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满清屠杀概况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清军入关后的屠杀，地域上遍及整个中国，从北方到南方，从甘肃到云南，从统治中心的北直隶到边远的广西。波及的阶层范围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农民到生员秀才，从绅士乡宦到商人市民。
涉及的民族从汉族到回族，以及苗族、瑶族、彝族等等。
清军顺治年间的大屠杀，是把全国范围内广大平民都彻底席卷进去的疯狂屠杀。各地人民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清军的数不胜数，乡村城市成片成片的区域因为反抗剃发易服而被杀的比比皆是。全国范围血流成河，这对人口的影响是全面铺开性质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主要根据《明清史料》收录的满清自己的官方档案来进行一个论述。
不过这里必须要说明一点，《明清史料》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解放前，先后出版甲、乙、丙三编，后台湾又继续出版了这套书的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即总共有十编之多。每编共有十本，每本百叶，每编达一千页。而且这类竖排繁体字的书籍，其页码是一页两面，换成通行的标准，那就是每编有两千页之多。
以我之精力和耐心，也只能大致通读前面甲、乙、丙三编（而且还不能说是完全通读），就这也已经相当于一般书籍的六千页之多了。
精细阅读并加以摘录过的，最多也只有两千页，相当于《明清史料》收录的全部档案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据李光涛所说，《明清史料》收录的不过是残余档案，其占满清全部原始档案的比例，也仅仅只有千分之一二左右，那我所摘录整理的清朝官员和统治者自供的顺治年间的屠杀罪行，也最多只能占据其整个罪行的万分之一二的比例。但即便如此，读者从下面也会看到，仅仅万分之一二比例的清军罪行，也已经非常骇人了。
一、抗清斗争的主体正是百姓平民
当时的抗清斗争，确实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许多乃至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民众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人口损失规模比普通的战争更加倍的巨大。
许多人认为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是明朝残余势力以及流寇残余势力为主，他们利用老百姓来进行抗清斗争，这是根本错误的！
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是全国各地平民百姓为主要中坚力量，是平民百姓利用明朝的旗号，一波又一波的进行反清斗争。这里明朝的宗室，明朝的官绅才是被利用的对象，而流寇的残余力量也是被广大平民反清的大势所带动，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民族觉悟，才被卷入到这场反清斗争当中去。
清朝官方档案中提到的所谓叛贼，反贼，逆贼，土贼，其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反清的义民，是奋起反清的老百姓本身。
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如江阴抗清斗争，嘉定抗清斗争，其主要的发动者本身就是群情汹汹的当地老百姓，奋起驱赶诛杀满清县令，这就不必多说了。
江阴、嘉定之类，在顺治时期的抗清斗争中只占据很小比例（我们后面会利用清朝官方档案举大量的例子，只不过因为清朝文字狱，民间文人记载能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湮没，只有江南地区的记录侥幸留存一二）。
清廷爪牙奴才的奏疏里竭力污蔑诋毁抗清义民，但在一些地方，他们也不得不泄漏真相，那就是被他们称为贼的，其实恰恰就是老百姓就是民众本身，一些地方说漏了嘴，就直接称之为“奸民”、“叛民”、“逆民”、“愚民”，“乱民”。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
顺治三年正月的《湖广提督江禹绪揭帖》中说：
“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如柯正蕃聚众狂逞，劫掠保安等处矣，蕲水县刘时习等夜半入城大肆焚劫矣；崇阳县王钟秀等缚官掠民投献湖南矣。乃黄冈县之白云各寨，僭号建官称兵拒敌，黄镇徐勇以全师临之，据知府牛铨之报谓彼此互有杀伤，则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1]
顺治三年一月五日《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
“七月初四日，有泾县旧令尹民兴，率泾县及南陵乱民数千，直至南陵城下。天禄即于初九日，统兵与朱知县前往生擒枭生王一衢之父，南陵稍宁。”
“是时，宁国府（今安徽省宣城市）城外，遍地逆民。杨柳铺则有冯烦四一股，华阳山则有颜留真等，麻姑山则有东溪王贼之兵，南湖则有贡贼老巢之兵，宁国则有金声胞弟，及万曰吉余党之徽兵，黄渡港口则有麻三衡之余党，逆衿王协寅等大股之贼兵”[2]
一月十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说：“江宁城（南京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壒、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
“溧水高淳一县，所分总皆泽国，民之反复，虽经削平，而鹰眼犹存”[3]
（这是直接承认反抗清兵的就是南京以及附近地区当地的百姓了，所谓剿洗，自然又是灭绝性的屠杀）
顺治三年正月的《江西招抚孙之獬揭帖》中说“职不敢作张皇之语，惊长者听闻，但江西虽有十一府遵依，皆因英王南征，豫王驻师南省，人人怖死，暂时归顺，其中黠宦皆逃闽中，拥立唐藩”
“即已顺之府，多包藏祸心之人矣，今二十九日辰时，饶州万年知县李匡鼎齐逃至为道镇求救，如此则南昌上流百里而近皆叛人矣，若不急救，而为叛人所据，彼以鄱阳湖为大门户，极利水战，恐朝廷方大费力也。”[4]
顺治三年三月十九日的《甘肃巡抚黄图安揭帖》中说“奉圣旨据奏甘镇军民结聚鼓噪，殊干法纪，刘有实果否激变？”“奉新令落发，军民削剃为难，该镇遵行严迫，是激变固自有因，而克扰实属借口”[5]
顺治三年四月的《浙江巡抚萧起元揭贴》中说“去年闰六月有昌化小邑僻处一隅，奸民乘机倡乱，群弑令尹，啸聚亡命，拥立伪官帅应壁等，勾结渠魁姚志卓，暗通江东叛寇方国安，等声势相倚”[6]
在顺治三年七月的《河南巡抚吴景道揭帖》中说“该职看得叛贼黄景运、张仲、周真卿、梅增智等一群狐鼠，假借伪号，煽惑愚民，斩木称兵，散札聚众，则黄麻商城一带，几成盗薮”[7]
顺治三年八月《川湖总督罗绣锦揭帖》中说“该职看得逆犯耿应衢构窟天台，已有年矣，与麻城周文江等共相联络，传檄约兵，伪设监军等号，逆形不小，凡我黄民受伊蛊惑，无不思附逆以逞者。”[8]
顺治四年正月《陕西巡抚雷兴塘报》中说“贼进州内不杀人，不令兵入人家，遍招各堡，谕以假义，人人欢从。”“郭君镇等贼占据州府，假行仁义，百姓欢从，其势燎原，乞速发大兵一旅前来，堵截救援，俟调各处兵丁征剿，趂（趁）贼初合易破，缓视鼓聚势震，省（陕西省）北一带非乎我有。”[9]
顺治四年六月的《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中说“本年五月二十日，准镇守陕西兴安地方总兵官任珍塘报前事为照，陕西兴属连接秦、豫、楚、蜀，崇山叠嶂，久为盗穴，向化者稀，人皆带发，负险观望。”[10]
顺治四年十月十五日《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丙编第七本六一六页：“据分巡湖西道佥事杨春育一日三报，又据抚州防将吴汝学来报，崇、乐、宜三县山民齐起，穿都、太平、摩平、天王、正纲、桃园、小约等会，各盘踞狂逞，擒官杀役等事。并伪总兵王龙、伪御史谢坊、谢良二，及明翰林傅鼎铨，与衡塘王之翰已祭旗立案，谋为不轨。”[11]
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凤阳巡抚陈之龙揭帖》中说“二十二日至庙湾，逆贼望风先遁，合城人民尽行逃散，职会同出示，召集人民，限三日回城”[12]
（所谓的逆贼和当地人民二位一体，“逆贼”既然逃了，人民当然也就逃了。所谓限三日回城，仍旧是屠刀淫威之下的逼迫而已，凶相毕露。）
顺治五年一月十日的《江西巡抚章于天揭帖》中说“探得谢坊四十里地方，龚坊有伪副将龚心国，统贼聚众，坚志抗敌，本日午后，兵抵龚坊，逆民大半登山，尚有多半正在逃走，兵马截回，见内中蓄发者甚多。”[13]
顺治五年正月十四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说“二官口供，该府官兵出派防各县，又因政和、古田二县寇警告急，总兵李应宗分兵援剿，其存建（指建宁）守城之兵不满四百名矣，逆贼李长蛟等窥城守之虚，乘机直犯，而奸民又附和内应，遂至建城失守，总兵李应宗、副将曹盈吉中弹阵亡。”[14]
顺治五年四月初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说“本年二月十二日据镇守汀州总兵于永绶塘报开称：连城县之□（失）皆缘绅衿士民平素与贼非亲即故，内外相通，乘官兵未到，开门迎贼，以至失陷。”[15]
顺治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湖广提督柯永盛揭帖》中说“该职看得伪逆倡乱，夺据浔关，札示招摇，愚民响应，用是贼胆益横”[16]
《顺治五年湖南请兵揭帖（残件）》中说“初十日又据辰州府署府事丁之麒报称：辰城一堣，四面皆敌，百姓半戴网巾咆哮，虎视之土司观望叵测，誓同镇道死守以待救援，日夜忧思，不啻大旱之望云霓。……各报到职，该职看得湖南郡无完邑，除常属全陷之外，衡、永、辰终朝告急，永郡之危，只争旦夕矣”“迫急至此，何啻垂死哀呼”“今处处崩裂”。[17]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到部的《浙江巡抚萧起元揭帖》中说“卑职等满望福宁固守孤城，门户无虞，不意福建福安被陷，福宁涂镇不肖合部官兵从贼，民皆思和（应和，呼应之意），贼势日张，肆行侵犯，围困孤城”[18]
（这里虽然说的是官兵从贼，但提到‘民皆思和’，也即老百姓都想着要呼应配合反清义军）
顺治五年九月的《偏沅巡抚线缙揭帖》中说“本月初五日卯时，不意突有北路张先壁，伪阁部翰林唐姚二贼……，各统马步，贼兵不计其数，漫山塞野，蜂拥齐来，并各处叛民哄随，助贼火铳大炮安设，攻打我兵”[19]
顺治六年四月的《监察御史霍达揭帖》中说“看得建宁之变，实因百姓先与贼通，借口与兵丁相激成变，乱起仓促，而巡道顾礽同李之琦，戴廷徽弃城逃命，情形已确，无容置喙”[20]
未注明年月，时间当在顺治三年四年之间的《御史吴达奏稿》中说“御史吴达谨奏我皇上，定鼎中原，布昭圣武，一年之间底定七省，今忽以向日箪食壶浆之民，变为操戈走险之众”[21]
这类记录数不胜数，各地抗清的主力是民众自己，而这些心怀故国的百姓，往往推戴明朝宗室或明朝官员为自己的领袖。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以及鲁监国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北方许多地方，由于和南方消息不通，也会推戴其他的明朝宗室，甚至自立年号。
如顺治五年山东的曹县反清大起义，由李洪基，李化鲸等人领导，刘泽清暗中参与，就拥立明朝宗室，立年号为天正。
这次起义的情况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里有详细介绍
“此一役也，贼渠李化鲸等谋逆叛乱，擅杀道臣，拥立故明宗室，僭号称王，播煽流言，蛊惑震动。且曹、濮一带，素多伏莽不逞之徒，因而响应，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余万”
“衮西地方素称贼薮，本年七月内，盗贼蜂起，辄立天正年号，擅称伪王、伪公，结连北直、河南，贼众抢掠城池，伤残百姓（伤残百姓的当然是满清自己），设立州县伪官，势如鼎沸（这次曹县起义，有刘泽清子侄辈参与）”
起义声势颇大，清军之屠杀规模也不小，清朝官员自供“曹县城池于今十月初四日辰时攻克，城中贼党尽皆诛戮无遗，所有节次得获妇女、马匹、牛驴等项悉听满洲众大人总开数目报部”[22]
河南还出现“历正”年号的抗清起义，在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河南巡按李若琛塘报》里可以看见一些蛛丝马迹。
“……初六日贼马四匹与乐土头寨上送归顺告示，国号称历正二年”
“卢氏、灵宝、阌乡等处，昔遭逆闯蹂躏，残不可言（造成惨不可言的恰恰是满清的屠杀与蹂躏）。自徼我朝，享乐利之体，胡乃突起多人，沿村召集亡命，劫杀无忌，且假出伪示，摇惑人心，若不亟力歼扫（所谓歼扫，是满清对平民灭绝性的屠杀），恐又成燎原之势矣。”
这同样应该是河南等北方地区和南明永历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另立明朝宗室为帝而定的年号，和山东曹县反清起义定年号为天正，当属同一性质。只可惜在满清统治下，信息湮没，已经难以得知其详情了。
一些北方的抗清起义，虽没有另立年号，但也多拥戴明朝宗室为象征性的领袖。如顺治五年，在甘肃由回族同胞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汉回兄弟民族联手的抗清大起义，就拥立明延长王朱识??为首，反清复明。
顺治年间，各地拥立明朝宗室为领袖，乃是老百姓自己的呼声和要求，明朝宗室则是为了天下兴亡挺身而出，响应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和清军作殊死之斗争。但这决不能改变，抗清斗争的主体力量，中坚力量恰恰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实。
在一些地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明朝宗室或明朝故官作为领袖，民众甚至会自己编造出一个明朝皇室成员来作为反清起义的号召。
如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刑部题本》里就提到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福王（即南明弘光皇帝）太子案：
“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题前事内，开案照前获王道士伙党，王相公家搜得江南道御史卢铸名帖，随问王道士：‘卢铸同谋否？’王道士供不曾同谋，……，但闻胡相公说‘河南地方有太子金哥’，又问王相公：‘卢铸曾与同谋否？’王相公供不曾同谋，……。部问胡相公，据供‘王道士问我河南有旺气，可有好人么？，我说听闻福王太子叫金哥，只此是实’”[23]
还有甘肃的天启太子案，见《王道真自称天启太子案残件》，因为属档案残件，上下部分都已残缺，所以缺年月。其中内容说：
“红簿挨拿前项同谋造反之人，获解正法，以靖地方。今将搜获同谋造反投状禀启八纸，一并齐送，……据王道真供，我即朱应龙，本名慈炓（应该是火字旁加个魁），是天启东宫太子，辛酉年刘妃生，今年三十四岁了。……游至陕西宁夏地方，复到平凉府（今甘肃省平凉市）隆德县孙家山住下约有半年”[24]
天启太子当然子虚乌有，这是百姓思念故明，所以假托天启太子，联络地方义民共举反清大事。之所以要说天启太子，而非说崇祯太子，可能是因为后者目标太大，加之年龄不符的缘故。
还有乡宦假托已经亡故的明朝官员旗号来反清，如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的《淮阳巡按李盈岩揭帖》中提到朱国材假托史可法名义，发起反清起义
:“逆贼朱国材，诡名冯宏图，假称史阁部要来攻城等语。孔传（无为州知州）闻信，不合不用心设备，固守封疆，又不合平日疏懈，不察各逆行踪，以至先存后被官兵擒获正法乡宦吴光宇、生员沈士简、吴干生暗自勾引伪史阁部朱国材等结为不轨”[25]
此外还有顾诚引用的顺治十年张岱在江西的见闻也可以说明当时抗清力量多为当地百姓自发参与。
“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余处，而乡村百姓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试。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无也。总之，千古节义，多出江西庐陵、广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四十六。)”
“温睿临也说：金声桓遗党张自盛、洪国玉、曹大镐、李安民‘四营既破，所俘献者多有文秀严毅，顾盼伟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九《画网巾先生传》)
二、抗清主体为老百姓的后果
正因为抗清的主体力量是老百姓，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1、轻易就被屠杀镇压
一方面，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奇缺的平民，造成武力悬殊，很容易就被清军屠杀镇压。
以河南兰阳县为例，在在顺治五年八月的《河南巡抚吴景道揭帖》内叙述清军镇压当地反清起义的经过，如屠杀吴家老营，屠杀塔儿湾北，围攻张家楼，对清军缴获物资，以及伤亡人数都有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义民的武器装备是极其简陋的，满清都是用极小代价（死亡一两个清兵），就屠杀大量人口。
如这一段“前赴吴家老营，奋勇杀贼一千有余，生擒贼首伪总兵刘之炳，攻焚贼楼，烧死男妇二千有余”
塔儿湾北的屠杀就更显然了，吴家老营那里还说缴获刀枪，还说清兵有伤亡，塔儿湾北则连两样都没有了，只说“杀死贼人无数，得获贼马一匹，骡一头，牛四十只，驴二十四头，妇女二十三口等情(一件兵器都没有）”。
再看攻击张家楼的情况，说是“伪国公张光素等统贼万余在张家楼一带屯聚为曹县李贼外援”，由于是平民为主，一经交锋，并无战斗能力，屠杀甚惨。
满清伪军缴获的武器有“甲五副，弓箭四副，长枪二千余杆，腰刀二十一口，虎尾镰二把”。盔甲，弓箭少得可怜就不必说了，长枪之类也当是木杆插铁之类的东西。
清军仍旧是仅死了一人，“阵亡兵丁一名李阿回，阵伤死马二匹，重伤兵丁赵登举等八名”[26]
这种交战，在清廷奴才的奏报上名义是两军交锋，实际不过是清朝军队对地方上心怀故国的义民单方面的屠杀而已。
类似这种性质的记载，在明清史料里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我这里只再摘录一段写于顺治五年二月《河南巡抚吴景道残题本》的内容、
这份文件因为是残本，开头两字就是“尽杀”，只可惜前面残缺，已经无法知道清军兽兵是把什么地方进行灭绝性屠杀了：
“尽杀。初六日……，攻破董家寨，杀死贼党一百二十有奇，捉获贼妇一十八口……。初七日，……攻破江家寨、斩杀贼二百三十六人，内有伪总兵雷应初，张其义，各于腰内收获伪札，……。……攻破黑龙池，……，当先扒寨，杀死贼三百五十一人，……。……攻破高庙寨，杀死叛贼一百二十五人，……杀死伪兵部彭又玄，腰内搜出银铸兵部之印一颗，背面系永历年号，……。……分派精兵围困鸡笼山，断贼水泉，……寨墙尽拆，房居概焚，其余老幼妇女，滚崖跌死，不计其数。”[27]
这里似乎是几百几百的杀，其实满清兽兵的屠杀人数是远不止于这些纸面数字的，用吴景道自己的话说“从逆诸寨，上下四十余里，几无噍类。”
“……假借伪号、伪印，煽惑一种冥顽之徒，协受伪职，各据山险立寨，倡乱一方，……职奉宪檄，协同楚豫各将夹剿，甫及经旬，从逆诸寨，上下四十余里，几无噍类。”[28]
2、反清斗争席卷全民，绵延不绝
平民战斗力弱，清军很容易就屠杀镇压，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主要力量是平民，所以杀不胜杀，只要没有把平民杀光。往往一批反清义民被剿杀，另一批又接着继续起来反抗满清暴政，这又导致清军屠杀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如滚雪球一般不断扩大，直至把地方上人口大部分都诛杀一空，才告一段落。
即以北方在崇祯时期就被清军屠杀数次残破不堪的山东而论，在入清以后，反抗起义仍旧接连不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满清的奴才有应接不暇的哀叹。
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江西道试御史蔡应桂题本》里说“今就山东一省而论，盗贼滋蔓，烦大兵之剿灭，且及一年，而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29]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山东巡抚张儒秀揭贴》里说“窃照二东素称反侧之区，向来易动难安，自土寇鸱张，凭倚山陵，勾连外盗，流毒地方，日无宁宇，职受事于倥偬之际，虽屡同满汉官兵将大逆谢迁、李桂芳、王与任等次第歼除，然漏网穷凶如周魁轩、杨云山等通诛不少，今又续起寿张贼首丁维岳，狡穴未定，飘忽靡常。”[30]
顺治五年正月的《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里说“职看得东省之贼，不难于剿，而难于净，自职莅任以来，东击西扑，昼夜图维。”[31]
张儒秀这里列举的山东历次反清领袖还仅仅是截止于顺治四年，就已经有谢迁、李桂芳、王与任、周魁轩、杨云山、丁维岳。但实际上这份名单还很不完全。
比如顺治元年九月，赵应元领导的青州起义，诛杀满清当时在山东的头目伪侍郎王鳌永，以拥立明宗室衡王位号召。还有顺治三年的裴守政、刘丝桐起义，高唐州的蔡乃憨、周桂轩、崔三棱起义，夏津县的宋鸭蛋、陈国造、三帽檐子起义。这些在顾诚《南明史》里有提到，就不必多说了。
还有许多顾诚《南明史》也并未提及的，如登莱的沈讯也是在顺治四年反清，最后自焚而死，壮烈牺牲殉国的义民领袖。
在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前任登莱巡抚杨声远揭帖》里说“五月初一日奉圣旨，沈迅以明朝废绅辄敢养兵据险，潜通叛贼，及满汉官兵缉拿，再三晓谕，负固不服，力攻三日，势穷自焚，如此大逆，必昭彰耳目，该抚按及地方官何无觉察奏闻，着抚按回将话来。”[32]
还有曹华彪、张奎龙等人，顺治四年正月的《山东巡按吴达揭帖》里说：
“贼之奸细处处密布，宁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领袖耳！近者省城已搜获府快张奎龙斩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于积贼受抚，狼心岂可复测？”[33]
还有顺治四年间的山东孙翰臣一案，《南逆轩开禧残件》（这个残件，上下部分都已经残缺，总之是关于各地心怀大明的义民联络抗清，被清廷鹰爪奴才破获之事）中说
“又有城武县捉获生员孙翰臣，亦不合谋同开禧，蛊惑各处愚民，倡率作叛，又有曲阜县，拿获生员张旭于顺治三年五月内赴道考试不做文章，亦不合作诗云：‘愿食首阳义士蕨，愿执大汉苏武节’……，欺上无法，心怀异志，俱是孙翰臣伙党。”
“据城武县申报，捉获孙汉臣，原名孙应突，系明朝生员，自清朝开国，不赴考试，在外游食，交结匪人，自顺治四年二月内，弃业撇母，与南逆假称隆武年号伪官轩开禧。各处蛊惑愚民。勾连明朝绅衿、武弁、及不轨之徒，同谋叛乱，并开具各省直府州县，同谋人等花名册一本，内开未获伙党……”（下面是名单，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北直隶、山东等全国各地的在满清统治下的抗清义绅姓名，至此残件结束尚未开列完，对那些抗清义士的姓名就无从得知了）[34]
以上还仅仅是根据满清残留下来的档案得到的信息，真实历史中，仅仅山东一省的反清起义的数量当更为惊人。
更不必说这还不包括顺治四年之后，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李化鲸领导的曹县大起义，还有顺治六年被屠杀镇压的孙化廷领导的反清复明起义
顺治六年三月的《山东巡抚吕逢春揭帖》里说：“窃照东省土寇惟孙化廷为诸寇之首，自明季以来，依山负固，出没无常，今复拥伪翼王朱议氻（当系明宗室）、伪公、伪伯，招摇一时，成曹属之变，率李双槐等蜂起以应。”
“（攻破青阳寨）……滚山跳涧跌死男女不计其数，其化廷败遁桃花洞,初四日始擒获”[35]
还有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都有记录被满清屠杀得血流成河的于七领导的山东抗清起义，在《聊斋志异》的《公孙九娘》里记载这次满清屠杀的情况，“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
仅仅凭借这些从清朝文字狱下侥幸逃脱出来的文字记录，和官员奴才的自供，我们就可以想见仅仅山东一地顺治期间抗清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
那造成清朝奴才自供承认的山东“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日无宁宇”，“职看得东省之贼，不难于剿，而难于净”的原因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反清复明起义恰恰就是大部分平民自发的要求，其构成的主体力量就是平民，所以一方面镇压起来很容易，屠杀起来很顺手。而另一方面，只要没有把大部分人口屠杀干净，那就势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镇压了，就再冒出一次，直到满清把百姓中稍有血性，稍有反抗精神的人全部屠杀光为止。
这其实不是山东一地的情况，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情况。
如满清统治核心的北直隶
顺治元年七月的《内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启本》中说“京城门外及近郊去处，盗贼（多为反清义民）公行”[36]
《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中说“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料理”“诸贼党羽已盛，千百成群，胆横气粗，蓄谋日狡”“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镇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
满清头目的朱批里则说“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义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37]
八月《兵部侍郎金之俊启本》中说“近日天津以上，务关以下，杨蔡二村之间，白昼连鏕，行旅断绝。辇毂近地，几同化外”[38]
九月《保定巡抚王文奎揭帖》中说“为土贼蜂屯，恳发劲兵马匹，及早剪除以安地方。”
“大名之开州、内黄等处，真定之井陉、获鹿、灵寿诸村，保定之束鹿、唐县，有径被攻破者，有围困饱掠而去者，凡在村落，靡不席卷。”
“职到任经旬，羽书叠至，拮据宵旦，多方调遣，虽大名诸贼，渐次平定，而据其抗斗之状，日焉数战，兹岂目中有官兵焉？唐县渠魁，仰仗王上威灵，各官用命，亦即就擒正法，然井陉获鹿等处，伏莽尤多。职思维再四，必得大赫兵威，痛加剿洗。”[39]
（由此汉奸之奏疏，可见满清入关后顺治年间对北直隶之屠杀依然不少，只可惜处于统治核心地带，淫威最厉地区，相关民间记载难存了，其规模也未必下于对江南等地之屠杀也）
顺治二年四月的《镇守密镇总兵官张诚揭帖》中说“贼头刘自什，统领前往马家山召集人马，仍回沧州，会齐逆贼，东西结联，啸聚大为可虞，合行亟剿”[40]
顺治二年五月的《镇守陕西宁夏总兵官刘芳名揭贴》中说“又见近京州县咫尺天威，犹有土贼捍网，朔方去天颇远，保无鹰眼未化之辈哉？”[41]
如陕西
顺治三年三月的《陕甘巡按魏管揭帖》中说“该职看的陕西逆孽遍地，虎目眈眈，职入境忧心如焚，累疏俱在御前，不幸而言中矣。贺珍、武大定、蒋登雷、王可臣燎原未熄，而赵荣贵继至，鼎沸情形，非藉大兵，未易扑灭”[42]
顺治四年六月的《陕西巡抚黄尔性塘报》中说“四月二十二日，本镇督统标下官兵出师进剿武贼，正为釜中之鱼，不意有仁河南山等寨，孙逆伪职文武覃远、覃一纯、王家祚、许不惑……等派船接渡西岸。屯聚仁河，意欲练兵再举。”
“看得此一役也，土寇负固结连，刘二虎等寇受孙守法之术，擅称隆武年号，向攻兴城，克陷紫阳，缚送县令，而屠戮生灵（屠戮生灵的恰恰是满清兽兵自己，满清之无耻栽赃往往如此）。今接济武大定，倡扶明而戕蚀顺民，南山仁河一带竟成乱阶矣”[43]
顺治八年六月的《延绥巡抚董宗圣揭帖》中说“固山额真咨云：‘刘相国等负固拒守，不过潜踪乌合之寇，贵院当会同延镇发兵扑剿，自可断其根株’等因。”[44]
顺治九年三月的《延绥巡抚董宗圣题本》中说“王永强于顺治六年二月内在榆林倡谋叛乱，先发贼兵于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黎明到府……王永镇内应而城外贼兵即入城内。”[45]
如山西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中说“山西土贼，时时窃发，如潞安、牛鼻寨与豫地为邻，如孟县与真保接壤，并如乡宁，随起随灭，何曾卸人”[46]
顺治七年七月十四日的《山西巡抚刘弘遇揭帖》中说“晋遭贼乱，遍地烽起，而叛逆绅衿，处处皆然，虽经大兵恢剿，其潜避深山穷谷，实繁有徒，伺隙而动，深切隐忧”[47]
顺治八年闰二月的《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中说“看得云晋地方，自姜瓖发难之后，刘迁附逆蠢动于代台之间，及迁伏诛而余孽刘永忠、高鼎等又聚党纠众，以曹家寨为居停之巢穴，煽结附近山庄，……迩年以来，代、台、繁、崞等州县几无宁土矣，”[48]
如南直隶南京周边地区
顺治三年一月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
“据所报，处处有贼，兵到则散，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
“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虞”[49]
顺治三年九月的《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密揭贴》中说：
“今江宁城内城外，自今年正月十九日杀散后，又有潜藏谋叛头目，会合多人，皆听瑞昌王号令行事”[50]
以上列举的这些地区如山东、北直隶、陕西、山西、南直隶南京（满清改称江南江宁府）等地还都是满清统治相对稳固的地区，离其势力中心相对接近的地区，是顾诚《南明史》中交代也较为简略，曹树基之流所谓的“虽受干扰，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的地区。即便如此，百姓之反抗已经激烈绵延如此。
类似浙江、福建、四川、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这些地区，则更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于此的规模了，尤其是四川、湖广、江西、广东，更是满清屠杀的重灾区。这些地区的记载一一罗列的话，太过繁琐冗长，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3、大明百姓面对清朝兽军时的气节
各地百姓蜂起反抗满清暴政，虽然战斗力不如人意，但大多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刚烈精神。其坚定决绝之态度，视死如归之勇气，三百多年之后读来，犹有余烈。
仅满清奴才奏疏里提及的各处山寨被攻破，就必定有无数义民男女投崖自尽，或自焚自缢。这里不妨略微列举一二。
清军围攻河南鸡笼山，“寨墙尽拆，房居概焚，其余老幼妇女，滚崖跌死，不计其数。”[51]
清军围攻河南石垛山寨，“杀死贼众，并滚山投崖者，不计其数”[52]
清军攻破河南商城女儿寨“……杀死杀伤无算……各投崖窜谷……收获伪印关防二件，伪札票簿二十七件，……倒死崖下者不计其数。”[53]
清军攻破山东青阳寨“滚山跳涧跌死男女不计其数，其化廷败遁桃花洞,初四日始擒获”[54]
清军攻破陕西毛壩山寨“妇女除滚落沟崖者无数，得获三百二十五口，…”[55]
清军攻打陕西延绥八郎山抗清义民，“于初三日黎明时候，督兵蜂拥上山，……杀贼二百名，落崖男妇无数”
攻打松树屯义民，“拿贼二名栗豹、鲁二，杀死贼二十余名，夺获贼妇六口，大小牛四只，驴七头，余贼并妇女俱落崖跌死”[56]
清军屠杀山西曹家寨，“今李虎被炮打死，王小楼等重伤，抵挡不住，董景谊并父董秀及子董三、义儿远来子邢二、赵二、王小楼、张辛、张二商议各自缢死，……查勘寨上俱成烬毁，弓箭、鸟铳等器尽在火中，尸骸填满半井。”[57]
又有李宏在东山哈口寨，面对满清招降，跳崖自尽之事“据平路知县崔伟报称有明季废绅宁夏巡抚李虞夔，破城作反，逃迸外省，先伊长子李宏逃据东山哈口寨，本县亲往招抚，李宏自知难逃，投崖自毙。”[58]
清军屠杀湖广黄蘖山义民“杀死贼众，并自行滚岩跌死者，盈沟积涧，不可数计”[59]
以上不过是阅读明清史料满清奴才奏疏，偶然摘录所得，仅仅是清初义民壮烈事迹的万分之一不到。
三、满清屠杀概况
所以满清主奴挂在嘴边的所谓杀“贼”，其实就是杀民。要把“贼”杀光，在许多地方，就等同于把民杀光。为此，许多奴才在奏疏里也不得不频频哀叹“诛不胜诛”，“杀不胜杀”。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南赣总兵柯永盛题本》中说“宁都之寇皆系渠魁温应采之标翼，即深山穷谷咸依草附木，无不思逞，然而诛者不胜其诛”[60]
顺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残揭帖》：“此剿彼逸，日滋蔓延。总督内院臣洪咨职严督镇道，不分疆界，会兵合剿，职于三月十六日低宛，日与按臣毛九华文移相商，征发调度。因念贼原惑于□藩伪札，诱挟相从，不识王化，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方今二麦将登，秧禾待时，不加抚恤，则民散亡，而地土荒芜，国赋何赖？”[61]
满清主奴之所以没有把安徽等地区的老百姓全部杀光，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这些满清统治者这些吸血虫，还要靠老百姓来养活他们。真的全部彻底杀光了，就如伪安徽巡抚刘应宾所说“尽诛则无民”，“地土荒芜，国赋何赖”。
也正因为抗清主体就是老百姓本身，造成清初人口损失的元凶只能是清朝政权，任何试图把清初人口损失的责任转嫁栽赃到其他人头上的做法，只能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
一些人的笔下，似乎清初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清军和反清军队则是交战的两方，老百姓对谁来统治他们根本无所谓。清初就算有人口损失，也是清军和反清军队各有责任，彼此彼此的结果。
这些人根本就无视在清初二十年的时间，构成反清力量主体的恰恰就是老百姓自己，那些满清统治区下的反清义民就不必说了，就是云南、四川等地，也都是老百姓的支持之下，才有反清力量一次次重振旗鼓。
1、清朝头目自供的凶恶残暴
清朝统治者的凶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这不是别人给他们泼脏水，而是有他们自供的言辞作证。
在顺治二年三月的《陕西总督孟乔芳启》中有这么一段朱批“朱批，谕李如知道……，尔今擅立官长，逐杀本府官吏，明系不顺，尔若不顺，可明白说来，予便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62]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虚言恫吓，清廷头目确实尽最大可能贯彻了这一方针。后来四川被杀得人口荡然无存，就是满清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肆屠杀的结果。
清官方的屠杀政策，也可以从顺治二年八月初四日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呈总督佟文》中窥见一斑：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八日，王爷差有安抚江西正副使李春祥、白其谦、赵世臣等至省赍有王爷令谕：奉圣旨，南京、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清朝旧规，官员人等俱已剃头，今新降者一半剃、一半不剃，其非大同之义，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以成一统之业，以光盛治，钦此钦遵。”
“令旨谕提督总兵官金声桓知道，靖远大将军英王把尔当一能臣托付，安定江西一省，尔将江西所□（属）地方，归顺城池若干，未顺城池若干，一一查明，其归顺百姓有剃过头的，并违抗不剃的，一总差人火速飞报前来，如有一二人不剃者，□□以军法处置，特谕，敬此敬遵”
“副将王体中，于七月二十一日领兵回省，当即传知圣旨令谕，体中必不肯剃头，及声桓面谕再三，屡换日期，支吾抗拒，窃思王体中素从闯逆，大罪弥天……，今乃违背圣旨令谕，故不剃头，一大罪也”[63]
这份文件里提到的，凡是不剃头的“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所谓军法重处不过是一律屠杀砍头之意而已，所谓无论一省一城，不剃头的就要发兵进剿，这所谓进剿其实就是屠城乃至屠省之意，也即把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不剃头者全部杀光之义，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清廷主奴也正是在这种屠杀政策的指导下，在各地展开疯狂的屠杀行动。如顺治五年二月的《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攻打高明县时）各营官兵云梯齐上，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64]
清廷奴才也常常以“概行杀戮”，甚至屠杀得“不遗噍类”来向主子邀功请赏。
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提兵亲诣代州，会同山西抚臣刘弘遇面商机宜……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65]
顺治五年四月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满清兽兵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时候说：
“用云梯向东北两面齐上，贼莫能支，砍杀无数，贼急下城，杀至天明，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66]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是一份档案残件，其中叙及清兵对地方上的屠杀时说“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所报妖贼据住许林有二千人，（中间是各处抗清义民分布情况）……，又报杀死毒死，不曾走脱一人，各等因，职与督臣（下缺）”[67]
可惜这份伪提督的揭帖只剩下残稿了，否则对清军在山西各地屠杀兽行，当暴露得更为充分，从残存部分来看，“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其大意不外乎是，本来何尝想尽杀，但因为该道报告的情况云云，最后应该是对相关地区的平民尽数屠杀，满清之残暴总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顺治四年十一月《湖北巡按曹页卜揭帖》中叙述对湖北地方的大屠杀时候说“今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神威一震，群逆丧胆，闻风鼠窜，虽其潜迹西山，大兵甫临，不遗噍类。”[68]
一句“大兵甫临，不遗噍类”，真是清廷奴才对其主子凶残程度的绝好自供。他所谓的群逆，所谓的潜迹西山，其实不过都是心怀故明，不肯剃头的百姓而已，不过是想藏匿在山中，以逃脱满清的凶暴而已，并没有力量对满清政权进行颠覆，但满清之凶残则是即便你逃到深山，也要把你尽数搜刮出来进行屠杀。
如果有官方对地方的屠杀镇压不力，马上就会受到伪满政权头目的严厉呵斥。
比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顺治元年七月《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里提到的刘芳久，大概也是一个汉奸，只不过不似满清兽兵那般残暴，所以被其推许为“慈心爱民”。结果这原本想献媚的奏疏，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被其满清主子严厉呵斥：
“（朱批）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义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徇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69]
也即清朝头目认为这个刘芳久残暴程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对地方百姓的镇压还不够凶狠，导致抗清义民纷纷不断，警告孙承泽，如果再这样包庇刘芳久，就要重罪不饶。
满清不仅是对不剃头的人一概屠杀，有时候甚至对已经剃头表示屈服了，但对剃头政策略有微词的人，也要进行屠杀，其凶暴之骇人听闻实非正常人类能理解。
在《明清史料丙编》收录的《内院大学士宁完我题本》就有这方面的材料。事情起因不过是陈名夏对剃头政策战战兢兢的表示了一点疑虑，认为导致反抗更多，原意是为其主子着想的。孰料清廷主子因此雷霆大怒，陈名夏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处死，家人发配为奴。
关于满清的疯狂屠杀，一些奴才汉奸也在奏疏里披露过一点真相，战战兢兢地表示出一点不满和担忧。
如《御史吴达奏稿》中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倡首乱事不过一二人，余皆迫于不得已，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岂知至苦极难之民情哉？”[71]
《江西道试御史蔡应桂题本》中说“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诛不胜诛，是又以从贼而死者也乎。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但其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为可悯耳。虽然，此犹可曰：胁从之徒也。至于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此良民与贼众分途之际，关系天心民命尤切，该除暴以安良，非以屠良。”[72]
蔡应桂这个汉奸奴才哀叹“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并非真的有多慈悲。在这个奴才看来，对那些不肯剃头的反清义民，加以屠杀，那是应该的，所以他说“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
他要求“非以屠良”，而满清实际上正是连他口中的“良民”也屠杀了，这才让这条奴才走狗冒着得罪主子的危险，发出如此的哀叹。
把他的言论同《御史吴达奏稿》中说的“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结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清初造成人口巨大损失的屠杀元凶究竟是谁了！
3、被满清屠杀的各地惨况
曹树基宣称，对清军最有力的抵抗只是“发生在若干城市”，因此清军对人口的影响仅仅是据点式的。
而事实又如何呢，仅仅从满清官员自供的各地惨况来看，城市固然是被屠杀一空，农村乡野的情况同样惨不忍睹，下面还是摘录一些满清档案中伪官的奏疏。
顺治三年一月初五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又据广德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知州闵义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而祝令亦到。随弃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迹灭绝，阒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
“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87]
这里提到的“建平值剿戮之余”，所谓“剿戮”自然又是对当地百姓的灭绝性屠杀。至于广德州城外，“战骸山积”，所谓战骸也不过是被清军屠杀的平民尸骨。城中“影迹灭绝”，自然又是清军屠城导致的惨象。
所谓“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乃是清廷奴才栽赃之故技，使得当地“城空”“野空”的，除了清朝兽兵，再无其他人。
顺治三年二月初一的《安、庐、池、太巡抚刘应宾启本》，开头是“刘应宾谨启，为抚辑残郡事，去岁腊月十九臣巡历皖郡与札委巡抚李□龙交代，自姑苏登舟，因而查阅沿江要害……”
这份奏疏是记述他看到的沿江各地的情形，其中安庆的情况是“安庆满城俱烬，遗房仅有十之其一，其一□半为兵住，城中虚无人焉，问之府县，皆云：士民无居，潜避在山寨”[88]
这里说满城俱烬，城中虚无人焉，明显也是清军屠城过后的景象，遗留的房屋只有十分之一，幸存的居民可能还远少于十分之一，潜避山寨的不过是那些屠刀下的一二孑遗罢了。
顺治三年三月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揭帖》（残本）中说“至闰六月，大统底定，本县（指太湖县）知县饶崇秩奉令来湖，四望荒烟，仅余白骨，数椽茅廨惟伴青磷，迨苦心召集，始有二三残喘，朝入暮出，方望哀鸿渐集，讵原任监纪邵起负固英霍，招纳亡命，拥立樊山王，飞布檄文，侈言恢复，本县积犯石应壁，李时新等乘机响应，听调投营。”
“查太湖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以孑然孤立之官，而责之以捍御，势必不能”[89]
太湖县“四望荒烟，仅余白骨”，“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自然又是满清兽军的杰作了，反抗满清的主体本就是当地居民，他们自然不会焚毁家园，杀戮自己乡亲，只有满清军队才能做下如此兽行。
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日的《湖南巡抚张茂熺揭帖》中说“五月至岳州，闻长沙、衡州、常德皆归版图，职即叱驭疾驰，今兹六月初十日，已过湖南至长沙矣，长沙事毕，衡州、常德，渐次巡历。其余郡县，兵之所下，职即踵之而至，不敢避难。……至于地方情形，职见闻最确者，不敢不先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陈之。除武昌府久定不赘外，七郡之中，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自雇夫役，自裹糒糗，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90]
当时还仅仅是顺治四年，湖南景象已经是“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骼胔盈道，蓬蒿满城”，“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这些景象已经足以把曹树基所谓的清初人口损失仅仅是一些城市据点的谎言戳得粉碎了！
只不过满清的奴才依旧是试图把这一切栽赃到抗清义军的头上，而事实只能是相反。满清官员自己都承认，清军对反抗地方，向来是过一地，屠一地。
幸存的孑遗之民之所以要“弃家远遁”，也正是为了逃避满清淫威，否则如张茂熺这个奴才所言，他们不但不应该远遁，反而应该留下来欢呼满清的解放才是了。
所以造成湖南地方路不见行人，惨目骇心的罪魁祸首，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顺治十三年二月的《户部题本》说的也是湖南情形：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棲，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棲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91]
这和顺治四年的湖南巡抚揭帖已经是相距八年了，其荒芜残破情形更甚，在满清屠刀下，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无人区。
再看湖北的情形，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湖北巡抚王守履揭帖》中说“职奉命按楚入境，即巡视郧城，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已特疏上闻矣。职于巡郧后，随即转襄，以宣布圣德，广图招抚，乃兵戈之余，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92]
湖北的景象看来比湖南好不到哪里去，“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这当然是从城市到乡村，所有地方都呈现荒芜残破的景象。
只不过满清奴才依旧试图栽赃，其实这杀戮之惨又只能是满清兽军自己所为。当地百姓正是支持义军抗清的基础，只有满清兽军才会把百姓彻底屠杀一空，以削弱抗清势力。
再看顺治七年的一个《户部题本》：“顺治七年五月初三日，本月十九日奉旨户部知道钦此……到部，该臣看得庐州所属州县既经寇盗残破（实为满清兽兵残破），又遭水旱灾伤，而英山一县久被贼（抗清义民）据，罹祸尤惨”
“英山县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已经是大大低于明朝原有实际人丁的纸面数字），除历遭寇乱逃亡故绝，今止实存人丁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95顷81亩8分8厘，除历遭寇乱抛荒，今止实在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此见在之人丁，虽垦之田土，有名无实，民食尚有不给”[93]
这个题本里举了一个安徽庐州英山县的例子，说原额人丁是“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个数字在明代仅仅是册藉虚应故事的数字，实际人丁只会远远高出其上。那到了满清呢，就是这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在经过清兵残杀之后，居然也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了。清兵屠刀之下，只有实存人丁542丁，仅仅是原来纸面数字的5%不到，损失了95%以上，而实际的人口损失比例还远远高出这个数字。
（这里还会牵涉到对人丁含义的解释问题，我有专门说明，满清初期的所谓人丁就是其官方定义成年男性劳动力，这从我这里摘录的史料记载也一目了然，何炳棣等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有混乱）
再看一个未注明时间，但估计当是顺治六年之后的《户部残题本》，描绘的是江西的情况，这个题本的上下部分都已残缺，但剩余内容也足够说明问题了。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微臣巡历赣南事。……及至万安，抵赣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睹□□也，食不下咽，而况于鸡犬无闻，烟火寂然。□□朝食半餐以充饥，暮结露帏以御寒。奔驰至赣，查保甲不满千人，稽仓库，并无钱谷，城内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夫赋从民出，无民而尚何催科之可施乎？”
“如至南安府，土地□□（荒芜？）。犹然一赣城也，臣亲履其见，惨目伤心，不禁挥泪。”[94]
再看顺治六年七月的《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本》中说的“窃照江西一省惟赣南两府，偪居东南，远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剿官兵与逆贼相持最久，恢复独迟，而各属地方，无一处不惨遭焚戮，流徙逃亡，诚亘古未之有也。斯时兵火之余，人心未定，土寇（当地百姓组成的抗清义民）旋生。”[95]
另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香阁笔记》卷一中关于江西情况的记录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掩耳急去，时甲午八月”[96]
江西当时如此残破景象，绝非一个康镇将一人能办到的，乃是满清兽军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屠杀抢劫破坏所致。
江西的惨况，顾诚的《南明史》里引用过张岱的亲身见闻：：
“清军的三省会剿，到处烧杀抢掠，给江西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时人张岱以亲身见闻记载道：‘癸巳（1653，顺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再看顺治九年一月初八日的《平南王揭帖》：“于（顺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马兵到遂溪起身，至二十八日，兵马至雷州府城内，并无百姓，止是空城，房屋俱已倒坏，草长砌住街道，城墙四边倒塌。看得雷郡初定，余孽未靖，四野荒芜，人民遯迹”[97]
这叙述的就是广东的情形了，雷州府尚不算满清在广东屠杀的重点地区，已经是只余空城，残破无比，四野荒芜，其他如广州被满清屠杀更惨的地区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而且这还是尚可喜这个汉奸嘴里所谓的“余孽未靖”，若是“余孽全靖”，自然更是人口扫荡一空了。
顺治九年八月的一份《户部题本》则是对满清屠戮下的一些南方省份荒残情形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粤东抛荒已甚，粤西人少赋轻，章奏具在。历历可考，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
“至于川、广部选各官，向来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无人民衙舍者，皆暂住他郡，既无益于残疆，又虚费朝廷廪禄。臣前伏读明旨，蜀省凋残，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人民，似难照例设官，诚明见万里。臣请敕部裁并，俟地熟人稠之后，再复旧制，庶凋敝余生，不病于官多民少。”[98]
也就是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的人都是被满清彻底屠杀光了，导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因为人都杀光了，有些地方任命了所谓官员，结果官多民少，成了毫无意义的光杆官员，只能暂住在其他地方。满清奴才只好建议，这些地方干脆就不要设官了。
顺治十三年六月三日的《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则是提到广西被清军屠杀后的惨况“看得粤西凋敝，地土多荒凉，责成开垦，诚宜预办牛种……粤西数年之间，频遭兵火，民残地荒，惟桂林为最。而桂林一府，则兴安为尤甚，盖其人民杀戮十去其九，而平梧次之。今欲望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99]
因为人口被杀戮太多，导致就算想要开荒，都是非常困难。
另外满清兽军残暴是极普遍之情况，偶有一将，残暴程度稍加缓和，地方百姓就庆幸不已，唯恐再换一人，又遭满清荼毒。
这一点可以看一下顺治二年闰六月的《管九江道事黄澍残启本》：
“据该县生员周家邰等呈称……，生等湖口县居住，屡遭兵火，掳掠罄室，杀害无辜，惨变难言，幸蒙徐总兵安抚兹邑，示召残民，恩威并着，士民乃得安枕。今恐另委员役，又生疑畏，下民不安”
“又据该县十七坊里长王正降等呈称：“贫系十七坊里长，因兵破城，焚毁屋舍，远逃穷谷，偷生避死。”[100]
以上不过是我粗略摘录了一些《明清史料》中的档案材料，基本都是伪满政权的奴才官员以及汉奸自供的地方被屠杀一空，荒凉残破情形，实际情形当然只会更甚于此。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