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例对明代城市人口密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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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代的城市人口数量一直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至于低估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把清朝的城市人口当作一个上限，然后认为明代的城市化水平一定要低于满清，在此基础上拼凑数字（李伯重、曹树基两位学者就是如此）；有的是把前面说过的形同胡编乱造连年照抄的明代部分官方册藉数据当作可以参考的数据；还有一种是分不清现代城市和古代城市区别，不动脑筋的把现代城市人口密度套到古代上去。

 

1、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区别

这几种类型当中，以最后一种最具有迷惑性，也最值得予以针对性的澄清驳斥。

在一些人想当然的概念里，现代城市高楼大厦林立，各种基础设施完善，而古代都是平房或者最多两三层楼，排水供水之类也落后，所以无论如何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要远远高于古代城市。

在这种逻辑之下，只需要把现代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列举一下，然后以此作为人口密度的上限，再乘以古代城市面积就行了。

比如在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排行榜中，印度的孟买最高，每平方公里达到2万9650人，其次是印度的加尔各答，每平方公里23900人，第三，第四名是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城市，中国的上海排在第10名，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是13400人。

若按照这些数据来说，古代城市人口密度应该最多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一万多人才对，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回答是否定的！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区别的常识。

最主要的区别是两点：

第一是城墙。

古代城市也有不带城墙的。其原因多种多样，一种是政治原因，比如蒙元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下令摧毁地方城墙，并不得再建，到元末才改变。宋朝前期为防止割据再现，也不鼓励地方修城墙。还有经济原因，如没有资金修筑；或者国家太平安定，没有修筑的紧迫性等等。

但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和西方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城市，都是有城墙的，城墙的目的是保护市民安全，有盗匪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城墙就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我们讨论范围所涉及的古代城市，其实指的是以城墙包围起来的区域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包括部分墙外区域在内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当然只有墙内人口过度饱和的时候，才会产生市民大量溢出到城外的现象。

而现代城市没有围墙的限制，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包括市区郊区都算在城市面积里。即便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市区而言，除了居民生活区之外，其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占据的比例之大都是古代城市无法相比的。这种区别就造成了人口密度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一下贝纳沃罗著的《世界城市史》一书中对西方中世纪城市的描述：

“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每个城市必须有一道城墙，随着城市的扩展，又需要设置新的城墙。城墙的建立，耗费了公共事业支出的绝大部分。”

“应该尽量推迟新城墙的建造，直至旧城墙内确实不再存在多余的空间”[1]

考虑到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城市的相近性，这些描述也完全适合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

正因为这种城墙包围保护城内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特点，所以在古代，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在城内挤出一切可能空间来居住，西方是如此，中国则更是如此。不到人口极度饱和，很少会建造新的城墙。（中国明代晚期则是溢出城外的市民人口太多，想造都没有办法造了）

 

第二个区别是交通。

古代的交通除了依靠人力，就是依靠马骡，而现代社会已经有了汽车等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城市产生的原因本身就是商业需要或政治需要，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集中高密度的人口（非农人口占据绝大部分），集中供应消费物资，减少运输分配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性。

古代交通手段的落后，也是导致城市人口更加密集的一个因子。举个例子，古人跑五公里需要的时间，对汽车来说，足够跑20公里甚至更多了，那意味着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现代城市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实只相当于古代25平方公里的范围。

当然决定一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有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地理条件，人口繁衍状况，绝对人口数量，消费水平等等。城墙也好，交通也好，仅仅是众多因素中的两个而已。但这已经足以让中古时期的一些城市，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现代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事实也能证明我的观点。

贝纳沃罗提供了一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数据，其中人口最多的米兰和巴黎约有20万居民，而当时巴黎城墙（1370年建造）内包围的面积有440公顷[2]，即4.4平方公里。

也就是每平方公里有4万5454人多，比现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孟买都多出1万5千。

还有一篇资料里说15世纪的热那亚，城内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公顷770人，也就是每平方公里7万7千人以上

另外如贝纳沃罗说中世纪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公元762年后建立），其城市是半径2.5公里的一个圆形，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居民以上[3]。则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万0955人以上。

而实际上中世纪的西欧和明代中国相比还落后一大截，无论人口繁盛程度还是商业繁荣程度都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明代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密度当在西欧之上。

那么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呢？

2、以明代上海为例估算当时城市人口密度

我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找到了一则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18章《郭居静神父和徐宝禄在上海》中有一段话，提到了明代上海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大花园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片城市管理”[4]

（说句题外话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看来明代中国的农村就如同花园城市一般，这和清代农村都是污秽破烂可做一个对比）。

也即两万家在城墙内，两万家在城墙周边，还有两万家分布在这一片的外围。每户人家平均五口人，计有三十万人。（注意！利玛窦这里说的三十万并不是当时上海县的全部人口，而仅仅是在城墙附近区域有三十万人。当时整个上海县的人口无论如何已经在百万以上了。实际上明洪武二十四年，上海县已经有五十万人。虽然万历元年，把上海县的三个乡划分出去建立了青浦县，但上海县剩下的区域人口仍旧会在百万以上。而之所以要划分新县，也只能是人口增多的缘故）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这批西方传教士都精通几何算术的，他们的数字概念都相当清楚，对上海城墙和人口数量的记录又是他们亲自到实地观察后的结论，所以这里的提到的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按照利玛窦的记述，上海这座明代不很重要的城市，光是城墙内就有两万家，十万人口的数量，城墙附近也是两万家，加上再外围一点的区域总共有六万户，一共三十万人。（全县人口则估计应该在百万）

那上海的城墙面积究竟有多大呢，明代的城市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越是小的城市，城墙形状一般越是规整。但上海城墙形状属于中国古代比较少见的圆形。

《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市的嘉定城、青浦城、上海城，浙江省嘉兴城，河南省罗山城，安徽省合肥城等，都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城市。北方地区的一些小城寨也有圆形的。从全国城市的分布看，圆形的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5]

这段话里所谓上海市，是按照现在的地方建制来说的。明代嘉定县属于苏州府，而青浦、上海、华亭（附郭县）属于松江府。

在崇祯三年出版，由方岳贡和陈继儒修纂的《松江府志》的卷一图经里，有松江府各县城的图，除了府城（华亭县）的城墙是方形的，其他上海县、青浦县、金山卫的县城全都是圆形。

尤其是上海县城的图，其城墙几乎就是一个圆规画出来的标准圆形。[6]

利玛窦说城墙总共有两英里长，一英里是1.61公里左右，也即城墙的周长是3.22公里。《松江府志》里，对上海县城的记载是“上海县城周围凡九里”[7]，如果这个“周围”直接理解成周长的话，那大约是4.5公里

按周长3.22公里，可算得上海城的半径是0.51248公里，由此可算得上海城的面积为0.825平方公里。在0.825平方公里的城墙内，居住着1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2万人以上的规模。

按周长4.5公里计算，半径约为0.716公里，面积约为1.61平方公里，则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万人以上。

以此估算，当时上海县城内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6万至12万。这是否可能呢？回答是完全可能！

许多明人的笔记里都记载明代城市拥挤的情况，棱次栉比，屋屋相连的，街巷狭窄。

按面积0.825平方公里算就是82.5万平方米，我们就算假设有四分之一强的面积22.5万平方米是用于城墙内的公共建筑和道路，那也剩下60万平方米可作为居住面积。

城内一共是两万户人家，则每户人家就算只考虑全部都是一层楼的平房，那户均面积也是3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是6平方米。

这和近现代中国城市来对比一下，根据一篇新闻报道中的说法“有关报告显示，在大部分城市，1978年的人均住宅面积只有4平方米左右”[8]。则即便以较小的城内面积数据，并且按城内都是平房计算，明代上海城墙内人均居住面积也比1978年中国城市高出百分之五十了。如果是按1.6平方公里的城内面积，那明代上海城内户均可在60平方米左右，自然就更宽裕了。

而实际这种算法还根本没有考虑二层三层楼房，明人谢肇淛的观察，在当时安徽一些农村地区都已经是“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9]，在南直隶和浙江一些工商业城市内楼房只会更为普及。

实际在南宋的杭州，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10]

甚至嘉靖时期明代边远的甘州城内楼房都有二三层，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记录曾经亲自到明代的肃州和甘州城经商的波斯商人谈话中提到

“房屋构造，与吾国相似，亦用砖石，楼房有二三层者。房顶天花板涂漆，彩色互异，极其华丽。漆工甚众。甘州城内某街，悉为漆工之居也。”[11]

再以扬州为例，《扬州十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匐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

扬州城墙在地方志中的描述“厚一丈五尺，高倍之”[12]，也即高三丈，等于现在的10米。这至少是三层楼房的高度。楼房和城墙在同一个高度上，才可能出现“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这种情况。以此来看，扬州城内普遍都是三层楼房左右，否则不至于紧靠城墙的地方都要修建楼房。

另外《上海市沿革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县城初筑时，只高一丈五尺，也有其他文献可征。《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记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将萧显登东门外石匠家楼穴壁窥城中，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从二楼壁间就可窥视城中，可见城垣低矮。”[13]

其引用县志这段记载的用意是说上海城墙低矮，但反过来说却提供了民房为楼房的证据。石匠不过是身份卑贱的工匠，无论财产和地位都无特出之处，尚且居住楼房，则其他平民也可想而知了。

另外其说“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显然与事实不符，即我们前引材料，就足见其谬了。这个石匠的楼房可能是有三层，才被萧显选为登临窥城的地点。此外石匠属于非农人口，其楼房就紧挨在城墙之外，也可见当时墙外人口其实也是属于城市人口范围内。

上海在明代还算不上一线发达城市，《利玛窦札记》中也说“保禄的老家上海在南京省（南直隶），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或县城”[14]。

1978年中国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无论如何，建筑工程方面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越400年前的明代了，因为城市化以及人口繁衍众多，全国城市的人均面积尚且只有4平米，那么明代当时在全国只能算三流城市的上海达到这个水平的3倍，人均居住面积12平米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总之，利玛窦札记中给出的明代上海城墙内的人口数量是可信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其本身来自欧洲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意大利，但仍旧会惊叹明代“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

利玛窦的记载还可以得到明人记载的佐证，陆楫（1515—1552）是明代嘉靖时期的上海人，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仅仅流动商人数量已经有数十万人，城市居民在十万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再把明代上海城的人口密度和近现代上海人口密度比较一下。

直接拿现在整个上海市来和当时城墙内的人口密度相比，自然是不合适的，但拿出某些特定的市区来进行比较，还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上海历史地理》一书，1936年的时候，全市人口381万，其中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最高。22.60平房公里的范围内，居住着118万969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万2255人。[15]

1942年的时候，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法租界（实际上1941年，日本就废除了上海租界，这里应该是指对应的区域），每平方公里8万3599人。[16]

1945年后，人口密度最大的老闸区，面积为0.95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4.2万人。新成、邑庙两区，每平方公里10.9万人。[17]

也就是1945年的上海老闸区，其人口密度已经比明代上海城墙的最上限估计都要高出两万人了。

那到了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上海，情形又如何呢？

我在网上查到的现代中国20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其中上海黄浦区，排名第一，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万1667人。仅仅是1945年老闸区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这进一步证明了，认为现代高楼越多，城区人口密度越高的观点不过是想当然的错误。也进一步证明了，明代上海城墙内达到每平方公里在6万到12万之间是完全可能的。

明代各城市人口的估计都可用上海的人口密度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当然因为明代的上海是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利玛窦说“这一地区生产米和棉，棉可做成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18]。

其城市主要给商人和工人居住，不会有那些省会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大量的公共政治建筑以及园林建筑，考虑到这点，在估算其他明代大城市的人口时，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适当调低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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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4页

[2]《世界城市史》第370页

[3]《世界城市史》第306页

[4]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420页

[5]《中国城市地理》 第124页

[6]方岳贡、陈继儒《[崇祯]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4页

[7]《[崇祯]松江府志》第491页

[8]凤凰网财经 2011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中金董事长：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到发达国家水平》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1lianghui/20110308/3606581.shtml

[9]谢肇淛《五杂俎》卷三 地部一

[10]《中国城市地理》第218页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六章《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十五《赖麦锡记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淡话》，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一版，第362页

[12]《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6：乾隆江都县志 嘉庆江都县续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32页

[13]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02页

[14]同上

[15]褚绍唐《上海历史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4页

[16]同上，第95页

[17]同上

[18]《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20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