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所谓“明军屠城后的苏州”究竟是谁治下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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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在明朝贴吧看见有人发某宋吹吴钩微博上的言论，还附有截图：
吴钩列举出所谓“被明军屠城后的苏州城”的诗出处是元末文人杨基的《白头母吟》，不妨完整引用如下：
白头母乌头妇，妇姑啼寒抱双股。
妇哭征夫母哭儿，悲风吹折庭前树。
家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
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
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
母言我侬年少时，夫妻种花花绕蹊。
夫亡子去寸心折，花窦花窠成瓦埒。
十年不吃江州茶，八年不归姊妹水。
兰芽菊本已冻死，惟有春风荠菜花。
只怜新妇生苦晚，不见当时富及奢。
珠帘台榭桃花坞，笙歌院落王家府。
如今芳草野乌啼，鬼火燐燐日未西。
侬如叶上霜，死即在奄忽。
新妇固如花，春来瘦成骨。
妇聴姑言泪如雨，妾身已抱桥边柱。
总使征夫戍不归，芳心誓不随波去。
记得以前有“刘伯温爱大元”，就是把这诗当成所谓明军残害苏州证据。其人曾经搜罗拼凑了许多所谓明军屠杀的漏洞百出的材料，在天涯上多次被不同网友批驳得鼻青脸肿。
吴钩这类宋吹心情，我是理解的，他们急切地要和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吹宋乃是出于公心，绝无掺杂任何狭隘情绪。他们完全秉承了西方普世价值的纯洁精神，才对宋代情有独钟，对元明清则一体视之。
心思应该不错，不过仍是太急躁。看了篇刘伯温爱大元的网文，就来卖弄，是容易出问题的。
就拿这诗来说吧，这诗究竟写的什么地方，如果是苏州的话，又是谁治下的苏州，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明诗三百首》的编者金性尧说这诗写的是陈友谅统治下的江州：
“元至正十二年，徐寿辉曾攻占江州。至正十九年，陈友谅尽杀寿辉部下，以江州为都城，自称汉王。次年又将寿辉杀死。此诗当是写江州乱后。婆媳二人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1]
当然，金性尧说的未必对。其根据或是从“十年不吃江州茶”而来，然而江州未必实指，且诗人写时事，理应是自己亲睹亲闻。按杨基生平履历来看，他在入明之前，一直就在苏州。最能让吴钩、刘伯温爱大元这类人兴奋的大概就是“吴人半作淮人语”。朱元璋不就是淮人么，难怪他们一见淮字就高潮不已。(类似让“爱大元”之流高潮的还有一条“淮右之军”食人的记录，稍微考证一下即可知，陶宗仪所谓淮右之军，正是当时的一支元军，见“淮”就眼放亮光确实容易闹笑话。)
朱元璋和其部下是淮人，不等于淮人就是朱元璋和其部下。读过元末明初的史籍即知，当时最频繁被贴上淮人、淮寇标签的其实是占领苏州（当时称为平江）的张士诚。
如长谷真逸的《农田馀话》中说：
“至正壬辰，红巾寇入杭；丙申，淮寇入姑苏。先子尝以之语诸乡人，劝戒之。是时多有无良之人，显然肆恶，皆为有力者杀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时略宣横语，即遭杀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见也。”[2]
所谓“丙申，淮寇入姑苏”，元末丙申年，是至正十六年，正是张士诚军队渡江攻占苏州（当时称为平江）之时，所谓淮寇即张士诚军队之代称。
此可和明实录记载对照：“丙申，春二月壬子朔，张士诚陷平江”[3]。
明史《张士诚传》则是：
“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
“初，士诚既得平江，即以兵攻嘉兴。元守将苗帅杨完者数败其兵。乃遣士德间道破杭州。完者还救，复败归。”[4]
《农田馀话》还直接以“淮张”指称张士诚部：
“杨左丞完哲，……所至多杀掠。转战至江东，驻军广德，丙申，淮张入姑苏。江浙丞相达世公除完哲为参政攻讨军，于嘉兴逗留不进。” [5]
这里提到的杨完哲即是杨完者，乃是当时较有战斗力的蒙元军队头目。
后文中，以“淮寇”、“淮张”来称张士诚部也颇多，如“至正丙申春，淮寇江浙”，“与敬脱走，由上海投淮张，伪命为威虏将军”，“次年，淮张纳款，除与敬同佥书行枢密事”，“初淮寇入姑苏，丞相达公命杨完哲以苗獠由嘉兴、方国珍以海舟由太仓水陆并进为征讨恢复计” [6]
另一本元末著作，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同样把张士诚部队称为淮人、淮兵。
如卷八“志苗”条：
“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时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塔失帖木儿，有旨得便宜从事。嘉兴北连平江，南去杭州无二百里，为藩镇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驿使交道中不绝”
“秋，平江兵入杭，苗将吴大旺败，完者自嘉兴来，驻兵城东菜市桥外。未即进，民自为战胜，完者兵淫刑以逞。”[7]
卷十四“忠烈”条：
“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连陷松江。”[8]
卷二十四“缪孝子”条
“缪孝子，……，寓居钱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执其父，将杀之。伦哀号乞免，弗听”[9]
元末王逢写的《梧溪集》也称投降蒙元政权后的张部为淮藩：
“时淮藩新复濠、泗、徐、邳等州”[10]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杨基的这首诗，诗中的内容：
“家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通掳）。
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
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
是否符合张士诚集团统治下的苏州呢？是完全符合的。
一些人出于某种奇怪心理，喜欢把陈友谅、张士诚粉饰成大得民心，其统治下安居乐业，轻税薄赋，一副世外桃源景象，实际稍微看些史料，就知道其荒谬性。
陶宗仪叙述张士诚统治苏州前后经过的《纪隆平》里说：
“明旦，缘城而上，遂据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奸杀，惨不忍言。”
“毁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11]
从此记叙看，张士诚攻破姑苏时，“劫掠奸杀，惨不忍言”，强占房屋，“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
元末汉奸文人杨维桢在给张士诚的上书中说其“兵不嗜杀”，大约也仅是不似蒙元军队杨完者之流专以杀戮平民为嗜好而已，其军纪松弛，士兵杀人强奸抢劫之记录固不少。
统治稳定下来后，又如何呢？
杨维桢给张士诚之上书中批评其：“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这说得含蓄。其在张士诚败亡后写了一首《周铁星》的诗就直白多了
“周仁，即周铁星，刺敛臣周侲也。张氏亡国，亡于其弟士信，趣亡于毒敛臣周侲。侲，山阳铁冶子，以聚敛功至上卿，伏诛日，曰：‘钱谷盐铁，籍皆在我，汝国欲富，当勿杀我。’王者怒曰：‘亡国贼，不知死罪，敢言是耶！速杀之。’吴人快之，或手额谢天曰：‘今日天开眼也。’
周铁星，国上卿。
谈韩申，为法经。
钉棰杖，为国刑。
千仓万库内外盈，十有三赋争科名。
周铁星，鞭算箕敛无时停。
开血河，筑血城，血战舰，血军营。
刮民膏，嗍民髓，六郡赤骨填刍灵。
齐云倚天一日倾，铁星亡国法当烹。
尚持六郡金谷数，丐死万一充虞衡。
乌乎！周铁星，十抽一椎百万钉，誓刳尔髅作溺罂。
铁星碎地启聩天开顭。”[12]
诗中所谓开血河者。大概和征调兵民十万开白茆港有关，当时人作《白茆谣》
“
耰锄版插二十万，尽是吴中一十二郡良家儿。
道旁过客问夫事，但言将军有令开江堤，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担知何时？
自从去年秋，迄今犹未归。
层冰凿凿堕血指，北风猎猎吹单衣。
父母不得见，儿寒妻啼饥。
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驰。纵劳里正裹粮食，长年苦役家亦隳。
费伯帅师速如火，弱者已死壮者羸。
……
生男信是生女好，尔生不辰逢百罹。
我歌白茆夫，将军静听之：
君不闻，晋阳水，沉灶产蛙民弗离。
又不闻，瓠子决天命，殆非人所为。
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险，先言犹足规。
……”[13]
所谓筑血城，可和《乐郊私语》中“鞭朴捶楚，死者相望”的记载参照：
“张氏既归命本朝（指其投降蒙元），兄弟拜太尉、平章之命，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子、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二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朴捶楚，死者相望。本年十月迄功，凡费数十百万。”[14]
不仅连年开河修城，还要维持二十万以上之兵力以供战守。《明史》张士诚传曰：
“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15]
杨基诗中所谓“妇哭征夫母哭儿”“总使征夫戍不归”，也是写实之语。
以上还可说割据一方之政权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刮民膏，嗍民髓，六郡赤骨填刍灵”，得来的民膏民脂有不少是用在了张士诚集团本身的奢侈糜烂生活上。
《农田馀话》记载：
“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如国弟张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玉金翠极其丽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本皆起于寒微，一时得志，肆情纵欲，一至于此。”[16]
杨维桢有诗《金盘美人》描绘张士诚之女婿潘元绍之荒淫凶残情形：
“《金盘美人》刺伪驸马潘元绍也。潘娶美娼凡数十，内一为苏氏。才色兼美，醉后寻其罪杀之，以金盘荐其首于客宴，絶类北齐主事，国亡伏诛台城，投其首于溷。
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体。
今日金盘愁，愁荐美人头。
明朝使君在何处？溷中人溺血骷髅。
君不见东山琵琶骨，夜夜鬼语啼箜篌”[17]
张士诚败前，有人对其痛陈败亡之因，生活奢靡腐化亦是其中之一：
“公之子弟及亲戚将帅，罗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犹未餍足”[18]
不仅张氏集团之亲戚勋贵生活奢靡腐化，其为笼络文人，同样用重金收买：
“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輙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19]
此可和《明史》张简传中这条记载参照：
“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20]
饶介这个所谓的元淮南行省参政其实就是张士诚降元后之汉奸政权所任命的。
《元诗纪事》：
“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饶介尝延诸客，授简使赋，季迪、孟载方缔思，简已就篇，众推第一。介赠黄金一饼。”[21]
季迪是高启的字，孟载是杨基的字。这一帮文人大多有汉奸心理，在张士诚降元后，依附于其政权充当帮闲清客，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黄金十两，白金三斤或可抵得上贫民十年生活之需。然而生活上的优裕，大概也抵消不了他们内心的阴郁不安和对张氏政权前景的悲观。
文人帮闲尚且如此，占据要职之宠幸自然更为骄奢：
杨维桢有诗《蔡叶行》为证：
“刺佞幸臣蔡文、叶徳，张氏亡国由太弟，太弟致此实由二佞。丁未春，二佞伏诛于台城，风干其尸于枰刑者一月：
君不见伪吴兄弟四六七，十年强兵富金谷。
大兄埀旒不下堂，小弟秉钧独当国。
山阴蔡药师，云阳叶星卜。
朝坐白玉堂，夜宿黄金屋。
文不谈周召，武不论颇牧。
机务托腹心，边筹凭耳目。
弄臣什什引膝前，骨鲠孤孤内囚牿。
去年东台杀普化，今年南垣杀铁木。
凤陵斫棺取含珠，鲸海刮商劫沉玉。
粥官随地进妖艳，笼货无时满坑谷。
西风卷地来，六郡下破竹。
朽索不御六马奔，腐木那支五楼覆。
大钺先罪魁，余殃尽孥戮。
寄谢悠悠佞幸儿，福不盈眶祸连族。
何如吴门市，卖药、卖占，饥死心亦足。
至于将领也多贪财：
“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奕”[22]
军纪也废弛：
“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23]
朱元璋在收编张士诚军队之后，鉴于这些人之恶习，还特地告诫了一番：
“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24]
战乱时代，上层生活越奢侈糜烂，下层百姓只能越惨苦。《白头母吟》一诗的内容，和张氏政权下的苏州是若合符契的。
再从杨基个人经历来看。
朱元璋军队占领苏州后，张氏政权官吏部属等作为战俘被押解到建康
《明实录》中记载：
“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25]
杨基即是被押送队伍中的一员
《明分省人物考》杨基传：
“王师下江南，籍录诸陪臣，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寻起为荥阳知县，谪居钟离。久之，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职。六年，又起，奉使湖广。召还，授兵部员外郎，出为山西按察副使，进按察使，后被谗夺职，供役，卒于京”[26]
杨隽的《杨基生卒年考辨》说：
“元至正十七年,割据苏州的张士诚降元。辟杨基为垂相府记室,后任太常典薄。二十七年,朱元璋攻破苏州,将张氏宫属及家眷转送建康，杨基一家亦在此次被押往南京。”[27]
苏州城被攻下时，作为战俘，杨基并无行动自由，之后虽被启用做官，也一直在外地，没回过苏州。期间所谓的“洪武二年放归”，从高启和杨基相关诗所述内容看，也是杨基老母在京师建康，杨基申请回京。
而从《白头母吟》的内容看，写此诗时，杨基是自由身份，才有和诗中婆媳的交流，这也排除了其写于朱元璋军队占苏州之后的可能性。
而当时朱元璋军队的纪律如何呢？
在讨伐张士诚之前，朱元璋召集将领加以告诫：
“卿等宜戒饬士卒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闻张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为此还把需要遵守的纪律戒约，写在纸上，发给诸人：
“遂为戒约军中事，命人给一纸。”
之后又在西苑特地召见徐达、常遇春两人，再次强调：
“城破之日，生其将士，抚其人民，无妄杀戮，有可用者，即选用之。”[28]
朱元璋如此强调之下，徐达、常遇春两人也确实执行得非常好：
“初达与遇春约，城破之日，中分抚定。先集将士申明上意，令将士各悬小木牌，令曰：‘掠民财者死，折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及城破，达军其左，遇春军其右，号令严肃，军士莫敢妄动，居民晏然。”[29]
“刘伯温爱大元”曾以正德嘉靖年间的杨循吉《吴中故语》一条传闻性质的记载造谣称明军屠苏州城云云，可笑的是他即便对这条传闻记载都不敢完整直录，把令牌“杀降者斩”的部分删掉，不妨完整引用一下：
“信国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后，一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时信国引兵从葑门入，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武宁闻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国军，曰：‘杀降者斩。’信国军乃止。”
“初葑门以信国之入，至今百载，人犹萧然。武宁入阊门，故今民物繁庶，余门皆不及也。”
这里所谓的武宁自然是谥号武宁的徐达，那信国公又是谁？徐达在平吴之后倒被朱元璋封为信国公，但不能有两个徐达，那么就只能是后来被封为信国公的汤和，“刘伯温爱大元”即认为是汤和。但问题是在攻打苏州城的时候，汤和并非统帅，而破城之时，恰恰是徐达从葑门进，而常遇春从阊门进，太祖实录记载：
“至是达督将士破葑门，常遇春亦破阊门新寨。[30]
若按杨循吉的逻辑，徐达军纪严明，禁止杀戮，是从葑门进入，那么应该葑门“民物繁庶”才对。常遇春是从阊门进，就算他把常遇春和汤和弄混了，那也是阊门萧条吧。而事实则相反，阊门繁荣，葑门萧条。则杨循吉所述之自相矛盾，不攻自破。
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区域不平衡是很正常的。明初还经历过迁徙苏州富民于濠州等地，就更不奇怪。即便现在欧美大城市也会有这种不平衡性，一些城区格外繁荣，人口密集，一些城区相对萧条。杨循吉之类，硬生生将之附会成不同将领进入的结果，结果还把对应关系给弄反了，其荒诞不经，不言自明。
“刘伯温爱大元”试图用这条记录来栽赃明军屠城云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吴钩，若从别处看到杨基《白头母吟》的诗，即便因为无知而不知道张士诚是“淮人”，大概也不会扯到“被明军屠城后的苏州城”云云。那只能解释为：诗，他是从刘伯温爱大元的文章里看到，屠城云云，也是他从刘伯温爱大元的文章里得到。这么一个恨不能在自己额头上贴宋粉标签者，缺乏基本的阅读考证史料的能力，被一个元粉牵着鼻子走，也挺幽默的。搞笑的是，就在《吴中故语》里有“士诚闻城破，其母作淮音语士诚曰：‘我儿败矣。我往日道如何？’”真要完整看过《吴中故语》，就也知道张士诚集团是淮人集团，不至于见个“淮人语”就想当然扯到朱元璋头上吧。
最后应说一下，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之萧条残破景象，也不能全归因于张士诚之统治。其实早在张士诚渡江，乃至朱元璋投军、张士诚起兵之前就已经被蒙元折腾得很惨了。鲁迅曾有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交替的说法。这用来形容整个中国历史，自然大谬。但用来形容蒙元满清之统治时期，就相当精辟了。
蒙元治下，稍微太平一些，一帮奴才文人就要感激涕零，称为盛世了，缅怀所谓富奢了。而到人民起来反抗，元军到处肆虐，就是一片惨象。即便在一些把蒙元当正朔的汉奸文人笔下，也可见造成江南萧条、人民惨苦的主因是元寇。（当然江南毕竟是蒙元势力相对薄弱地区，所以虽然萧条，但比起蒙元势力更为猖獗之北方，还是要好许多。一些汉奸文人承认扬州以北到中原残破如同荒野，见《至正直记》）。
《白头母吟》所谓“只怜新妇生苦晚，不见当时富及奢”，就算新妇是16岁，从至正二十七年往前推，那也是至正十一年后就不行了。
而从陶宗仪的记述“（张士德）率高邮贼众，击横坍，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兴以来，官军死锋镝，郡县荐罹饥馑，乡村农夫，离父母，弃妻子，投充壮丁。生不习兵，而驱之死地，以故乌合瓦解，卒无成功。”
则所谓“郡县荐罹饥馑，乡村农夫，离父母，弃妻子，投充壮丁”的凄惨情形，是张士诚渡江之前就已经如此。
若看更具体的记载，以杭州而论，郑元祐的《遂昌山人杂录》有一条记录，说是元军占领南宋都城后，忽必烈令人占卜杭州未来如何，结果是“五六十年后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矣”。郑元祐感叹现在果然证实了当年的预言。后一段则写南宋时富丽建筑，最后一句是：
“杨琏真迦既夺为僧窟，今皆无一存，荒榛满目，可胜叹哉？”[31]。
这里提到的杨琏真迦，乃是一条蒙元鹰犬，把南宋历代皇帝的陵墓全部挖掘洗劫一空，把挖出来的宋理宗尸体先用脚踩踏头颅，再倒悬树上，导致理宗身首分离，还把所有挖出来的南宋皇帝尸骨和牛马枯骨混杂在一起，用塔镇压。可说历代皇帝尸体所受凌辱之惨，莫过于南宋群帝了。（“刘伯温爱大元”为了给蒙元洗地，还把张士诚部将吕珍为抹黑敌方而一手炮制的造谣文宣《保越录》当宝贝，说是胡大海也去挖南宋后妃墓了，什么水银灌注，面目如生，奸淫侮辱云云，唾沫横飞，这造谣水准比蒋介石的共产共妻都低许多段位。而从杨维桢《叶蔡行》中的诗句“凤陵斫棺取含珠”来看，即便南宋皇陵后妃陵在蒙元鹰犬挖掘之下有劫余，那挖坟开棺劫财的也是张士诚政权自己啊，结果倒打一耙反而来栽赃给明军了。）
比郑元祐小了三十多岁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有一条相似的记录，“占验”条云
“时杭州初内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赀力殷盛，得无有再兴者，命占其将来如何。卦既成，对曰：‘其地六、七十年后，会见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连厄于火，自至正壬辰以来，又数毁于兵，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军旅填门，畜豕载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
其前面部分应是抄袭自《遂昌山人杂录》，后面则加上了自己的见闻，说是：
“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军旅填门，畜豕载道”。
那造成这幅惨象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所谓至正壬辰是至正十二年，在《南村辍耕录》另一条名为“刑赏失宜”的记录里交代得比较清楚：
“至正十二年岁壬辰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
徐寿辉麾下这支红巾军军纪是相当不错的，连汉奸文人都不得不承认“不杀不淫”。红巾军对杭州城破坏微乎其微，仅仅把仓库钱财没收而已。那真正对杭州造成毁灭性破坏的是谁呢？下文紧接着说：
“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过江南。越数日，携省印来会，权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荡殆尽。”
把杭州城烧毁，“残荡殆尽”的正是蒙元官军。
在元末乱世中，元军暴行是最丧心病狂的，这是如陶宗仪这类一口一个“我大元”的汉奸文人也难以回避的事实。如杨完者为头目的这支元军，其杀人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之凶残程度，连陶宗仪也不得不说“禽兽之行，绝天逆理”，更具体的记录如下：
“抄掠曰检刮，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所过无不残灭。掳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杀之；壮者曰土乖，幼者曰赖子，皆驱以为奴。人之投其党者，曰入火。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人有三四妇，多至十数，一语不合，即剚以刃，与之处者，得至日暮无恙，则心窃自贺。古云：‘好则人，怒则兽。’形容尽之矣。
其占据松江城时：
“火一月不绝，城邑殆无噍类。偶获免者，亦举刖去两耳。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32]
另一汉奸文人所写之《农田馀话》里对元军之暴行也有记录：
“杨完哲参政统领……，惨酷不情，所至杀掠无遗，……所遗残民，非割耳，即杀之。兵至上海一路，妇女尽掳之，男子捉令担负至营门，亦杀之。号为剋服，惨于劫盗，是以重失人心。岂王师吊伐之意？然其保嘉兴，复钱塘，驱逐巨寇，功亦不可泯也。”[33]
蒙元军队之暴行，并非是个别现象。比如蒙元丞相脱脱率领大军镇压张士诚军，包围高邮，也有这样的记录
“脱脱从其言，分兵破天长、六合，贼皆溃散，所杀者悉良民。”[34]
蒙元军队屠杀所谓良民，乃是其从元初到元末一以贯之的传统也。
如果说打仗了，凶性大发才如此。没仗打的时候，也要烧平民房屋，元军似乎天生就有放火的癖好。比如陶宗仪这条“祖孝子”的记录
“至元中，盗黄华起政和，朝廷命将帅师往讨，未至，盗已就缚，回军经浦城，焚其庐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
这个至元年号，应该是忽必烈时期的前至元，镇压小反抗，没打仗就平息了，结果回军路上，元兵莫名其妙就能去放火烧平民，至于抢劫妇女倒也不奇怪了。
那个吴钩所谓的在蒙元治下，生活得很舒服云云，大概特指蒙元鹰犬以及各类以狗自居而恬不知耻的汉奸之流。你还别说，蒙元官员确实以自称狗而为荣耀，比如《东园友闻》就记述忽必烈时，御史中丞彻里一番高论：
“国家置台鉴，犹人家畜犬也。……犬遂不吠，岂良犬乎？”[35]
一些汉奸文人对此津津乐道，《东园友闻》作者是如此，陶宗仪也在《南村辍耕录》里如此，不但记录了这条，还加个考证，说是北齐时就有官员比作狗之论，从而“王（即彻里）之以犬自况，为有所本矣”。民族压迫政权之下，人之心理扭曲变态到此地步，也算是一奇观。官员自比为狗，虽然无耻，但也可理解，任何时代都会有气格卑下之人。偶一带过之套语谦辞也可理解，至于作为重点大书特书，甚至文人群体能将之作为美谈宣扬，那就是普遍性丧失廉耻了。
[1]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3页
[2]《农田馀话》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37页
[3]《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春二月
[4]《明史》列传第十一
[5]《农田馀话》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37页
[6]《农田馀话》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38页
[7]《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100页
[8] 《南村辍耕录》第169页
[9]《南村辍耕录》第294页
[10]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第176页
[11]《南村辍耕录》第358页
[12]《铁崖古乐府补》卷六，《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115页
[13]《古虞文录》转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第186页
[14]姚桐寿《乐郊私语》《中国野史集成》第12册第267页
[15]《明史》列传第十一
[16]《农田馀话》，《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36页
[17]《铁崖古乐府补》卷六，《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
[18]《国初群雄事略》第201页
[19]《国初群雄事略》第184页
[20]《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21]《元诗纪事》下册第611页
[22]同上
[23]同上
[24]《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吴元年九月壬寅
[25]《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吴元年九月辛巳
[26]《明分省人物考》卷十八，《明代传记丛刊》第130册第629页
[27]杨隽《杨基生卒年考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8]《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丙午八月
[29]《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吴元年九月
[3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吴元年九月辛巳
[31]《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344页
[32]《南村辍耕录》第100-101页
[33]《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38页
[34]《南村辍耕录》第357页
[35]《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第411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