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华夏须除三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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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形成了三大病，一以骂祖宗为能事；二以野蛮为膜拜之对象；三为势利。
先说第一病：钱穆曾言对本国历史当有温情和敬意，但在许多人那里只有恶毒和仇恨。清末启其端，至文革则为巅峰。名曰反思，实则为全盘抹黑。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只要加上“封建”两字，立刻变得一文不值。
49年以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建设之功甚微，破坏之力甚大。要树立的正面观念，到现在信者不多；在矮化妖魔化中国历史、思想方面，却做到了沦肌浃髓、深印脑膜。一提起中国历史，许多人条件反射出来的就是皇帝专制，官员奴性，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礼教吃人。许多人可以不断念经般重复：中国的历史就是做奴才和欲做奴才而不得的历史，中国文化就是僵化封闭守旧，中国思想就是小农意识等等。
新中国一段时期内灌输的可谓丑祖史观，用预先扣帽子定性的方式，把中国历史整体抹上丑陋阴暗色彩。提及古代只要是反政府，哪怕杀人抢劫也是正义进步的农民起义，只要一安定那就成了反动统治者占据上风了。恨不能时刻都处造反动乱之中才叫满意（真如此，中国恐怕到现在连非洲都不如）。
这种历史教育一面受阶级斗争学说影响，更主要还是清末以来民族自卑风气的延续。所以此类以骂祖宗为能事的癖好，不独在大陆为然，在台湾也相当盛行的。否则类似柏杨此类不学无术者写的《中国人史纲》也不会大行其道。
在这种史观下，中国近代之落後，就是怪祖宗劣等，创造的文化思想先天就是保守、僵化。满清统治者不过替丑恶腐朽的中国文化背了黑锅。中国祖宗的劣根性，奴性，僵化性，顽固性，世所罕见。必须唾弃再唾弃，批判再批判。只有将这种文化连根拔起，彻底铲除，才能获得新生。
这种逻辑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文革了，毁文物、破四旧、批孔孟、砸烂牛鬼蛇神的狗头。十年鸡飞狗跳下来，中国当然没有立地成仙，种种恶习劣性戾气倒如培养皿里细菌一般，疯狂增殖。但可怪的是，文革之後，文革之祸害又被当做是传统劣根性所致，一大帮人以文革的逻辑论证文革的祸害根源。
中国现代的任何丢人现眼的事情，任何悲惨凶残的事情，只要怪到祖宗的劣根性上，那就可让论者摆出一副深刻思索，忧国忧民的脸孔来，摇头晃尾，赢得看客喝彩。
再说第二病，膜拜野蛮
现代中国，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蒙元、满清占据中国，认为验证了华夏文明的软弱腐朽。一提起蒙元满清屠杀征服的“伟绩”，就让他们眉飞色舞，心潮澎拜。
我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好兴奋的，文明被野蛮侵略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不是野蛮有多大的能耐。蛮族政权，就算失败灭亡频率再高，又能引起多少注意？文明存续时间长，经历的冲击和灾难自然也就多，总有失手之时。一旦失手就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正如围棋高手，下的次数多了，总有输棋之时，这是概率问题。水平低劣者，输的再多，又有谁会去注意？偶尔赢一次，才会大呼小叫，吸引眼球。
一些人是把中国历史上来源不同，文化隔断的蛮族都归入同一族类，认作祖宗。这才能让他们把华夏族类一对多的车轮战，硬生生看成一对一的单挑，让其为蛮族的英武业绩兴奋不已。他们的兴奋需要靠这种错觉来维持，反过来倒更证明了汉族之强悍。
当代中国，许多人的历史观是挺奇怪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强大，百分之二十的时间衰弱，评价是这个文明软弱无能；勃兴一时，衰萎千年，评价是强悍有血性。而这勃兴的一时，让某些人永远津津乐道，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理由。他们膜拜的是兽性侵略屠杀奴役，是对文明的破坏而非建设推进。
风行一时的《狼图腾》就是此类观念的标本，书内奇论曰侵略屠杀的狼性乃是给汉族文明输血，是弥补汉人缺少的血性，中国要感谢这些侵略屠杀者的输血。还是拉倒吧！那些宝贵的血别浪费糟蹋了，留着输给他们自己。看看破坏文明的屠夫政权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什么地位！华夏向来没有卑劣到视被侵略为接受输血之无耻传统，儒家更没有这种传统。华夏的血性绝不应是蒙元、满清政权之类弱则媚怯如虫，强则残虐赛狼的猥琐性。
近现代一些中国人膜拜西方，也并非出于推崇文明进步，他们推崇的其实是西方崛起过程中兽性未脱的一面。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质问的“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 他们艳羡的是西方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他们遗憾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为何不能如西方一样，侵占土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屠杀土著，让下西洋成为一门无本万利的生意。
不过倘若大明舰队真如西方殖民强盗那样到处掠夺屠杀，那中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稍有良知的国人也只能以之为耻。郑和下西洋之所以给沿途人民带去的是和平友谊而非掠夺屠杀，正是因为华夏文明某些地方远远走在了西方的前面，而非相反。算账需要算得长远一点，再过两百年，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大明君臣与西方殖民者相比，究竟谁更有长远眼光。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中国人把华夏固有之文明价值观弃若敝屣，艳羡蒙元满清之兽性，艳羡西方殖民强盗的兽性，此种错乱颠倒的观念，只能是中国复兴的障碍，是中国文明丧失自信，被野蛮者同化，日益粗鄙的表现。不以文明自豪，而以野蛮自豪，此中国近代以来又一病症，故经济虽能暂进，人却为世人鄙视。
再说第三病：势利！
谁暂时强大得势，就拜服谁；谁弱小衰落，就鄙视谁。对失败的侵略者，还能装模作样的声讨；对成功了的侵略者，则媚态十足的歌颂，甚至恨不能直接穿越回去体验一下当奴才的滋味。
见暴力强权横行一时，钦慕赞叹；见西方发达强盛，跪倒膜拜；见目前己国己族之衰弱，便自贱自污。徒炫目于一时之景象，思维惑乱。以为别之先进，则无一不先进，即先时之脓疮，之恶行，之抠鼻打嚏皆有深意，欲挖掘其伟岸深远之价值；以为中国既落後，则无一不落後，即曾经光辉灿烂之文化，平和正大之思想都是深埋劣根性。思维错乱至于极处，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处即是落後根源。奴性思维深入骨髓，而此类奴人犹以能反省，能反思国民劣根性自居。
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复兴，彻底发达了，今天那些鄙视厌弃中国，以挖掘中国劣根性为能事，鼓吹全盘西化者，保准其中大半会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优越性的鼓吹者，极端排外的部族主义分子了。问题是，真到那时候，谁还会稀罕他们的欣赏支持，中国弱势时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才是更可宝贵的。
以上三种病症都是自卑导致心态扭曲的结果，这种三种病须逐一化解。
儒家强调尊重祖先，并不意味着僵化守旧，而正是以祖辈之勋业，作为今人之鞭策；也是以此为平台，更上一层楼。那种对祖辈抱着轻薄蔑弃的态度，把中国幾千年文化思想积淀当累赘包袱，觉得彻底破坏推倒才能轻装前进的看法是愚妄之见。纵然经济上暂有所发展，也无法稳定持续，最终会和没有底蕴的暴发户一样，沦为世人笑柄。
中国的祖宗实无愧于我们，他们创造的文明可跻身同时代最为顶尖灿烂之列，汉唐宋明无论科技经济文化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为周边民族所仰视和膜拜的。即单以审美而论，古人留下的衣服、纹饰、绘画、雕塑、建筑都体现着强大的原创能力，无比的华美灿烂，让今天的人看到，都能感动于中。比如明式家具流传到现在，都被西方家具设计师钦佩赞叹。而只知道山寨西方日本为能事的今人，居然还看不起自己的祖宗，真不知道这种莫名的自卑、扭曲的自信从何而来？
有些人看来只要一提中国古代的辉煌灿烂，那就和阿Q说祖上也阔过一样。但是祖先阔过真的不能说么？未必！这里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既然祖先阔过，说明基因并不差，文化根底并不差。祖先能实现的事情，今天也能实现。对落後应觉得羞耻。这种情况下，说祖先阔过是一种鞭策。
另一种可能性是既然祖先阔过，风水轮流转，现在落後就落後吧，没必要努力赶上了。这种情况现在倒不多见。
反对说祖先阔过的，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如鲁迅，针对国民自我麻痹进行讽刺。反对的其实是不思进取。鲁迅自己的《文化偏至论》，就绝不讳言中国曾经创造的辉煌，并且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思想。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彻底打消你的自尊自信，就是让你自甘堕落，自甘仆从。让你觉得基因里就应低人一等，你就应该跪舔西方，照搬西方才对。
当代反对说祖先阔过的人，绝大部分是第二种情况，这类人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是一种需要识破的障眼法。
以上的分析表明，只要出于鞭策进取的目的，祖先阔过完全可以说。通过骂祖宗来为今人落後开脱，才是真愚昧。
对第二种病，儒家的华夷之辨是解药。读过《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就很清楚，所谓华夷之辨首先就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辨，由民族之辨又引申出文明野蛮之辨，而由其引申义返归其民族区分之本义，则产生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民族概念，也即文族主义的观念。
韩愈曰：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一些人把 “进”理解成了地理上的进入，曲解成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只要进入中国地区建立统治，即视之为中国。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韩愈实际说的是《春秋》之褒贬：如自甘野蛮，哪怕原先是诸夏也应在具体之事上被贬斥为夷狄；如果夷狄能亲附中国，接受中国文化礼仪和道德规范，提升自己文明水平，则褒之以为中国。
如《榖梁传》曰“吴信（伸）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此所谓进，即“进于中国”之进也，这个“进”，不是指地理上的进入，而是指文明水平之进步或者与华夏关系之进步。
后文又有“夷狄渐进，未同于中国”，也是此义。
夷狄某事上能亲附中国，能有文明水准的提升，这被称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如果某事上又表现出野蛮恶习，则依旧贬斥之为夷狄。比如吴国攻入楚国都城，有种种野蛮恶行，《榖梁传》和《公羊传》据此又贬之为夷狄。
榖梁传曰：
“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返）其狄道也”。[1]
《公羊传》曰：
“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返夷狄也。其返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原本视为夷狄的政权视其文明之进步或倒退而加以中国或夷狄的称号。如果原先是诸夏的政权，有恶行，则也会从中国降格为夷狄。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中说“夷狄，对中原诸夏之外不懂礼仪的野蛮国家，族群的统称，又是对行为野蛮而不尊礼法的中原国家的贬称”
《公羊传》之实例：“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何休《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 [2]
华夷之辨是民族之辩，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坚持华夷之辨，实质就是华夏族群坚持传承本民族文化之精华，坚守住文明的底线，具备文明定力。知道何者才是努力进取的方向，何者是应该被唾弃鄙视的对象，不为一时之成败所动摇。
华夏族类若是做出践踏文明的禽兽暴行，那也就没资格称为华夏。而原先处于落后状态的夷狄若能接受华夏之礼仪习俗，遵守文明的道德规范，则亦可融入华夏族群之内。
至于类似蒙元、满清这类大规模屠杀平民，摧残文化之恶行贯穿始终的政权统治者，以《春秋公羊传》和《榖梁传》的标准而言，任何意义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夷狄。
在文明还是野蛮的问题上三观不正，最後只能在歧途中越陷越深，同样为世人所鄙视。
对第三种病，若有刚健正大的浩然之气，则不至于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谁得势就抱谁大腿的势利心态，做到不卑不亢。国家落後、民族衰弱时要看见其历史传统、文化思想不容抹煞的巨大价值；当国家民族强盛时，要看见其不足和缺陷之处。
无此浩然之气，缺乏定力的庸人往往反其道行之，当衰弱时，对本民族文化百般丑诋矮化，仇恨不遗余力。当强盛时又盲目自大，固步自封。
治好这三种病，还不意味着完事大吉。当今的中国也有许多人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甚至也不反对学习儒家的部分内容，但他们所谓的传统是什么，儒家又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春秋战国乃是中国思想的辉煌顶点，所谓传统就是恢复诸子百家的传统，所谓儒家，也只能限于当时的孔孟思想。他们认为秦朝之後中国的思想就是不断趋向退化，儒家更反人性。程朱理学尤其是对先秦儒家的歪曲，需要唾弃。
但实际上，绕开了儒家，也就无所谓传统。摒弃宋明理学，那所谓的儒家也就被阉割架空。
战国百家思想鲜明炫目，人易于辨识了解，故庸常之人，多以之为思想巅峰，宋明理学趋于深入完备严密，不细心探研，则不能入其门，故世之庸众皆排斥抨击之。
而实际上，若说孔子之儒家是当时中国思想之汇集升华，是集大成。那么宋明理学则是中国思想又一次总结升华，又一次更高水平的集大成。
不掌握儒家，那也就无所谓了解诸子百家。而不了解宋明理学，那也等于让儒家倒退，也就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儒家之力量正在于这种不断汇集总结，不断消化升华，与时俱进。
复兴中华必须弘扬儒家，而要弘扬儒家则必须对宋明理学有更充分继承学习。
宋明儒者的某些名言，在当今时代可以有更现代的阐释。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者，在中国传统，心为意识中枢。则为天地立心者，人与天地融为有机整体，人为天地之灵明自觉，天地为人之四肢躯干，天人合一，人认识自然运用自然，此实言自然科学之义
为生民立命者，由民之自身而言，增民之智识，强民之体魄，提民之毅力，让民把控自己的命运；由环境而言，提供让每个生民都能自由舒展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此即为生民立命之义，此为社会科学，亦可言政治经济学
为往圣继绝学者，非仅为孔孟继承绝学也，吸收以前一切人类智慧结晶之义也，为人文科学
为万世开太平，则点出根本宗旨，人类生存及更长远的生存。
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精神，亦正是今日复兴华夏所必须者。
[1]《春秋榖梁传注疏》第323页
[2]《春秋公羊传译注》第95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