源驰启言：都督差官要换军粮于江边一带，今二十五日与许中书出陆观兵，所率兵马无一升粮，管饷及守令不肯给粮，则将欲扰害地方云”[3]
天启四年六月庚寅“毛文龙差官时可达、王辅等领兵自北道还向铁山。时王辅等各率军兵自北道还到永兴，一行夫马多至五百余匹，又托称乏粮，责出郡县。定平以南，则纵兵作暴，掠夺牛马”[4]
天启五年十二月丁亥，“平安监司尹暄驰启曰：督府（即毛文龙）差人韩福持令牌催攒输粮曰‘今年登州粮饷运到数少，许多人命将骈就饿死，至于相食，恳乞发粮，以赈垂死’且言‘标下二十将官各领三千众，宣川、郭山、定州、嘉山等处弥漫闾里，讨食于丽民，吾们所见，亦为可闷’云，而其告急之状，实迫燃眉”[5]
也就是因为明朝发的军饷少，毛文龙手下的军民都要饿死了，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因此哀求恳乞朝鲜能提供粮食“以赈垂死”，而手下的那些将官士兵为了不饿死，不得不散布朝鲜各地，向老百姓“讨食”，毛文龙他们看见了，也非常郁闷。
从后金统治区逃出来的辽民在朝鲜抢劫问题就更严重了！
天启四年三月甲戌的记载说“辽民散入关西，掠夺居民财产。清川以北，尤受其害，不得安堵，备局请伴臣及道臣，善谕督抚，听我国地方随现禁断，或拿送督抚，使不得扰害民间”[6]
三月壬午的记载说“归顺假鞑，万千成群，抢掠民生，甚至田畴付种之谷，尽掘而食之，以此百姓流离，一望萧然。……义州府尹柳斐驰启曰：近日归顺假鞑，日日渡来，不知其几，或五十，或百余，成群布野，春耕麦芽，尽采而食之，道遇饿殍，尽争屠而啖之”[7]
天启四年十月丁亥，朝鲜官员称“蓟辽出来之民，连续不绝，粮尽则必四散而求食矣”[8]
天启五年六月的记载说“盖自辽左陷没，督府来在我境，招集辽人，故辽人之投附者，其丽不亿，遍满西土，扰害村闾。督府接待之策，皆倚于我，数年之间，主客俱病”[9]
同年十二月：“己卯，义州府尹李莞驰启曰‘近日越边，别无紧急，毛营探卒，几至千余名，或一日程，二三日程，往来不绝。冻馁假鞑或二三十名，或五六十名，日日出来，聚类作贼于我民辄入空家，至于杀越人命’” [10]
“甲申，平安监司尹暄驰启曰‘假鞑出来近日益甚，或冻死，或饿死，问其出来之由，则皆言奴兵大举西向，与西鞑相战，无暇东顾，故因此出来云’”[11]
毛文龙策动在后金境内的剃头辽人（假鞑）起义逃亡的数量非常多，而逃出来之后，饥寒交迫，要想生存，又不得不抢劫，朝鲜百姓受害极大。
刚逃出的辽民，还未受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怪毛文龙的，但由于是毛文龙派兵策动接应逃亡人员，所以这些帐最后也都被朝鲜人算在他的头上。
在朝鲜人看来，毛文龙几乎成了万恶之源。一旦一个人成了可恶的代表，那所有的脏水就都会毫不犹豫的泼在他头上。李朝实录在天启五年正月有这样一则记载：
“时都督以复辽为名，召集辽左饥民，遍置于清川以北，而天朝所赐银两，占为私用，安坐岛中，独享富贵，以此军兵，咸怀怨愤。至是都督送手帖于尹毅立曰：‘手下军兵四千余名，尽到衙门，击鼓索粮，若过数日，必至饿死，将散遣尔国，任意讨食’云。毅立以闻，乃命平安道监司李尚吉、管饷使南以雄催运粮船。”[12]
在朝鲜人的头脑里，似乎明朝给毛文龙的军饷银两很多，本来完全够用了，因为被毛文龙占为私用，独享富贵，所以才导致军队士兵饿死，不得不向朝鲜索要！
这当然是荒唐到极点的污蔑，明朝给的那点的军饷，再翻一倍，都远远不够，毛文龙是拼命从别的地方去贴补。朝鲜造此谎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他们对毛文龙厌恶。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在士兵都要饿死的情况下，毛文龙还把军饷占为私用，那就不是什么手下军兵聚集在一起“击鼓索粮”的问题，而是这些士兵直接就把毛文龙碎尸万段了。
但朝鲜人如此污蔑诋毁，也并非不可以理解。既然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就是一个他们带来无穷祸患，无穷麻烦，可厌至极的人物。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恶人，能有什么好品德，往他身上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
毛文龙对这种局面，不是不知道，对朝鲜人提供的粮食上支援，他是非常感激的，在给皇帝的奏疏里是说尽好话（而朝鲜君臣还以为毛文龙说他们坏话），说朝鲜人如何救济自己，帮助自己。希望朝廷能增加军饷，减轻朝鲜的负担。
即便到了天启七年，朝鲜边臣再次勾结后金来害他的时候，他还说“职向为天朝接济不及，不得不取给于丽（指朝鲜）。今丽官丽人招奴害职，职无面目复向丽人开口之理。”[13]
为了补偿朝鲜人的损失，减少对朝鲜的扰害，毛文龙其实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了许多办法。
比如朝鲜方面提供给他的粮食，他不是白拿的，而是尽量拿银子来买，或用贸易得来的货物补偿，甚至所发货物的价值高出粮食的价值之上。
比如李朝实录记载，天启二年十一月：
“辛酉，平安监司驰启，毛将送银子一万两换米，自本道计无所出，请令庙堂善处事”[14]
天启四年三月，癸未，备边司启曰：
“毛将与许中书将一时巡边，而随带许多军兵，粮饷欲靠于我国，出给一万银货，督责换贸云。毛将所请粮饷，绝难一一应副”[15]
这种用银子换米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为了省力，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而朝方则每每以朝鲜商业不发达，银子用处不是太大，抱怨不已。
关于用货物换米，李朝实录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而犹以货物拨出之故，而诿为无一粒侵夺。彼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而一国民夫半归于辽众。今年则犹或可支，而明年则必不可继。此后督府如或更发货物，辞以『本国连年失稔，前日所发丝缎之价尚未尽偿，方为未安。小邦与老爷义同一家，岂必受价助粮，计较多少乎？』宁使我国所给之粮浮于督府所发之货，而勿令督府货物过于本国输粮之数，有若负债者然，而每被侵责云云，宜当”[16]
也就是毛文龙给朝鲜的货物太多了，甚至让朝鲜有负债的感觉。虽说朝方以“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抱怨，但至少说明毛文龙并不是白拿朝鲜的粮食，而是尽最大努力给朝方补偿，至于不能完全符合朝鲜的需求，这也实在是限于条件不得已之故。
至于士兵和辽民对朝鲜百姓抢劫的问题，毛文龙和手下将领也是竭力设法约束制止的，但当士兵和辽民都在饿死的边缘挣扎时，这种约束也没有办法起到太大效果。
李朝实录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天启二年五月，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接见毛文龙派来的差官时说
“日闻避乱辽民扰害农民，掠夺牛马使不得耕作”，差官回答“毛兵主虑有扰害之患，侵掠农民者，割耳重棍，必无此患”[17]
可见当时毛文龙就已经严令禁止士兵扰害朝鲜百姓了。天启三年的时候，李朝实录中的一条记录，也说明当时毛文龙军队的纪律还是不错，甚至来买卖货物之类都尚能尊重朝方的要求：
“癸亥（天启三年）三月乙未，右副承旨朴弘道启曰：……（省略号处是大段叙述市民控告唐将发卖货物之事或许是抢了朝鲜本地商人生意），惟彼毛将虽极轻躁，久住我国，曾无送差发卖之事。今将此弊飞一纸之揭，愿得禁票云云，则毛必动听，而唐差辈亦庶有畏戢之理。毛将见揭，或不无痛怯此弊之理矣’”[18]
这里所说的唐将显然不是毛文龙的部下，因为朝鲜官员明确说“惟彼毛将虽极轻躁，久住我国，曾无送差发卖之事”，则此处所说之唐将或当系登莱的明军渡海而来者。
如毛文龙在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中说“西来兵将，扬帆至鲜，鬼混一番，或杀顺民，拐带子女”[19]，到了天启五年则明确说出这西来兵将是谁了：
“续后臣又有西来之官兵冬去春来，假名应援，鬼混一番之揭，正谓沈有容等专借应援之虚名，春和则来，将冻则去”[20]
但随着投奔东江毛文龙处的辽民越来越多，而明朝发给的兵饷严重不足，兵民都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虽然毛文龙一再发禁牌，禁止军民扰害朝鲜百姓，但这样的命令很难被执行了，甚至派去阻止的官兵本身都要被抢劫士兵攻击。李朝实录在天启四年十一月，有这样一条记录，非常典型。
“朔州留住张游击兵，散处民间，扰害万端，游击送差禁断，而犹不止，游击亲率兵追往獐项岭，则千总黄金库旗下军兵二千五十余名，以枪刺游击所送差人，仍走八岭，不知去处”[21]
也就是毛文龙手下的张游击领兵驻扎在朝鲜朔州，结果士兵散处民间，扰害朝鲜百姓（这也实在是因为军饷不足饥寒交迫所致），张游击派人去阻止没有用，亲自率兵追击阻止这些扰害朝鲜人的士兵，结果反而受到攻击。
毛文龙本人确实发禁牌禁止辽民抢劫朝鲜百姓，也可以从下面这条天启七年四月的记录中证实：
辛亥金启宗驰启曰“汉人杀掠日甚，百尔思量，未得善策。前日毛将为送禁牌，而亦不得施。适有汉人二十余名来到臣所，菜色满面。臣谓曰：‘近来辽民厮杀我人，做作真鞑，以为受赏之地。督府远处岛中，岂能知此。’仍出示督府禁牌曰‘督府禁令非不至严，而若无唐差，彼必不从。汝等持此前往熙、云之间以禁其弊，余当给科留养’云。则彼仍许之，臣择其中稍似差官者五员，又令虞侯领兵百余，一时入送清川以北，以牌意开陈利害，俾无杀越之弊’”[22]
朝鲜官员自己都承认“督府禁令非不至严”，但是当时的情况，对辽民来说，不抢劫，几乎就是只能活活饿死，所谓的“汉人杀掠日甚”，也是迫于生存不得已的结果。连来朝鲜官府的汉人，都是“菜色满面”。
要解决东江军民对朝鲜扰害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明朝方面发足军饷，充分接济，凭那点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军饷，是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的。
毛文龙苦心竭力维持住东江力量，在明朝军饷不足的情况，为了撑住这一块地盘，不让这些军民散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到了把个人毁誉得失，生死存亡都抛在脑后的地步。可是朝鲜方面当然不会设身处地为毛文龙想一下，他们看到的只是毛文龙在东江，给他们带来了祸患和麻烦，于是对他厌恶至极。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