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厌恶毛文龙的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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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朝鲜是站在明朝这一边的，不单是表面上，而且从内心感情来说，他们也倾向于明朝。只要看一下李朝实录，凡是提及明朝中国，必曰天朝，必曰父母之邦，虔诚忠顺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凡是提及后金的，必曰“贼”，曰“虏”,曰“奴”，曰“夷狄”，厌恶鄙视之意不加掩盖。
但感情是一回事，实际的眼前利益又是一回事！
打一个比方，如果街上有一伙地痞欺负人，许多旁观者从感情上当然会厌恶这些地痞流氓，同情受害者，但如果要他们自己挺身而出，站出来阻止，他们就多半要害怕惹祸上身了，宁愿旁观也决不出头。
朝鲜也是这样，从感情上他们对明朝是一边倒的，但从实际利益决策上，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首鼠两端，骑墙观望，最好就是哪边都不得罪，不要惹祸上门。而毛文龙的存在，在朝鲜人看来，恰恰就是连累了他们，贻祸于他们。这一点，李朝实录的记载比比皆是。
1、国王李珲的坐卧不安
毛文龙袭取镇江，为保存力量进入朝鲜之初，朝鲜官员对此的态度是
“诚若此言，其欲过冬于我国明矣，可忧之端，不一而足。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岑彭之变，在所可虑。江水成陆，贼来无碍，兔庄猎至，亦不可不忧。使毛将因我国立功则幸矣，兵力如彼其单弱，计虑若是其龃龉，在我境终未免被祸，则目前之惨，已不足言”[1]
过了几天后，朝鲜国王李珲又说：
“毛将之来住也，启我国不测之祸，监军领不练之兵，开府龙义之间，则江水一合，此贼（指后金）不为来抢逐乎？”[2]
到十月份，朝鲜君臣害怕后金迁怒，更似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国王传谕称：
“毛都司非但至轻，所率军兵极为孤单，处事亦甚疏虞，合冰后，我国被祸必矣。一刻为急，可速反复商榷”
朝鲜官员回答说：
“毛都司处事诚如圣教，贻祸我国之忧，前已再三陈达。今见禹致绩、郑遵状启。非但真鞑之冲突可畏，假鞑所言，铁骑先抢者，尤为凶惨。贼署朱姓人，千金购其头，祸甚切迫。都司亦岂无疑惧之心？其标下千百皆剃头反侧之辈，如使朱姓果能行计，一日之间贼起帐下，他日中朝亦未必归咎我国。劝还广宁，此其机会耳”[3]
在朝鲜君臣看来，后金出一千两银子收购毛文龙的头颅，而毛文龙身边成百上千都是已经归顺后金剃过头现在又投奔毛文龙的反复无常的辽人，如果毛文龙被害，明朝说不定就要归罪朝鲜。而毛文龙不死，又会导致后金迁怒朝鲜。
“毛将之去，在我免被祸速，在渠诚为得计”[4]。也就是让毛文龙离开朝鲜回到广宁，在朝鲜可以免被连累受祸，而对毛文龙自己来说也可以更安全。
于是他们想法设法要吓唬毛文龙离开，说毛大人啊，你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剃头后的辽人，随时都可以加害于你，而且后金的铁骑又厉害，要过境搜索抓捕你，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
“铁骑冲突，搜索甚急，以大人之达见，必已熟虑而审处。大人之阽危，乃是小邦之深忧” [5]
总之，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还是尽快回到广宁去吧，那里有明朝的大部队，安全得多了。
朝鲜人甚至还举出了一个叫邓复禹的人和后金勾结要加害毛文龙的证据，竭力劝说，要毛文龙还是到更为安全的地方去。
但让朝鲜人不解的是，毛文龙不但没有被威胁吓倒，反而表示，你们说剃头的辽人不可靠，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就是辽阳这些城池的失陷，都是辽人将官叛变投敌的结果。但我既然以身许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要想消灭后金，就必须要依靠这些已经剃头的辽人。如果成功了，那是天下苍生的幸运，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是天下的不幸。如果我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那还留滞在这里，还和这些剃头的辽人共事干什么？他们当中也成天有人倡言要把我绑送给后金，我只是装作不知道不说出来而已。[6]
朝鲜君臣对于毛文龙的坚决态度，无计可施，既不想公开得罪明朝，但又怕后金迁怒于自己。于是到了天启元年十二月，后金派人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时候，干脆说我自己不敢捉拿明朝的将领，但可以暗暗派人领你们军队去捉。
结果是后金万余铁骑突袭宣川林畔毫无防备的毛文龙军民，导致“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7]
而此役，按李光涛说“贼犯三郡，但云汉人男女被杀，而不言朝鲜人之受害者，则是金人平日所云，‘兵之去来，不敢害一草一木’又最可信”[8]。
实则以金兵之嗜杀，对朝鲜人如此留情，只能是为了回报边官带领向导之功。朝鲜人为避祸计，对后金逐杀汉人采取勾结放纵态度，从其国王李珲的一句话，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王曰：伊贼若如壬辰攻城，则不可不以干戈从事；而若只逐汉人，则严兵坚守，如唐之郭子仪之待回纥可也”[9]
到了天启二年，朝鲜君臣对毛文龙在其境内抗金的怨恨就更大了。李珲甚至将毛文龙称为“祸本”[10]，对毛文龙袭击后金的担心指责不绝于书：
“毛将不有监军之令，招募假鞑，轻举生衅”，“使唐兵更勿渡去生衅，而以往唐兵亦使速撤回还事，以死竭力善为周旋”，“毛将又斩真鞑，贼怒必甚，危机已迫”，“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
这些都是前面引用过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启二年五月的记录，朝鲜国王传谕说：
“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功轻动为能事，日夜忧虑。”[11]
毛文龙率领的明军冒死与后金作战，牵掣其力量，袭扰其后方，置生死于度外，而在朝鲜国王看来却成了“贪功轻动”，让其忧心忡忡。
2、仁祖时期的口蜜腹剑
如果说李珲背明投金，朝鲜自己之史书都挞伐抨击，称其为“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12]。
那到了天启三年三月李珲被赶下台去，仁祖大王李倧上台后，情形又如何呢？
还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慷慨表态与明军协力合作，实则畏金如虎，每每以毛文龙率明军袭击后金连累自己为忧。
甚至有些方面比李珲在位时更糟糕，李珲主政的时候，虽然畏惧金兵，密谋勾结，但他还至少明白告诉毛文龙和明方使者，我有许多顾虑，不能合作。这样明朝方面至少还心里有点数。
而到了李倧时期，当面对谈，书信交流，必定是甜言蜜语，信誓旦旦。虔诚忠顺之意，让人感动无比。甚至朝鲜君臣自己内部发言也总是一副慷慨激昂，信誓旦旦要不忘明朝恩德的姿态。
而一到需要实际行动时，君臣私下商量，则狭隘鄙陋，小肚鸡肠，足以令人寒心齿冷。其前后反差之巨大，让人有口蜜腹剑之感。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时期的朝鲜君臣，漂亮话始终挂满嘴边，但要动真格了，则抱怨诋毁和前王李珲并无区别
就如李倧在刚上台时天启三年三月会见毛文龙使者时说：
“不谷当与督抚同心协力，期剿此虏。但生民久在水火中，兵单粮竭，以此为虑耳”[13]
四月辛酉朝鲜君臣又有这样的对话：
“上御光明殿引见都元帅张晚，上曰‘贼若犯境，则何以御之’
晚曰：‘外间闻圣上亲征之言，士气百倍，兵以气为主。我器既盈，则贼虽来犯，何难御之。古人一饭之德，尚且报之，况天朝存亡续绝之恩，其可忘乎？当与天将协力讨之，岂可退缩而不战乎？’
上曰：‘壬辰赈济之恩，尤不可忘也。虽无此恩，既定君臣之分，则何可坐视而不救乎？但恐我国徒步之卒不能抵挡铁骑之冲突也’”[14]
四月丁卯李倧接近明朝使者时说“不谷当与天朝协心一力，期灭此贼”，又说“为天朝何敢一毫懈弛，若问师期，当协力同事耳”[15]
这些时候，朝鲜君臣简直说得动听无比，虽然也强调说自己国家如何困难云云，但总的态度就是只要明朝方面需要，朝鲜就一定会鼎力协助。
但是实际上如何呢？不到两三个月，也不需要他出兵协助，仅仅是听到毛文龙自己带兵到后金境内血战厮杀，朝鲜君臣就换了一张面孔。
“(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驰启言：近接义州之报,毛将已为渡江，游骑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日日放炮,以为声势。又闻易承惠等，巳自上游渡江,其军之单弱,臣巳目见。其所声言，必曰『合朝鲜之兵．而乘虚入辽』。彼虎狼之移怒，断可知矣。必将分兵侵我，欲绝议后之计”[16]
然后下面就是一大堆说朝鲜这方面粮食如何不够，“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等等[17]，总之就是抱怨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必定使后金迁怒于己方，而他们则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云云。对毛文龙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可笑的是前面还在信誓旦旦要和明军协力剿金，后面毛文龙不要朝鲜一兵一卒，而只是自己率领疲惫之军攻打后金，借用朝鲜声势，朝鲜君臣就已经忌恨不已。
实则这所谓借用朝鲜声势还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看毛文龙天启三年八月初六日塘报，设伏奇袭，调动后金力量疲于奔命，乘虚歼敌，并未借用任何朝鲜名义。
毛文龙单弱之军，尚且忠勇奋发，敢于出击，而朝鲜孱弱至于不发一兵，连借用其声势都咂舌恐惧，对毛文龙切齿痛恨。两相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此后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而朝方恐惧怨恨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说年年不断，这里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列出。仅举天启五年的一则记载，就足以说明问题
“是时毛营将士，贪利乐功，潜入胡地近处，出没侦侯，招纳假鞑，以是挑怒于胡中。故边臣甚忧其毕竟开衅于我国而莫能禁止。”[18]
所谓贪利乐功，自是忌恨诋毁之词，实则当时毛文龙部队每年军饷极其匮乏，能吃饱肚皮就已经相当不易，甚至按照朝方记载仅仅天启五年就出现饿死无数，僵尸相枕的事情。在正常的军饷都根本发不出来的情况下，有何利可贪？就算有功，又能有什么赏赐？
朝鲜人说的“毛营将士，贪利乐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尽管条件极其困苦，处境极其艰难，但是毛文龙率领下的明军将士，仍旧在最大限度的对后金进行打击袭扰牵掣。他们这么做不是象朝鲜方面用小人之心度量的那样“贪利乐功”，而是时刻要冒着性命危险，浴血奋战的。
“出没侦侯，招纳假鞑”就是在不断寻找机会鼓动接应后金统治区内的辽民起义，动摇后金统治基础。这不是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朝鲜方面就做不来，袁崇焕也做不来。
正因为毛文龙的行动本身就对后金造成重大打击，所以才会有“挑怒于胡中”的效果。
3、“乌合之卒”带来的尴尬
朝鲜君臣每每提到毛文龙，就极尽贬损诋毁之能事，比如说毛文龙军队是“皆乌合之卒”说毛文龙“无功爵益高”，“虚张瞒之计”，“每上伪功”，“虚张捷报”等等。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引，他们自己的记录里就大量提到毛文龙率兵袭击后金的事实，而君臣还为此怨恨不已，唯恐后金之迁怒。
究竟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
这就要说一下，在朝鲜人看来，什么才算真正的功了！
如果能一举消灭后金，所谓的有“剿胡之势”，足以“举大事”，这在他们眼中算是真正的功，也是最乐意看见的。或者虽不能一下子消灭后金，但可以和其主力正面对抗，得一地，守一地，得一城，守一城，那在朝鲜人看来，也确实是在作战，是在立功。
但是象毛文龙军队这样神出鬼没，避实击虚，乘后金力量分散的时候，频繁袭击对方空虚之处，当后金主力集结起来攻打的时候，避其锋芒。以及诸如策反敌方人员，接应辽民起义逃亡等等。
在朝鲜人看来，这些是不能算功的，而是在无事生非，是在生衅冒功，是在嫁祸他朝鲜。他们一听说毛文龙打后金，就战战兢兢，害怕无比，就在担心后金因此迁怒自己，引火烧身。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朝鲜君臣这种态度。实际这在前面分析李光涛文章时候提到过，这里可以更详细说一下。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山东淮安有一个姓朱的商人，在辽东经商时被后金抓住，发配在会宁越过边境三日路程的地方居住。天启三年七月的时候，逃到毛文龙处，说那里被掳掠居住的部落很多，还有汉人四十名，可以前往剿杀后金力量，解救众人。
毛文龙觉得这是一个侵扰打击敌方的好机会，前后几次派人前去侦探，并令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天启四年四月的时候进军去袭击。在出发之前，先派人送给朝鲜五千两银子，让他们在咸镜各站准备一百五十余石的军粮，以便接济，如果银子不足，待事后再补。但是朝鲜害怕得要死，认为：
“往剿一二部落，不足以动奴酋之一发，适足以开衅。我国之害，将有不可胜言，方欲呈文陈辩，而必无听许之理”[19]
唯恐毛文龙的这次打击导致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道毛文龙的决心不能动摇。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真是咬牙切齿，有的说是毛文龙贪功，有的说是毛文龙故意做给明朝官员看的，装装样子。
当然如果毛文龙真只是装样子，他们高兴还来不及。但他们知道毛文龙是动真格要打的，这才让其恐惧战栗，担心后金被打疼了就迁怒自己，忧心忡忡。
朝鲜国王说：
“其意不在于深入奴穴，只欲进剿越边部落也。都督无功而爵益高，故为此举措而为虚张瞒之计”[20]
也就是在他看来，进剿越边部落是不算功的，是毛文龙虚张声势，瞒骗冒功。
他所谓的“深入奴穴”，其用意无非就是说你毛文龙如果能直捣后金老巢，把其消灭，那当然我也愿意看见，要不然你干脆就直接被后金包饺子，被消灭了，不再连累我朝鲜了拉倒。但偏偏毛文龙只是在边境地带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这就让这帮朝鲜君臣难受了。朝鲜君臣下面的对话很有意思：
判尹金盖国曰：“与其开衅而弃咸镜，宁沮之而受抑沮之名也”
刑曹判书李时发曰“此事不可沮之，宜以北边无储谷，南方运粮难办之意言之”
上曰“不可开陈厉害以止之耶？”[21]
也就是这一伙人聚在一起商量的事情就是如何要阻止毛文龙攻击后金，商量到最后也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可笑的是他们一边在毛文龙头上扣了虚张声势瞒骗冒功的罪名，一边却战战兢兢，唯恐所谓开衅，得罪后金。
到了毛文龙军队已经出发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动着如何才能阻止的脑筋。李朝实录中记载：
“己亥，户曹判书沈悦曰：‘毛都督军已至咸兴云，如是疾驰而往者，其意必欲急剿越界部落。非但粮饷之难办，深恐生事于胡地，急遣解事译舌止之如何？’
上曰‘既往之后，似无终止之理’”[22]
在朝鲜君臣看来，只要毛文龙和后金作战，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不妨看看两个朝鲜官员的发言
“悦曰‘有二可忧，毛兵深入，必见败衅，一可忧也。设令得利，生衅我国，二可忧也’
郑经世曰‘胡人必无不知之理，而胡若遁去，则必定疑我国先通，此亦一可虑也’”[23]
也就是无论胜了还是败了都让他们忧虑，而且朝鲜边境上的人还和后金私通，可能把毛文龙出兵的情报先泄漏给金人，让金人做好准备先逃走，他们害怕毛文龙发现这一点，这也让他们担心！
最后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让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假言谎骗。
朝鲜君臣一方面畏敌如虎，一听说要和后金打仗了，就吓得两股战栗发抖，魂不附体，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给自己找一些优越感。
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军队是乌合之众，而以这样的乌合之众，还敢于频繁出击，袭击后金，这是他们觉得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天启三年六月，也就是毛文龙率军“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前的一个月不到，朝鲜人柳公亮向国王描述他所看到的毛文龙军队情形
“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国王问“军兵器械，比我国何如？”
柳回答说：“兵器只于杖头插铁，不比我国之精利矣，盖都督为人只是一慷慨人，自知与彼贼不相敌，万无出战之理，不过挟我国之势，为山海关之殿后耳” [24]
论军容仪表，毛文龙的部队无法和那些吃饱喝足，衣着光鲜亮丽，成天训练队列步伐的军队相比的；论武器装备，也极其简陋，不过是“杖头插铁”，甚至还远不如朝鲜军队。
在朝鲜人预料中，他们断定其“万无出战之理”，但是让他们难堪的是，话音未落，一个月不到，毛文龙就率军出击。
可以说毛文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对后金的打击，本身就是一腔赤诚热血所致。但也正因为此，反而加剧了朝鲜人对他的忌恨。
朝鲜官员将领一直在说朝鲜的条件太差了，人力物力都不够，所以不能和后金交战。而现在被他们嘲讽成“单弱之军”，“乌合之卒”，兵器“不比我国之精利”的毛文龙军队却频繁出击，而他们反而在说什么“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的话。毛文龙的行动不啻是给这些成天只知满嘴高调，其实无能之至的朝鲜将领官员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朝鲜国王和大臣看来，毛文龙简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明明武器简陋，势单力薄，龟缩岛上还唯恐不及，却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他们畏如虎狼的后金，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因为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臆测的一些阴暗心理硬要塞到毛文龙的腔子里去，比如毛文龙都是在做戏，做给别人看的，比如毛文龙是在为自己捞取富贵等等。
而实际上呢，如果毛文龙真的是在做戏，真的是安坐岛中，享受富贵，他们反而不会这么讨厌痛恨他。而正因为毛文龙是动真格的，所以他们才会成天忧虑“开衅”“挑怒”于后金，恐惧不已，从恐惧变成怨恨，在言语中对毛文龙百般丑化。
4、贻祸还是保全？
朝鲜君臣的逻辑，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觉得你毛文龙对后金的那些打击又不能真的消灭后金，那你去打了干什么？你这样平白无故的惹怒后金，又有什么好处，到最后还不是我们朝鲜倒霉？
那他们的这种忧虑对不对呢？
是不是毛文龙对后金的袭击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见小利而动”，“贪功轻动”，无济于大局而徒生事端，贻祸朝鲜呢？
从表面上看，站在朝鲜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忧虑似乎不无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文龙诚然为明朝之功臣，朝鲜之罪人。朝鲜人这样厌恶毛文龙也并非无理。
但回答是断然否定的！毛文龙的作为不但是为明朝效忠尽了最大努力，而且对朝鲜的好处极为巨大，只不过由于朝鲜君臣在形势判断上的弱智，鼠目寸光，浅见短识，导致他们无法认清这一点罢了。
有一个问题是很突出的，为什么从天启元年一直到崇祯十七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后金（清）始终没有试图去吞并朝鲜，甚至在两次进兵攻占朝鲜之后，仅仅是要求结盟，然后退了回去，没有就此把朝鲜灭掉呢？如果说在顺治时期入关以后，对朝鲜已经是不屑于占领了，那在这之前呢？
这个中原因，恰恰是和毛文龙从天启到崇祯的八年时间里的活动有莫大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活动，对后金不断的袭击，对后金汉人将领的策反，对辽民起义逃亡的接应，不是可有可无的，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后金的统治，让其疲于奔命，濒临崩溃，难以为继。
毛文龙对后金的袭击，看上去是零敲碎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和对辽民反抗的接应结合起来，就导致后金无法把军队放在外面太久，这在努尔哈赤自己的通告中就说得很清楚。
这给后金统治者造成的印象就是，我对已有的地盘的统治都是非常吃力，难以消化，军队的力量许多时候都必须镇守在各地，否则人民的反抗逃亡几乎一波接一波。为了集中力量，甚至已经占领的地盘重镇比如广宁都不得不放弃。
这样的情形下，后金对于朝鲜的考虑是什么？如果占领了朝鲜，那究竟留多少的军队来镇守？
留的军队少了，考虑到辽东的经验，会镇不住，甚至可能会被各个击破，全歼，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留的军队多了，那辽东本土怎么办？
留多留少都不行！如果是后金把自己大本营搬到朝鲜去，那问题同样存在，甚至更糟糕。那利用朝鲜投靠的力量来统治呢，就如后来清朝入关以后，利用大批明朝投降的军队去镇守各地，镇压反抗。。
问题就出在，当时后金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毛文龙的活动造成的效果印象太深了，他们的感觉就是我用了吃奶的劲，辽东这块地盘上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法完全消化。辽东是如此，那朝鲜也会是如此，别的地区应该也是如此。
所以在皇太极时期，不但是对朝鲜没有吞并，就是攻入了关内，对北京城也没有真正下力攻打。如果说一开始，明方力量还大，确实可能攻不下来，那到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清军入关抢掠的时候，明方其实已经无力了，要是直接攻打北京，完全是可能打下来的。但皇太极却没有这么做，那就是由于他对毛文龙时期的辽东人民反抗此起彼伏，汉人将领被毛文龙纷纷策反的情形印象太深了。尽管后来毛文龙是死了，但总归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让他没有信心去控制明朝本土这么大的地域。
朝鲜的君臣认为毛文龙的活动是连累了他们，而实则恰恰相反，是毛文龙的活动导致后金在对辽东本土都无法消化的情况下，更不敢去吞并朝鲜。这个意义上，说毛文龙是朝鲜最大的恩人都不为过！
[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1到3152页，天启元年九月乙卯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4页，天启元年九月甲子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4页，天启元年十月丁丑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5页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5页
[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56页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4页
[8]《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379页
[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1页，天启元年十二月癸巳
[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64页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82页
[1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4页
[1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5页
[1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6页
[1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7页
[1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9到3210页
[17]同上
[1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35页
[1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18页
[2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19页
[2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19页
[2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20页
[2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21页
[2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9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