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社会停滞的经济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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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黄宗智理论的简单介绍[1]
黄宗智曾经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范信念，也即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而在黄宗智看来，恰恰是这个争辩双方都默认的规范信念本身缺乏足够根据。
他在文章[2]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
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
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
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
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3]
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具体分析与证明。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如果要对黄宗智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 [4]。
二、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缺陷的分析
应该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本身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里主要说两点:
1、倒果为因
在黄宗智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近代化道路,是因为所谓的过密化。但是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有所谓的过密化，那么西方有没有？如果答案是西方没有，那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答案是西方也有过密化，那么很显然把过密化当成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更说不通，过密化本身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
在前者的情况下，所谓的过密化理论没有作出真正原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原来的问题包装了一下，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而如果是后者的情况，那么就更说明所谓的中国的过密化现象持续的存在本身倒不过是中国没有象西方一样走上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
在答案是前者的情况下，黄宗智等人并非没有试图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这更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把问题归结到人口上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过密化，而西方人口相对少，所以没有过密化。但这样的解释还是没有说服力，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是从少发展到多的，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多，那为什么中国就比西方更特殊，就一定是从较少的人口发展到过度多的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如此呢？再进一步说，黄宗智等人自己也察觉这一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中国人口在明清交替时期，甚至在清晚期太平天国起义后，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减少，却没有能改变所谓的过密化的状况呢？
如庞卓恒所说“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8]
黄宗智的解释有两点，第一点是所谓分配的不均，贫农压力大；第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明清时期出现。
关于第一点解释，没有多大的意义，西方的分配也从来均不哪里去，并不比中国的情况好多少；第二点解释，不过是让问题回到了起点，首先明清不能合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不等于没有在明朝出现，其次，为什么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这其实还是在问那个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生产力没有象西方那样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再说后一种情况，也就是事实和黄宗智想象的不一样，在西方其实也有过密化，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扭转了过密化的趋势而已。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正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崔之元说“英国剑桥人口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的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更有甚者，新近对美国麻省农业1780年至1820年间演变的研究，也发现了内卷化的特征。由此可见内卷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仅仅指出内卷化不足以打破‘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内卷化在英国是如何被突破的？商业化是突破的要害吗？”[9]
既然西方比如英国其实也有内卷化也即过密化，那么真正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当然就不可能是过密化本身，因为出现过密化或内卷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西方的例子就证明了一点。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遗憾的崔之元对此给出的答案却依然是归结到人口上面去，他说
“英国突破诺曼政府以来农业内卷化的最初诱因，来自发生于1348年的黑死病。它使得此后一世纪人口骤减，从14世纪初的500万人降到15世纪中的不足200万人”[10]
但正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中国地区在明清时期同样经历过人口大规模大幅度的减少，用人口的减少来作为原因，是没有说服力的。
2、概念本身的缺陷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缺陷，则是过密化（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许多疑问，本身就似乎不明确其意义，甚至连这个概念的必要性似乎都成问题。
黄宗智理解的过密化是所谓劳动密集化的过程超过了某个极限，然后出现了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效应，但是实际上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的情况，对某个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多，最终的结果总是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继续投入更多这个生产要素，本身并非不合理的行为。
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它并不会在投入的劳动力发生边际收益递减的时候，就停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恰恰相反它会继续追加投入，让边际收益递减下去，一直让边际收益减小到和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时候它才会停止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如果把过密化单纯理解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那么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是否也都是过密化？
对黄宗智过密化概念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过质疑，比如赵冈在《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一文中说：“王国斌批评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提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史。其实大一经济学如果真正能融会贯通，是足足够用的。如果把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定义与彼此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说明白了，许多批评者的立足点便都不攻自破。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内卷化’一词则更是一个败笔。”（当然这篇文章里，赵冈又用固定的劳动力存量对过密型生产做了他自己的解释）[12]
他在《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一文中则通过对生产函数的图解，把意思说得更具体，“研究者可以为自己使用的名词另下定义，但是与经济学逻辑有冲突，这要从生产函数的图解上看出。……黄宗智不采用边际产量的惯用解释，而自创一新名词——过密化，而且包括边际曲线的全程，从B点（指边际产量最高点）起，一下全是过密化式的操作，毛病就出在这里，过密化是一个比较性名词，超‘过’了什么？那一阶段算是不过密呢？所以我们才帮助黄宗智加上一个F点（指‘市场上最低工资水平，或农民的最底维生费’，实际上就是边际成本），理性的企业业主都是在BF这一阶段操作，不论是英国、中国、任何国家，不论江南江北，任何省份皆然”[13]
这样的质疑，当然是切中要害的。
如果再分析一下就明白，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最核心最关键的倒不是他本人所认为的什么边际报酬递减，而是所谓的“固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前提，如果技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进步，就算出现一段时间内的边际报酬递减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进步，那样的情况，增加劳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到等于边际成本，本身就是效益最大化的行为，这样的过密化本身是合理的，没有这种过密化，反倒是不合理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黄宗智对所谓过密化的指责其实质就是说在中国没有出现技术的普遍提高，而西方是出现了，那么如此一来，过密化这个概念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说过密化，倒不如说技术的停滞，来的更简明，也更合理。人为的使用一个意义本身含糊不清的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又没有增加多少特别的意义，这有什么必要性呢？
三、对以往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理解的分析与批评
1、一些基础的经济学知识
关于边际收益递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无论生产任何东西，当其他投入都维持不变，单独增加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的时候，只要超过一定限度，总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黄宗智的所理解的过密化就是指，技术条件固定，人口增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
后一条，假设某种产品的数量是X，用K表示其他因素的综合，则一个企业从该产品中获得的收益是R（K，X），而要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成本是C（L），收益减去成本就是利润，用π来代表，则π（K，X）=R（K，X）-C（X）
根据简单的数学知识可知，要使利润π在K不变的条件下最大，只需等式两边对X求偏导数，然后求得其为零的条件即可。在其他条件不变，仅仅是产品数量变动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K，X）=MC（X）。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过于狭隘的理解了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个利润最大化原则，在他们看来，许多情况下，人的决策本身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边际收益最终未必就等于边际成本。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把这里的利润和收益理解得过于狭隘，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后得到货币收入固然可以视为收益，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货物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视为收益。此外心理上的满足感，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的满足，欲望癖好的满足也作为收益的一部分考虑进去。从这个拓广的意义上说，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在任何理性决策下都是被遵循的，包括非自愿的外力强迫的条件下都是如此。甚至在非理性参与的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最后的平衡点也还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同样对于上面所说的产品和企业也不必作狭隘的理解，这里的产品不一定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比如工厂里的产品），而可以是任何投入某种用途的或某种考虑范围内的事物（比如投入使用的劳动力），关键是相对于某个用途或者某种考虑范围，其数量是能够发生变化的，包括人口本身也可以作为产品来理解；而企业的含义也可以推广，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甚至自然界的动物。
还应该强调一点，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定律，本身并不是什么假设，也不是什么只有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规律，恰恰相反，这两条原则可以看成是定律，或者说最基本的客观规律来看待，套句现成话来说就是“独立于任何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
2、黄宗智、赵冈、陈勇勤对过密化的不同理解
……（略）
3、赵冈关于“过密化”理解的错误
赵冈理解的过密化是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但从微观层面来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赵冈举出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儿童卖玻璃瓶的。
“在西方发达的国度中未曾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落后地区的市场边缘,常有年龄幼小的儿童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或破布,上面摆着几个旧玻璃瓶,向人兜售,每日未必能卖出一两个旧瓶子,即使卖出,也不过赚两三分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幼童的边际产量几近于零。”[16]
赵冈认为这是明显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这里是儿童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成本）的例子，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理解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结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原理，其考虑的量，必须可以变动的量，否则也就无所谓边际收益，也无所谓边际成本。
在儿童卖旧玻璃瓶的例子中，如果边际收益是卖旧瓶子的收入，那么边际成本是什么呢？不是维持儿童生活的成本，而是把儿童投入卖旧玻璃瓶的劳动中所需要的成本，这才是真正的边际成本。儿童不卖旧玻璃瓶需要吃饭，卖旧玻璃瓶也需要吃饭，所以吃饭的费用不是边际成本，而儿童卖旧玻璃瓶造成的体力消耗导致饭量的轻微增加（也可能没有增加），这轻微增加的饭量才是真正的边际成本。
如果象赵冈所认为的那样，把儿童的生存费用当作边际成本，那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个时候儿童的存在与否本身就是一个变量了，就不能把卖玻璃瓶的收入当成是边际收益了。这时候应该考虑儿童的出生与否的情况。父母让儿童出生，边际成本自然是这个儿童生活所需要的费用。那边际收益是什么呢？首先不可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下，一个人从出生到独立谋生，乃至回报父母，在正常情况下，至少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只把物质利益当成收益的话，那是说不通的。这时候的边际收益首先来自于父母传宗接代愿望的满足，其次来自养儿防老的思想，来自于对儿童长大后收入的预期。
在这里，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依然适用，首先，依旧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当第一个后代产生的时候，对满足传宗接代的愿望，以及养儿防老愿望，其收益是最大的，当产生了第二个后代，第三个后代的时候，边际收益就逐步减小，而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时候，父母即便生殖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也不会再继续繁殖后代了（即便在古代，也有避孕，堕胎，乃至溺婴，弃婴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缘故）。
赵冈还有一个例子是其他地区的人向相对富裕的江南地区移民，导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人民向某地移民(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因为该地富饶……过剩人口的边际产量小于维生费,势必依靠他人之贴补才能存活。这样就要视其他人有无剩余产量来容纳及补助过剩人口。平均产量曲线愈高,容纳剩余人口之能力愈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过密型生产最普遍,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的现象。”
但实际上，这还是没有仔细分析造成的错误。实际上不同地区的人生活的边际成本是不同的，富裕地区的边际成本相对比较高，贫困地区生活的边际成本相对低，这里的边际成本实质是应该理解成消费水平的心理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接受，超过这个底线，则无法容忍，不能理解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要求。对那些移民来说，他们生活的边际成本比当地的居民要低，因此，尽管他们涌入江南，导致体现在他们身上的边际收益比江南本地人原先的边际收益要低，甚至低于江南本地人的边际成本，但是其实仍旧高于他们自己的边际成本。
或者换一种说法，移民这一行为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移民到富裕地区可以导致对于移民个人边际收益的增加，如果增加的边际收益大于移民的边际成本，那么移民就是合理的，这里其实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最终平衡点的原理依旧适用。
赵冈理解的过密化，又可以表达成“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最基本要件是生产单位中的劳动力存量被固定下来,劳动力由可变要素转化成不可变要素”。但实际上无论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劳动力都是可变要素。
赵冈说“在一个人口众多而占有之农地不足的农户中,父母无法排除或‘解雇’任何子女,只能全留在家中供养。此时,父母只能驱使子女从事各种农耕或副业工作,不计其收益多寡,能赚一文总比一文不赚要好,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变为零为止。”
但他说的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不适合的。对于中国古代来说，自耕农固然很多，但佃农同样很多，如果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太多，导致其耕种这个家庭所有拥有土地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那么实际这个家庭的劳动力就会去耕种其他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农，或者干脆从事其他行业。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层面来分析，考察这个家庭中所拥有的劳动力增减对物质收益的影响，那么无论古今中外，边际收益递减都可以看成近似于不存在（注意是“近似”）。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于整个社会庞大的人口而言，近似于无穷小，一个家庭级别上劳动力数量的增减，是无法对整个社会的边际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古今中外任何社会下，劳动力都不可能只局限在本家庭所拥有的固定有限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劳动，而总是在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基础上进行劳动，所以对家庭而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造成物质财富衡量的边际收益的递减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成为稳定状态。
也正因为此，赵冈在以家庭为单位基础上分析的所谓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过密化现象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4、“过密化”在宏观层面的应用以及对中国古代王朝周期性盛衰兴亡一个角度的解释
尽管赵冈本人始终是将他的“过密化”理解放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但我不妨替他把这个分析拓宽到宏观层面上。可以看到赵冈理解的这种“过密化”放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反而具有更大意义。
宏观角度上说，从整个社会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说，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人口的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减，最终降低到边际成本以下的情况。
为什么会如此呢？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条件下，人口的繁殖完全是由微观来决定。在微观上理性的决策，上升到宏观层面却完全可能成为非理性。
比如一对夫妻，对他们来说，繁衍后代数量多少本身也必然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边际成本是抚养一个婴儿长大成人所需要的费用的心理底线。而边际收益是对他们传宗接代愿望以及养儿防老心态的满足程度，第一个婴儿带来的满足程度最高，然后依次递减，直到最后边际收益下降边际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繁衍后代，如果因为意外怀孕，就会采取堕胎，甚至生下来之后也会采取溺婴（当然，这个时候必须把道德感的满足程度加入到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考虑中去）。
也即从微观来说，繁衍后代依旧总体上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而对宏观层面来说，人口总体的增减，未必就能实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平衡。相反确实可能出现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这里的边际收益是指社会底层劳动力群体所能获得的收入，边际成本是指，在这个社会上，个人生活对物质消费的最低心理底线。
这种因为人口过多导致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的情况下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因为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或者仅仅是因为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任何自然灾害的爆发，或者政治的动荡都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动乱，战争导致的结果是人口大量死亡。人口大量死亡，使得边际收益再次高于边际成本，社会于是重新实现稳定。
中国历史上各次王朝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皇朝初期的时候人口比较少，经历过战争时期人命如草芥的情况，大部分物质需要也比较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也就心满意足了，边际收益远远高于边际成本。这个时期就显得社会比较安定，国家也在渐渐走向繁荣，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如此。
而当人口逐渐增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此时国家达到鼎盛繁荣的状态，比如唐朝的开元盛世。
而此后人口的增多，社会的繁荣产生两个效应，第一是在生产技术没有巨大革新的时候，边际收益继续减少，第二是由于社会繁荣，导致奢侈风气的形成，使得人们对消费需求的心理底线被抬高，从而边际成本上升，这两个效应合起来就是边际收益开始逐渐低于边际成本，当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国家就发生动乱，爆发战争，流血冲突，一个朝代被推翻，国家四分五裂，长期混战，人口大规模减少，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兴起。
当然以上分析，仅仅是一个侧面，一个角度的分析，更具体的过程还应该结合我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中从商业力量的消长角度对皇朝兴衰的解说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基本上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兴衰周期律能有比较透彻合全面的认识。
那么是否能把这种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的情况，当成是过密化呢？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这应该从提出过密化理论的黄宗智的原意说起，黄宗智的原意是用过密化来解释清代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人民普遍贫困化，形成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局面，而不是用来解释朝代盛衰兴亡的规律。就算从尊重理论提出者的原意来说，也不能把这种宏观层面上，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现象称为过密化。
而且上面的解说也能够看出，从历史长期来看，人口仍旧是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左右震荡，还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律在发生作用。
四、真正的过密化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而不是边际收益的降低
1、过密化的实质是边际成本的降低
这里对边际成本，以及边际成本的增加与减小的意义稍微阐述一下。一个社会中人口生存需要的边际成本的含义，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可以理解成对大部分人来说能够接受的最低物质消费的心理底线，当物质消费高于这个底线的时候，可以接受，当低于这个低线的时候，则无法接受。
如果严格说起来，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生活的边际成本都不一样，为方便起见这里的边际成本可以理解成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生活边际成本的统计平均。
边际成本的增加自然是一个社会中，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增加，边际成本的降低，则是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的降低。
这无论对应现实社会的不同国家，还是历史上的国家的情况，都是有意义的。
边际成本下降导致的结果是首先自然是最低物质消费水平本身的下降，也即黄宗智所说的糊口化现象。其次边际成本下降导致人口在更大数量上实现平衡，也即人口更多。
这种人口增多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大规模战争和动乱的发生被推迟，而更主要的是在微观层面，直接导致人口繁殖的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讲过，微观层面，也即一个家庭增加人口所遵循的也依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而边际收益是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的心理满足感，这种心理满足感不会因为边际成本降低也随之降低，基本上可以认为在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是保持一致的，随着繁衍子女增多，边际心理收益下降的程度也是各个时期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边际成本的降低，自然使得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平衡发生在子女数量更多的一个点上。
也即直接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人口生活所需边际成本的降低，也就直接导致家庭繁衍子女的增多。
这个规律不仅仅适用于解释历史，也适用于解释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情况。
比如在西欧，北欧等高度富裕发达的社会，其实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
而如印度，中国（计划生育前）这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反而人口增长率很高。根本的原因是，在西欧，北欧这些国家，增加一个人口所需要的边际成本很高（对这些国家来说，一个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增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而是要涉及很好的饮食，很好的住房条件，很好的医疗保障，很好的教育水准，所以边际成本很高），而在中国过去，以及现在一些地区，增加一个人，仅仅是添一双筷子，只要满足基本的糊口条件就行了，这样导致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增加人口从经济学上就成了合理了
再来看一下，假如在边际成本下降，同时因为某些进步（技术的改进，制度的革新，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导致边际收益曲线上移，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这个时候增加的人口就更多了。这时候技术进步的成果显然并没有能让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享受到，由于边际成本并未随之提高，所以他们的生活消费依然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上。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边际成本升高的情况，如果技术条件不变，显然边际成本升高，意味着这个社会最底生活消费水平的上升，以及人口的相对减少，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矛盾，引发激烈动荡。
分析到这里，我们始终是把其他条件，当成独立的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自然资源条件等等。但是这些因素真的是完全独立的么？真是与边际成本也即一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标准的底线无关么？
只要深入思考一下，并非如此，边际成本高，意味着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能够享受到相对更好的物质待遇，甚至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去发展体力与智力，并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大部分人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艺术的发展，科学的革新，政治的革新）。所以边际成本更高，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机会也就越多，表现出来的就是边际收益曲线上升的也就越快。相反边际成本越低，则这个社会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机会也就越少，社会也就呈现越停滞的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来描述一个正常社会，与内卷化社会的运动变迁的过程了。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初始状态还是边际收益高于人口的边际成本，然后人口逐渐增加，边际收益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总收入的增多，奢靡消费现象的蔓延，边际成本开始上升，边际成本上升的结果，推动了科技发展、制度革新；而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结果又导致边际收益曲线的上升，边际收益曲线上升使得原先同样水平的人口对应了更大的边际收益，于是边际收益又拉开了与边际成本的距离，社会重新开始人口增加的过程，边际收益又开始降低，边际成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如此科技水平（社会制度），人口数量，边际成本，互相推动，交迭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内卷化也没有过密化的社会。
而在一个内卷化的社会里，初始状态也是边际收益高于人口的边际成本，然后人口逐渐增多，边际收益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边际成本却并没有上升，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线上，甚至反而有下降，科技的发展，制度的革新被抑制，使得边际收益曲线没有上移的运动，于是人口就只能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实现平衡，甚至由于边际成本的下降，导致更多的人口，这样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反而有所降低，社会底层大量劳动者依然是处于赤贫糊口化得境地之中，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表现。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很清楚，过密化（或者内卷化）合理的含义应该是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并非过去包括黄宗智，赵冈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边际收益的下降。单纯讨论边际收益的下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2、通过一些事实来说明边际成本的增减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应该注意边际成本的增加是一个正常社会发展的自发现象，其主要表现是奢侈性消费的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的扩散与蔓延。上层社会开始某些奢侈品的消费，然后下层社会开始羡慕模仿，直到这个奢侈品本身演变成为日常消费品为止。然后再开始一轮新的奢侈品向日常用品转化的循环。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即便社会下层的人也不仅仅满足于把自己的物质消费仅仅停留在最简单的肉体生存需要上，而是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也就是边际成本的上升。
布罗代尔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第一卷中以及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这些奢侈性消费扩散蔓延的现象做了很多描述，我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对此做了引用，这里不不妨再引用一下
布罗代尔说，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奢侈现象比比皆是
“糖在16世纪以前是奢侈品，17世纪末以前，胡椒也是奢侈品；烧酒和最早的‘开胃酒’在卡特琳.德.梅迪契时代，‘天鹅羽绒’软床或者俄国贵族的银酒杯在彼得大帝以前，都是奢侈品；……最早的所谓意大利式的凹形盘子，一六五三年在马扎林枢机主教的财产清单上曾经登录，也是奢侈品；叉子（我说的确实是叉子）或者普通的窗户玻璃，……在十六十七世纪仍是奢侈品。……椅子甚至在今天，在伊斯兰国家和印度仍然是奢侈品。……手帕也是奢侈品；埃拉斯姆在《礼貌篇》中解释说：‘乡下人用帽子或袖子擦鼻涕；糕饼师傅用肘弯……”[17]
……
“追求奢侈的风气集中到家具上，于是出现无数精工制作的小家具。它们不象老式家具那样占地方，与女主人专用客厅、小客厅和小卧室的开间大小相称，特别能满足新产生的对于舒适和私生活的需要。……十八世纪初同时兴起五斗橱和多种柔软的安乐椅。这些新家具都有新发明的名称：……室内装修同样讲究：雕刻或彩绘的墙裙、豪华但是往往装饰过多的银器、路易十五式的青铜器和漆器、珍贵的进口木料、镜子、壁灯和烛台、窗间壁饰、丝绸帐幔、中国瓷器、撒克森瓷器摆设”[20]
问题显然不仅仅在在于奢侈，奢侈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仅仅是奢侈并不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奢侈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的扩散，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普及！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奢侈不仅是希奇物品和虚荣心，它也是社会上令人艳羡的成功标志，是穷人有一天也能够实现的梦想。可是梦想一旦实现，奢侈也就黯然失色。不久前一位兼做医生的历史学家写道：‘某种稀有的、长期可望而不可即的食品一旦成为大众力所能及，消费便会骤增，好比长期受到压抑的食欲突然爆炸。这种食品一经普及，很快就丧失魅力，形成某种饱和局面’。富人就是这样注定为穷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这也正是富人自我辩解的理由：他们先去试验各种乐趣，大众迟早会有享受的机会。”[21]
可能追求奢侈品消费的过程中充斥满了荒诞不合理的现象，但它本身却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现象。而当旧的奢侈品变的廉价而丧失魅力的时候，正是社会实现的一点一滴的进步的体现！还是来看布罗代尔的话
“在这类享乐游戏中充斥着无聊的心思、过分的要求和古怪的癖好。
……中国也有相似的疯狂行径……”
美国学者彭慕兰同样有类似的观点，而且说的更清楚，更透彻。正是奢侈品的消费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最关键的还不在于奢侈皮消费本身，而在于一个社会中，奢侈品的消费爱好是只局限于上层的少数人呢，还是存在着从上层社会不断向下层社会扩散的过程?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处在不段进步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社会是否阻断了奢侈性消费从上层向下层扩散的途径，奢侈品从少数人向多数人普及的途径，如果没有阻断，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活力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社会！
下面就是彭慕兰的话
“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了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的鼓励，从而不仅使爆发户而且使中间阶层甚至某些穷人进行追求时髦的奢侈性消费”
“在明代的中国，日本和同时期的西欧，消费者需求广泛超越了阶级，它在空间的扩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松巴特关于奢侈品和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杰出著作提出奢侈品需求增长引起新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
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其他比贵族政治权力少的人的需求对一种生产现成商品的新工场可能有更大的刺激作用，。……如我们比较充分看到的，说到‘自由劳动’和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欧洲并不比中国和日本突出，事实上，它可能至少落后于中国。至少所有三个社会在这些方面彼此的相似性远超过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与印度、奥斯曼帝国或东南亚相似的程度”
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上层社会无力阻碍下层社会对他们的消费方式的不断模仿
“一个由于容许更多的人购买索价高昂的商品而逐渐削弱的‘配给’体系意味着对市场的依赖增加；因而意味着将有一种新的能代表地位的商品入侵（或许从一个异国的来源）。一个体系越是接近成为一种时尚体系，人们更新他们的个人物品储备也就越快，从而使需求不断扩大。……在一个多少接近于时尚的体系中，上流社会的主要反应不是禁止这种模仿，而是转向新的商品（或展示新商品的方式），同时把旧商品指斥为‘庸俗’”
和韦伯描述的那副阴暗森严的依靠宗教禁欲主义苦行精神发展起资本主义的图景不一样，彭慕兰被我们描述了另外的，但是更接近真实的情形
“具有社会意义的商品品种的增加和它们变化的速率，可以拥有它们的人数的增加，可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它们的范围的扩大；模仿性消费的急剧增长和供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不同种类的地位性商品的增殖；还有对各种商品‘合宜的’、‘有品位的’应用方式的讨论激增。
“如果我们把奢侈的物化视为一种改变，它取代了私人侍从的规模而成为一个人的地位标志，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最晚从16世纪起，在中国和西欧，有人身依附的仆人和佃农的人数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加上上流社会的城市化，使得维持大批侍从更为困难。……当各种各样的仆人充分融入其主人的家庭之中时，至少让比较常露面的仆人穿上华丽服饰成为上流社会家庭证明自己财产的一个方面；但一旦仆人成为地位低下但却独立的人时，他们做的任何展示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合适的甚至危险的出风头。因而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指责民众消费的文献汗牛充栋，既表现出经济变革，又表现出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主张直接拥有他们的下人。”[23]
而在彭慕兰看来，中西方后来的发展之所以呈现不同的景象，多少是因为，在西方，奢侈品消费扩散的现象没有被有力的终止或阻断过，速度也没有放慢，而中国则不是这样。
“即使西欧、中国和日本人实际的商品积累看起来非常相似，还是有着令人感兴趣的差异。欧洲人消费的增长和变化似乎在实际收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阶段一直持续着，并在18世纪中叶以加速度发展。中国和日本的同类趋势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加速度。举例来说，克鲁内斯注意到，一旦清代的新王朝在中国稳定建立（约在1683年），并开始把精英人物引到明末有很多人逃避的公益事业角色，谈论奢侈的新出版物就急剧下降，由于确认等级和身份的古老方式重新确立，他说：‘清谈成为多余’，一个‘消费社会’的发展由于没有达到‘必要规模’而停止”
“品位指南方面的新书出版减速，完全可能代表着新的商品和风尚发展成为全社会渴求的社交礼仪必须条件的速度正在放慢.沈从文的巨著中国服装史也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25]
“另一方面,欧洲时尚变化的步伐不断加速,特别是服装.实际上所有对欧洲人(和北美人)遗嘱财产清单的研究都显示出,生活消费品在不动产总值中的比重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在很多研究中甚至这类商品的绝对值也是下降的.压倒性的证据表明,16到18世纪欧洲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拥有的商品品种也越来越多,要使上面那些发现与这些证据协调一致,看来几乎必然会得出以下推论,各种各样的生活消费品正在更快地被抛弃,以至一生中购买的东西更多并不意味着生命中任何一瞬间(例如凝固在死亡财产请产中的那一瞬间)总会有更多的物品储备.
“为什么商品的寿命周期会缩短?一些商品如服装之类变的更为便宜,因而使他们更容易替换.……然而时尚意识的加强看来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尚的更大胜利可以充分说明，欧洲人每年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 [26]
五、用边际成本下降的过密化理论来理解明清社会的变迁
1、清代和明代相比边际成本降低的猜想
把过密化理解成边际成本的降低，再来审视明清社会发展情况，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在明代中晚期，和近代欧洲一样，出现了奢侈性消费从上层向下层扩散的现象。这可以从如下这些事实记述中得到证明。
以下记述引用自滕新才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明代中后期饮食文化》《明代中后期服饰文化》[27]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同样惊人。
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
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
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
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
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
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
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而关于清代，从外国使者来清访问的见闻来看，即使在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平民生活相当破败。
此外在上面引用的彭慕兰的话中也提到清朝与明代相比，奢侈消费扩散终止停顿的现象。
“举例来说，克鲁内斯注意到，一旦清代的新王朝在中国稳定建立（约在1683年），并开始把精英人物引到明末有很多人逃避的公益事业角色，谈论奢侈的新出版物就急剧下降，由于确认等级和身份的古老方式重新确立，他说：‘清谈成为多余’，一个‘消费社会’的发展由于没有达到‘必要规模’而停止”
“品位指南方面的新书出版减速，完全可能代表着新的商品和风尚发展成为全社会渴求的社交礼仪必须条件的速度正在放慢.”
2、对清代人的生活边际成本降低进而在低水平上停滞不前的解释
清代的生活边际成本的降低停滞，其根源在于清代的统治是建立在大规模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基础之上的统治。
我曾经论述过民族压迫为基础的社会有四个基本的特点：第一是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第二是统治暴力的界限性，第三是奴性的背景化，第四是意识焦点的偏移化
这四个特点导致大部分人更高层次的需要被抑制，无法得到发展。民族服装和民族发型被强制剥夺改变，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丧失审美选择的自由，丧失基本的尊严感，骄傲感，丧失个性的独立发展空间。
在一种活着本身就意味着屈辱，意味着出卖自己尊严的社会里，在一个动辄就要受到屠刀威胁，丧失性命的社会。对生活的需要也必然降低到简单的维持肉体生存的水平线上，而难以进一步发展提高。这是清代生活的边际成本比明代下降，并且长期保持停滞的关键所在。
3、回过头来对黄宗智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地方的解释
按照黄宗智的说法，过密化是人口过度增长所推动的，至于人口为什么会过度增长，为什么清朝经历过多次人口急剧减少，结果还是陷入过密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境地里，他却无法解释。
而按照我所说的过密化本质是维持人口生活边际成本的下降或者停滞，那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因为边际成本的下降，导致人口的过度增长，即便是人口因为战争一时减少了，但由于平衡点是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那人口最终还是会增长到原先的平衡点上。
此外对于为什么西方在近代的发展能够摆脱过密化的命运，也显得很简单，这是因为西方摆脱了宗教束缚，同时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对占国家绝对多数人口的民族压迫，所以奢侈消费从上层到下层扩散的过程不受阻碍，从而边际成本能够自然上升，而边际成本的上升本身就抑制了人口的过度增长，同时也避免科技进步发展的成果全部被人口增长所消耗掉，其增长本身就必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科技增长，制度革新的良性循环之中。
附录、补充几段过去在论坛上的回复
即便没有主动避孕，在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人口的大量增多导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结果是战争和动乱，革命，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在没有大规模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在象明代那样星火意识能够上升为燎原意识的情况下，战争革命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以明代末期为例，没有外来的侵略，当时战乱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以明朝南方郑芝龙为代表的海上贸易军事利益集团最终掌握对政权的实际控制（因为李自成等人实际上还是缺乏常规财政收入来源，而他们对文官商人集团的利益打击太大，很难再获得这些文官和商人政治经济集团的合作，其统治难以维持几乎是必然的）
以商业军事寡头专制代替明朝的商业文官集团的平民统治，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最为均衡合理的选择，最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发展
可见，只要社会具备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条件，即便没有主动避孕，边际成本的上升依旧能导致社会的进步，更何况就算没有史料证明主动避孕在明代的普及，但实际上至少有证据表明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平民思想家，通俗作者提出了节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思想，即如冯梦龙和宋应星就提出节制人口生育的思想
有人把我的话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是没理解意思。人口论根本不涉及边际成本概念，马尔萨斯的说法对所有社会都是一样的。而我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人口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边际成本低，他就仍旧会在原有的框架下运行，仍旧在人们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仍旧是一个所谓超稳定的社会，这就是清朝的过密化，
而对另一个边际成本高的社会，就会发生社会的动荡，发生社会的分化重组，发生从思想到社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推动社会的进步。
还说第三段：
“以明代末期为例，……”和主题无关
这是没看明白。这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分析说明，具体到明末，在边际成本高的情况下，没有所谓计划生育，节制人口的措施，那人口的增多，社会矛盾的剧烈计划，本身恰恰就导致了社会打破稳定状态，从而发生力量的重组，让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能够在更高的台阶上发展。
所以无论有没有避孕手段，一个社会增加人口的边际成本都和社会进步有密切关系。
边际成本高的情况下
有避孕手段的，人们可以主动选择减少生育，来避免人口恶性膨胀，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导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
没有避孕手段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当人口增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由于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人们不满心理就会增加，各种激进思想出现概率更高，社会矛盾就会激烈，政府向富裕地区征税的难度就越来越大，然后就社会社会稳定被打破，革命，社会进步。
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如清朝，那就是边际成本降低，人口增加，社会仍旧稳定，人口再继续增加，边际成本继续增加，社会继续相对稳定，最后导致社会在极度停滞和贫困中出现人口数量反而超过世界其他富裕地区的情形。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