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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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释

许多人常把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拿出来当成是儒家主张愚民的罪证。而尊崇儒家者，又往往曲意解释，甚至改变断句。

比如一种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这句话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为人民认可某政策，就让他们为这个政策效力；不认可，就教育他们，让他们知晓道理。但这样的解释很难成立。如杨伯峻、杨逢彬译注版的《论语》导言中说当时并无主语加上“可”做谓语的例子，这样断句在先秦典籍里找不到例证。相反类似“民可使由之”这样的句式可以从其他典籍里找到例证。

我起初的判断是这里的“可”、“不可”其实是“能”、“不能”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容易实现”和“不易实现”之义。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含义是对人民来说，行易知难。也即命令人民做某件事情是容易，但让人民知晓理解做某件事情的原因，获得真正的共识是困难的。

“可”是容易，“不可”是困难之义。这个判断也可从《论语》和其他先秦儒家典籍里获得印证。比如《论语》中有人描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里的“不可”不能解释为不可以、不应该或不可能的意思，否则意思不通也，应该解释成困难、不容易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是明知其困难还要迎难而上去做的人。

再比如《中庸》里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这里的可、不可也是相对而言之容易和困难的意思。“中庸不可能也”并不是现代所说的不可能，而是说“中庸”是很难能做到，难于实现的。

把“可”、“不可”解释成容易和困难，自觉含义圆融通洽，后来又看程朱之论，和我的解释也相吻合。《二程集》里有一段问答

问：“‘民可使由之’，是圣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

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岂圣人之心？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某尝与谢景温说此一句，他争道朝三暮四之术亦不可无，圣人亦时有之，此大故无义理。说圣人顺人情处亦有之，岂有为朝三暮四之术哉？”[1]

程子的意思是圣人设教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喻户晓，“不可使知之”是圣人做不到，而非不希望做到。“可”“不可”是一个实证判断——实际上能否做到；而非规范判断——应不应该做。

张载和朱熹的观点与之相似。

张载曰：“‘不可使知之’，以其愚无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圣人设学校以教育之，岂不欲使知善道？其不知，愚也。后世以为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则其待圣人也浅。”

朱子曰：“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之知，而非不使之知，程子言之切矣”（《四书或问.论语或问》）[2]

本来到这里，就没有疑问了。不过当看到郭店楚简《尊德义》内容后，才发现原先的解释还是没符合孔子本意。当然，这也要怪《论语》编订者把上下文背景完全略去，只剩下孤零零一句话导致后人费解。

现在我们把楚简《尊德义》相关段落完整摘录在这里：

 

尊仁、亲忠、敬庄、责礼、行矣而无违，养心于子谅，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桀不谓其民必乱，而民有为乱矣。受不若也，可从也，而不可及也。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简明读本》翻译为民众可以教导，但不可以让其知道被教导，这个解释不通。

合理的解释应为民众应该被引导（如大禹之行水，水之道） 而不应该被灌输。所谓道之，即人民心中本有理性、善念，治民者只须创造条件，使民之理性善念，自己成长壮大，自由生长，如禹之治水，水本有冲决向下之力，不过略加引导，即有水道。

 “知之”，则是统治者自以为聪明，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强制灌输给民众，原文为“智之”，自以为比民聪明，而居高临下，使民智。

下句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则是强调补充上文之义，民众可以被引导，而不应该被强制接受某种观念。

 

《尊德义》的上文也有与“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呼应的内容。

“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教非改道也，教之也。学非改伦也，学己也。”

“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

可视为对后文“可使道之的解释，遵循客观规律，顺应事物本来的天性，因势利导，可谓“使道之”。自以为聪明，把自己的意志观点强行灌输给他人，这是“使知之”。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实质就是《论语》中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不过《论语》中抽去了上下文背景，只剩下孤零零一句话，故后人多误解不明。幸亏有出土的战国竹简，才让这句话的本意复明于天下。

 

不过还是有人在不可能看到郭店楚简的古代，以自己的洞见接近过孔子的原意，这就是朱熹。在《四书或问》和《四书章句集注》里他表达的观点和程子一样，但在《朱文公文集》里朱熹有更深刻的看法。其《答范伯崇》的书信中说：

“盖民但可使由之耳，至于知之，必待其自觉，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则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3]

“由之”是顺应人民之天性启发引导，激发其自觉，然后由自觉而知之，“使知之”则是强行灌输理解，就算表面接受了某种观念，也终究不能和自觉所达到的理解接受相比。

朱子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楚简里说“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的观点了。

 

除了朱子之外，另一人的解释也接近了，此为明儒罗汝芳。罗子曰：

“奈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盖‘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机顺，而属之天；知之是反观内照，其机逆，而本之学。”[4]

但把这里的“使知之”和“学”对应起来，其说仍旧是有缺陷，盖这里的知之有特定的强迫之义，还不能说是“本之学”。“学”是完全可以实现“使由之”的境界。

 

 

二、历代儒家典籍里的呼应

如果看一下儒家的一些文献典籍，就可以发现，尽管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真实含义，长期以来不被人所理解。但实质含义近似的表达，在儒家典籍里却是屡见不鲜的。

《论语》本身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子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就是“愤”是内心本身有迫切强烈的的弄懂弄通的欲望，已经努力思考过了。而“悱”则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有所得，想要表达但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临界点了。

所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人内在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点拨启发。这个过程中施加的教育，就不是外在知识的强迫灌输，而是因势利导，是顺应人自身内在的需求愿望，是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这也是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精神相通。

《尚书.洪范》里说“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这里的“极”可解释为理念、准则、原则的意思。前一句可解释为君主要树立其准则，就必须造福百姓，把五福遍施给庶民，只有这样庶民才会接受你的准则。并赐予你保有这个准则。后一句可解释为你能造福于人，人们才会把你的理念放在心上。

这里表达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易经.蒙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不是我去求着童蒙要把知识传授灌输给他，而是童蒙来求我学取知识。这也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义，也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

程子注释“匪我求童蒙”曰：“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5]

这说的是如何对待君主，其实道理也适用于对百姓民众的启蒙。

 

《易经.临卦》象曰：“泽上又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胡炳文解释：“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泽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单曰教，则有单方面灌输之义。曰教思，则引导人之独立思考，独立个性之发扬，自己主动接受也。单曰保，民完全为被动之对象也。曰容，则民亦为主动之对象也。所以这里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

 

《观》卦，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诚斋易传》曰：“圣人随其地而观其俗，因其情设其教，此省方之本义”。

此犹言，调查了解各地情况，顺引民众之性，顺势启发引导，而后教化自行。仍旧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

 

《礼记.檀弓下》：

“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 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这几乎就是用生动形象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在废墟坟墓之所，即便没有告诉人民要悲哀，人民自然有哀伤的感觉。在社稷宗庙里，即便没有要求人民庄重，人民自然感觉到敬畏。殷人作誓词而百姓开始叛离，周人兴起会盟而人民开始疑虑。假如没有礼义、忠信、诚恳的态度，就算竭力约束百姓，原本聚集听从你的百姓难道会不解散离开么？

这段话说的以诚待人，则人以诚报之；环境气场之下，敬信无需施加而自能沛然。如若不能顺应百姓之天性，即便扯着他们的耳朵高喊要他们忠诚，也效果不大。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表现。

 

《礼记.学记》：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对这段话的解释是君子对学生的教导开喻，指引道路而非完全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加强鼓励学生的优点而不压抑学生，打开其思路而不直接告诉其答案。指引而不牵制则和谐，鼓励而不抑制则容易，开导而不直接告诉答案则激发其思考。

这段话依旧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只不过对象是学生；激发其自觉性和内在潜力。

 

程子解释孟子的“予，天民之先觉者”：

“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此亦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心中固有此义理，不过是启发点破，助人发现自己而已。

 

程子曰：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6]

正因为，人皆有是道，所以才民可使道之，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人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强行给他。正因为其内心本来就有，故可激发之，让其自觉，自己发展成长。此亦是后世王阳明所言致良知之义。

 

张载曰：

“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也。庄子言“内无受者不入，外无主者不出”（《横渠经学.学大原下》）

此犹郭店竹简《尊德义》说的“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由”或“道”本质都是因势利导，因民本有之性，如若不能顺应民固有之天性，以外力强行灌输，纵使表面能成功，亦无益而有害。

 

朱子在《四书或问》里解释《大学》“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段话时说：

“此为治其国者言之，则推吾所有与民共由、其条教法令之施、赏善罚恶之政、固有理所当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于己而有以责人。固非谓其专务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谓其矜己之长、愧人之短、而胁之以必从也。”[7]

这一定程度是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深入的阐述（虽然彼时朱子还未完全知这句话本身之义），“不可使知之”并非治国者只顾自己修身，对百姓的放任自流；也非依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威胁强迫百姓看齐。而是找到自己和百姓共鸣的内在需求，然后立法施政，逐渐引导激发百姓之内在自觉也。

而这种内在需求，未必就一定是治国者自己已经达到的境界，已经实现的高尚层次。完全可是本身也未达到，但需要和百姓一起共同努力的方向。否则就如朱子所说

“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为标准，视吾治教所当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训诰，不相禁戒，将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沦胥以陷焉。是乃大乱之道，而岂所谓终身可行之恕哉。”

 

明儒陈献章曰：

“君子未尝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语之，必不能入，则弃吾言於无用，又安取之？且众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枝节以相矛盾，吾犹不舍而责之益深，取怨之道也。”[8]

此亦“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之义，对方自己有内在需求，你告诉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对方没到这个思想突破的临界点，你要强行灌输给他，他不但难以接受，结果徒然招来怨恨罢了。

 

王阳明《传习录》：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字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王阳明说的“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顺人之性，因材施教，便是“使由之”，“使道之”之义。若说得更直白，所谓“使由之”就是解放个性，让每个人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明儒王畿曰：

“古人立教，愤而后启，悱而后发，迎其机也。机未动而语之，谓之强聒。”[9]

此和陈献章所言亦类似，仍旧是“民可使由之” “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的表现。“由之”是激发人的自觉，让他自己有这个追求，有这方面的努力，达到境界提升的临界点，再顺势而推，给他增加一个助力，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否则无论道理说得再天花乱坠，恐怕也是听不进去，或者即便听进去了，也往歪路上走了。

明儒罗洪先曰：

“圣人之为教，非以绳束也，导其自适而已；圣人之为刑，非以迫蹴也，禁其不自适而已”

“今之为政者，莫善于顺导之，其次检防之，而蹴迫为下。顺导之者，因其所欲而行之者也。人得其所欲，则令易行而患不入，故为善。检防之者，上下相疑者也。疑乎其下，则上之计劳，凝乎其上，则下之智专。专者众而劳者寡，得失半矣，故谓之次。蹴迫者，致期以逃责者也。不胜其弊，而又不能遽更其法，苟且以就之，是谓无策，故为下。

虽然，吾见为政者矣，始于急人之誉，既而厌其难，终焉而怠，是三者，未始不为相乘。”[10]

其意仍不脱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范围，读者可自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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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程集》第220页

[2]《朱子全书》第六册，第762页

[3]《朱子全书》第22册，《朱文公文集》第1768页

[4]《罗汝芳集》第310

[5]《二程集》第719页

[6]《二程集》第321页

[7]《朱子全书》第6册第537页

[8]《明儒学案（一）》第86页

[9]《王畿集》第169页

[10]《罗洪先集》第582，586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