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衰弱的黑锅，该让儒家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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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某些人说法，儒家是中国最大劣势，让中国不断退化，铲除儒家，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就能白日飞升，立地成仙。
但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古老文明略有了解，未免心生疑惑。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都没儒家啊，于今安在哉？早灰飞烟灭了。纵有後继自居者，亦冒牌居多。没有儒家，衰亡如此彻底。而有儒家的中国倒似不断从逆境中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第一梯队近两千年。
这些人还可以拿出他们艳羡的欧美来，没有儒家，你看看，发展的多好。我们先不说近代西方启蒙思想本受西传儒家观念强烈影响（关于这点可参考《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一书），即便退一步，西方崛起称雄满打满算不过四百多年而已，现在就急着拿来和华夏文明对比，以为有资格来取笑中国近代之衰落，似乎为时尚早。等到熬满一千年，再来吹嘘不迟。
以上自不足以打消某些人的看法。事实上，他们不仅认为儒家是中国退化落後的原因，还有更阴恶点的说法是认为儒家影响下的中国如同染了梅毒的病人，谁沾上谁倒霉。你看，原本淳朴勇猛的女真勇士、蒙古勇士、满洲勇士，自从进入中原，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就不断退化衰败直至政权灭亡，可见汉文化尤其儒家之腐蚀性。
曾见一种说法是后金在东北是中国之幸运，自身之不幸。据说清朝统治是所谓输血，若无，则中国到十九世纪会更惨；其不幸则因为占据的是中国，很快给同化腐化了。言下之意，若清朝政权侵占的是日本或西欧，大概就可以在其治下实现工业革命，万年不衰了。
有些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这样的。
你看，中国落後了，中国古代奉行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导致中国落後，多么自然简单的结论。女真、蒙古之类野蛮部族，进入中原，战斗力降低了，所以是汉族文化、儒家思想导致他们退化腐烂的，多么自然简单的结论。
照这些人的想法，把儒家拿掉，中国大概就能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间断强大，永不衰弱的神迹。不受汉族影响，某些野蛮政权大概就能金枪不倒、强悍千年了。
当然，他们结论很可疑。更大的可能性是没儒家的中国，东汉以後就和西罗马帝国一样彻底崩裂瓦解，文明中断。至于那些野蛮政权，说汉族文化让他们腐化，善意的说，这是一个笑话。不受汉族影响的政权，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部分稍蹦跶一下，就灰飞烟灭。若说学习汉族文化对某些野蛮政权真有点什么影响，那大概也是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更久一点的表演机会。
以为某某政权占据中原之後才退化，是一种错觉。一具肉体在严寒环境下之僵硬，与在温暖环境下腐烂之迅速，不但丝毫没矛盾，还有一定因果关系。
兽欲未得逞时的凶恶疯狂与兽欲满足时溃烂腐败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由贫贱乍然接触相对发达之物质文明，就如饥饿者碰上美食美酒，必定少有节制。一个把物质欲望作为自己全部行为驱动力的个人，穷困时表现得多拼命疯狂，富裕时就会有多腐败荒淫。个人是如此，一些部族政权也是如此。
腐化或僵硬其实是这类政权的内在天性，环境是严寒还是温暖，物质条件是贫困还是富裕不过是让其坏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温暖和富裕让僵尸或兽性时展现出更为触目显眼的稀烂臭腐而已。
兽欲未得逞同样会溃烂，以抢掠杀人为号召聚集起来的政权，一旦抢掠不到什么东西，作鸟兽散而溃烂瓦解也是势所必至。就如瓦剌在明朝土木堡事件里似大获全胜，结果明朝皇帝被俘虏了倒没什么事，换个皇帝接着干。瓦剌在和明朝的对垒中自己撑不住烂掉了。仅仅土木堡之後的五年多吧，也先就在内讧中毙命而死。丘浚曾描述过瓦剌内讧互相残杀的情形：
“自是以後，也先为哈刺所杀，哈刺则为孛来所杀。孛来之後，毛里孩、癿嘉思阑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衅生于党与，祸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继世者。”[1]
从土木堡算起，明朝和瓦剌对垒不过五年多，瓦剌不仅政权灭亡，连整个部族都瓦解逃亡。这点时间撑不下去，可见野蛮政权一旦兽欲未逞，其残虐恶毒不能向外发泄，则返而自噬，同样会烂掉。
把金国、蒙元、满清占据中原後表现出来的稀烂臭腐乃至最後浑身流脓的溃烂或僵化保守归咎于汉族文化的影响，是天大的误会。这和什么文化或思想都没关系。一具僵尸从严寒地区移到了温暖地区，腐烂是必不可免的。他们的战斗激情原就来自于对子女玉帛的渴望，侵略得逞，荒淫奢靡，花天酒地的生活就成了理所应当。其战斗力迅速衰减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当初战斗力凶猛的原因，其溃烂不过是物质条件改变後的逻辑必然。
假设他们抢劫到的是欧洲，也会烂，只不过古时候欧洲比中国穷太多，烂的就慢一点，在烂光之前，被某种洗脑式的宗教传染，则就会渐渐和被侵略地区的民众融合。
要说儒家思想对金、元、清之类真有什么影响，可能还是放缓了它们溃烂的速度。形式上采用一些儒家观念，一方面欺弄世人，另一方面也限制自己部分兽性，免得发作太快，迅速完蛋。元采用程度最浅，故此完蛋最速。至于南北朝时期，北方那些采用儒家文化更浅的胡人政权，如後赵、後秦之类就更快了。
对野蛮政权来说，接受儒家之皮毛仅是减缓其溃烂速度；而对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文明来说，儒家思想确实能让其在更长久的时间内保持强大生命力。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不仅可以用来衡量个人之气节操守。也可以作为一个文明、一个族类坚韧程度的标准。
蒙元、满清之类部族政权，富贵可淫、贫贱可移、威武可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野蛮政权不断登台，又不断完结，最後甚至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即便真有传承，在现代也不过成为落後愚昧的典型。也是为何这些野蛮政权在遇到比他们弱的对手时表现出灭绝人性的凶恶残虐，而一旦遇到比他们强的对象，则表现出的奴性跪舔程度亦堪称一绝。西汉末期匈奴单于谄媚王莽，叩头谢罪，甚至主动改名以示卑顺。隋代突厥可汗启民不仅嗅杨广帐前之草，还媚态可掬地亲自除草。至于溥仪在日人治下，苏联治下的无耻奴态就更不必多说。
正因为此可淫、可移、可屈。故形形色色的蛮族政权，或许血缘上彼此有一定联系，但文化是中断的，语言是不同的，文明也是不能累积的。他们不能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只能把抢掠屠杀破坏作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不断传承积累，连续发展，跨越时空形成内在的认同感，和儒家思想有关。儒家传统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脊梁、民族灵魂式的人物。
正因为此，中国文明虽历经打击，有五胡乱华之血腥摧残；有五代十国之崩解动乱；有辽金之对峙破坏；有蒙元之疯狂屠杀扫荡致华夏之陆沉；更有满清三百年剃发易服、篡改思想、文字狱高压黑暗统治；仍如不死之火凤凰，不断涅槃重生。
资格比华夏老的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彻底灭亡消失了，与华夏文明崛起时期相近的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彻底衰亡消沉了，後于华夏文明而起的阿拉伯也僵化不振。而有儒家思想的中国能一次次浴火重生，重上巅峰。华夏汉族文明，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更没有理由把近代衰弱落後的脏水泼到儒家头上。
汉唐宋明等中国巅峰时期，无不以传承弘扬儒家为己任。虽然层次有浅深，力度有强弱，然对儒家精神之尊崇重视，对儒家经典整理保护则一也。
汉武帝首设五经博士，对儒家典籍系统研究传承功德无量。虽彼时对儒家之理解尚流于肤浅，其他诸家观点也杂糅其中，然也是对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初步汇总综合，为儒家更深刻之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令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系统保存梳理先前两汉儒学思想成果，可谓集大成者。对後世儒学之发展，有巨大意义。至于如今，欲研究《诗》、《书》、《礼》、《易》、《春秋》者，《五经正义》也是必不可少之参考也。
宋明儒学之发达则不必赘言了。伟大思想家层出不穷，灿若星河。宋明理学可谓中国从先秦至今，思想史上最巅峰之成就。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对近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启蒙开导之作用，其意义之巨大至今尚未被完全充分认识。
和儒家之兴旺相对应，这四个朝代也是中国之经济、艺术、文学、科技、思想等硬实力软实力综合水平在整个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期。
或有人问，满清也尊崇儒家，怎么中国就衰落退化至于半野蛮人状态，成为西方国家鄙视嘲笑之对象呢。回答很简单，满清是民族压迫时期，也是全面篡改儒家，毁灭儒家的时代。
别的先不说，要辨别一个朝代之儒学真伪很简单，先看对讲学的态度。《论语》劈头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说讲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宋明都有大思想家开宗立派，士人大规模聚集讲学辩论之景象。南宋朱熹、陆九渊之鹅湖辩论，传为美谈。到明代则更甚，何心隐甚至写有专门之《讲学论》论述讲学之巨大重要性。《传习录》也记载王阳明讲学时之盛况：
“先生每临讲座，前後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前，先生常叹曰：‘君等离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为尝不跳跃称快。”
罗汝芳讲学盛况比之阳明亦不遑多让：
“公享年七十有四，门弟子百余人，皆相向而哭。里人皆罢市尽哀。穷乡僻谷，莫不走吊悲号，七日不忍见闻。海内同志奔奠，三年不绝。”
“身所止处，弟子满座，未尝以师席自居。及门者数千人，直下承当者亦众。”[2]
陶望龄记载王艮和罗汝芳讲学情形则曰：
“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谈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至先生会讲时亦然。”[3]
心斋父子即王艮父子也。若是满清治下，这么聚众讲学，万众咸集，就是自己找死了。即讲学一事，亦可见满清尊儒之伪，余则亦不必多论矣。儒家自诞生以来，最为扭曲，受打击最严重之时期即为满清。
有人会说，南宋还不是被蒙古打败了，明朝还不是被满清给侵占了，有个什么用？这些人其实是分不清政权衰弱和文明衰弱之间的区别，南宋和明朝的问题是政权衰弱的问题，华夏文明在这两个朝代晚期仍旧展现蓬勃向上之活力。就以晚明而言，思想之活跃，科技之进步，对外交流之深入，平民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热情之高涨，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
政权的衰弱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必然性，任何朝代，任何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时间都难以完全避免，古今中外，东方西方无一例外。这种衰弱是一时的，只要完成政权的过渡交接，恢复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则国家之强大仍无可匹敌。
而文明的退化衰弱则是长期的，扭转的代价成本相当巨大的。蒙元的统治期较短，带来的文明退化效应相对较弱，但明代也是用了较长时间，才逐渐恢复思想和科技上的强大创造能力。而满清近三百年统治导致文明退化效应则要深重得多，清末的问题不是政权衰弱的问题，不是统治者退化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大幅度衰落的问题，中国从原本的礼仪之邦，退化成了天下闻名的粗俗野蛮之邦，到当今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仍旧以粗俗野蛮闻名于世界。至于思想、科技方面的原创力较低也一直饱受诟病。
即便退一步言，单纯以政权强弱来说，不局限于幾百年，而放眼于幾千年的时间尺度，儒家影响下的汉族政权表现也更出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恰恰汉族政权是胜利者，就如一个围棋高手张三，面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对手，各下十盘棋，有的十盘全赢，有的下十盘赢九盘，有的下十盘赢八盘，最少的也赢七盘。
这时候若有李四跳出来宣扬说张三真脓包啊，棋力真低下，甲、乙、丙、丁、戊都赢过他。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里都保持胜利的棋手张三，当作下棋最烂的典型来宣扬。而那些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失败者，只赢了张三一盘或者两盘棋的人，则可以被其认作祖宗炫耀，看他们多厉害，把张三打败了，赢张三的这盘棋多精彩绝妙。一定会有人觉得李四荒唐可笑了。
不过还真没什么可笑，大部分人评价中国历史，就是用这么一种离奇的思维。他们会说，汉族文明软弱腐化，故一而再，再而三被野蛮部族政权侵略乃至占领。而那些游牧狩猎部族则多么强悍，有血性，所以能不断打败汉族政权。
我常常好奇，这些人思维怎会错乱至此？他们所谓软弱腐化的汉族文明，其实大部分时间里，顶住了走马换灯般的不同野蛮民族一轮又一轮的侵略。而他们艳羡称颂的野蛮部族，实际上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过是软弱涣散，任由其他部族蹂躏欺凌的对象，稍遇强手，即表现出极端的奴颜媚骨。稍遇到富裕宽松的条件就迅速腐化。
时间太早的，难以考证，从战国说起，和华夏政权敌对的周边野蛮部族成气候者大体说来先是匈奴，匈奴之後为鲜卑，鲜卑之後为柔然，柔然之後为突厥，突厥之後为契丹，契丹之後为女真，女真之後为蒙古，蒙古之後为通古斯（建州女真）。这些野蛮部族在历史的舞台上轮流登场，常常换了幾茬，汉族文明屹立如故。甚至有时同一个汉族政权就能见证幾个野蛮部族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兴衰起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内，华夏政权对这些野蛮部族有压倒性优势。
战国二百五十多年里戎狄、匈奴之类基本不是诸夏对手，甚至成为燕、赵、秦反击侵略後顺带扩充领土的办法。战国末尚有所谓“匈奴不敢入赵边”的说法。秦统一後，匈奴非秦军之敌，迁徙北逃。秦末战乱，才敢迁回。
两汉四百多年时间，除了西汉初对匈奴有所妥协退让，後面基本完虐匈奴。
汉宣帝甘露元年，匈奴两单于皆遣子入侍，匈奴左伊秩訾曰“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
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以冠带衣裳，……，自是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咸尊汉矣”[5]
汉元帝建昭三年，陈汤袭斩匈奴郅支单于，四年春正月，将郅支单于的头颅“传首至京师，悬槀街十日”。[6]槀街者，长安之街道名也，为各属国使节集中之地，将郅支头颅于此悬挂十天，也是彰显匈奴侵略者头目之罪恶下场，以儆效尤。
陈汤有言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7]即匈奴之兵，战斗力低下，五人才可抵挡汉兵一人
汉哀帝时，西汉处衰落期，仍震慑匈奴有余。元寿二年，“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皆来朝”，“时西域凡五十国，佩汉印绶者三百七十六人”[8]
哀帝死，王莽当政，此西汉衰亡之末期矣，然而王莽训斥之下，匈奴头目依旧诚惶诚恐叩头谢罪，甚至改名讨好王莽，卑躬屈膝达于极致。
“车师後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亡降匈奴，单于受之，上书言状。诏遣使责让，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因请其罪。莽不听，诏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以示之。乃造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讽单于，单于上书，更名曰‘知’。莽大悦，自遣使答谕厚赐焉。”[9]
王莽篡位後，与匈奴闹翻，始建国二年十二月“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遣其将军孙建等击之”。
“莽恃府库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遣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募卒三十万人。先至者屯于邉郡，须毕具乃同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分其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于。”[10]
东汉建立後，南匈奴卑顺如旧，北匈奴时或作祟也难掀大风浪。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以三十六人在鄯善国袭杀北匈奴使者，後又出使于阗，再杀匈奴使者，西域诸国慑服，“皆遣子入侍。”[11]
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窦宪、耿秉出朔方塞，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单于遁走，斩获甚众，降二十余万人，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防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遣司马吴汜奉金帛，遗北单于于西海上，以诏致赐，单于稽首拜受。”[12]
永元三年二月，“窦宪遣兵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单于走死。”“窦宪以北匈奴微弱，欲遂灭之。遣左校尉耿防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13]
永元四年，窦宪立北匈奴于除鞬为单于。永元五年，窦宪既死，于除鞬叛乱，汉“遣兵追斩灭之”。[14]至此北匈奴衰弱近灭亡，鲜卑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占据其故地。
以後东汉虽不断衰弱，南匈奴亦有叛乱，和乌桓、鲜卑之类联手侵略袭扰汉地，但仍难和汉军正面对抗。汉顺帝时，汉军有击破南匈奴左部，胡羌、乌桓悉降之记录。
汉桓帝时期亦有张奂多次率军大破匈奴、乌桓、鲜卑、羌人之记录。其威名赫赫，以至胡虏闻其带军，即丧胆投降或逃跑。如延熹九年，匈奴、乌桓、鲜卑侵掠边塞各地，张奂领军出征。匈奴、乌桓惧于张奂之威，二十万人不战而降。鲜卑亦吓得逃出塞外：
“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15]
值得一提的是张奂为名将，也为大儒。少年时学《欧阳尚书》，又将《牟氏章句》从四十五万言精简至九万言。退休居家後，门徒千人从其学儒家经典，著有《<尚书>记难》三十万字。《後汉书》记载“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16]。
到了东汉末至三国时期，鲜卑、乌桓、匈奴亦非割据军阀之对手。即曹操就有击破乌桓，斩杀蹋顿之事。
晋时五胡乱华，华夏实力大大下降，然而胡人真实战斗力仍大有疑问。东晋末期刘裕北伐，所向披靡。先则消灭南燕，擒斩慕容超。再则袭破长安，灭亡後秦。其间借道则大败北魏；沈田子率千余兵本作疑扰之用，结果却击溃後秦守卫长安的数万主力军队，北方胡人军队战力之低下，和晋军相差之悬殊，实在令人瞠目。更早时间的淝水之战，晋军以少胜多，固非偶然。
隋朝时期，中国对突厥之类依然压倒性优势。隋炀帝车驾北巡，兵威之盛，慑夷狄之胆，遂有突厥头目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除草之举：
“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恐启民惊惧，先遣长孙晟谕防。启民奉诏，因召所部酋长咸集。晟欲令启民亲除草，示诸部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扫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东逹于蓟，开为御道，长三千里，广百歩，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吐谷浑髙昌并遣使入贡”[17]
以後历代之事，不必一一枚举。总之形形色色之部族政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极尽软媚之谄态，丑态层出不穷，以抱大腿为能事。和华夏民族相比，其缺乏骨气，缺乏血性，缺乏持久的韧性。其政权在弱小时毫无廉耻气节可言，而稍微得势之时，又格外凶虐残暴。此正是其反动统治阶层高度奴性之表现。正如鲁迅所言，越是奴性十足者，其有机会当主子，就越是凶虐残暴，此正是一体两面。
从公元前五百年到公元2000年算起两千五百年的时间段里，北方野蛮民族完全得势，也不过就是蒙元九十年和满清之二百七十年。即便单单算两汉、唐、宋、明这些朝代，加起来也接近一千三百年了，算起来大半时间是华夏政权占据优势。即便在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动荡时期，汉族政权和蛮族政权之间也算互有攻守。
但在一些有着奇怪逻辑荒唐思维的国人心中。强盛千年，衰落一时的汉族文明，代表软弱无能退化腐朽；勃兴一时，衰萎千年，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极端奴性，物质条件稍有改善就迅速腐化的野蛮部族，则成了所谓强悍有血性的代表。
要说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把侵略者驱赶掉重建文明的能力，把华夏民族放在世界舞台上比较下，可说相当出色了。现在许多人喜欢跪舔的古希腊、古罗马，不早就在侵略面前彻底完蛋了？
至于中国的邻居印度，说来更惨，曾经被马克思相当无情尖刻的嘲讽挖苦过，
“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18]
印度因为一次次被侵略者征服，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以至被马克思嘲讽成根本没有历史，甚至让马克思这样一个大左派居然为英国的侵略殖民粉饰辩护，悲惨至于斯。和印度比较，汉族的血性和反抗精神显然强多了。元朝虽能建立统治，但九十年左右就被汉族给推翻了；满清靠疯狂屠杀和阴毒文字狱，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试图彻底奴化人民，但反清复明的口号有清一代从未断绝过。
汉族虽历数十世而不泯之反抗精神就和儒家有关，儒家《春秋》大义首先就是大复仇。南宋理学家胡宏曰：“《春秋》之法，大复仇，然不为复仇而作也”[19]
南宋陈亮则更张扬儒家之复仇精神曰：“《春秋》许九世复仇。而再世则不问，此为人後嗣所当愤也。中国，圣贤之所建置，而悉沦于左衽，此英雄豪杰之所当同以为病也”[20]
陈亮对金国之侵略尤为愤怒曰：“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据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为五十年犬羊之渊薮，国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愤不得伸，天地之正气不得而发泄也。”[21]
陈亮对汉武帝评价不高，但对其能复仇一事则大加赞扬：“观武帝之政，惟复仇一事，所以掩过。高祖白登之耻，历孝惠、文、景不能报，且赂之以重币，以苟旦夕之安，武帝奋然为复仇之举，义师一出而漠南无王庭，其功大矣。倘武帝无穷黩之祸，则亦汉之贤君”[22]
朱子对《春秋》复仇之义，在《四书或问》，《朱子语类》，及《朱文公文集》中多处阐释。然而《语类》与《或问》、《文集》的意见似有矛盾抵牾处。这里以《或问》、《文集》为准，《语类》则仅为参考。盖後者弟子记录，难免有错解错记处。《或问》为朱子亲自整理编修，《文集》更是亲自撰写，深思熟虑所得文字，更能真切代表朱子之思想。
《四书或问》“《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当报者也。当报而报，不当报而止。是即所谓直也。”[23]
此处《春秋传》，乃《春秋公羊传》，完整原文是：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雠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复雠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定公四年十一月）[24]
《公羊传》议论乃针对伍子胥向楚王复仇之事。其意为父罪不当诛而被君主所杀，则子可向君主复仇，但复仇不得株连仇人之子孙。儒家复仇精神固不为君臣关系所束缚也。若君主滥杀臣僚，则臣子展开复仇行动是正义之举。朱子此处基本肯定《公羊传》之说法，当报则报，若是于理不应该报仇，则须停止。
君杀臣尚且如此，若是外敌侵略国家之仇，自然更需报仇雪恨。在《朱文公文集》之《与陈侍郎书》中曰：
“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
“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咈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
“若熹之所言，则又有大于此者。盖以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报，则姑为自守之计，而蓄憾积怨以有待焉，犹之可也。”[25]
此处朱子不但认可《春秋》许九世复仇之义，甚至带有修辞夸张地言万世。我意以为真到再世直至百世之後，所谓复仇则不必是什么对仇人後代肉体上的打击消灭或其他迫害措施，只要严禁对侵略者歌功颂德，清算当年侵略者之罪恶行径，让後代吸取教训，铭记于心，防止被侵略历史重演，则也算得上是复仇了。
《语类》中朱子或也是此意：
“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祸，虽百世复之可也。’
曰：‘这事难说。’久之，曰：‘凡事贵谋始，也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又曰“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若复其子孙，有甚意思？”[26]
收复故土，明辨侵略者罪恶意义上的复仇，朱子应不反对，即《语类》中亦有“先生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27]，此与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中表达之怅恨固相通也。朱子之意应该是肉体消灭之仇杀，最好施于侵略作恶之本人，若施于其後代，则没有多大意思了。
明儒亦有强调春秋大义，论述夷狄侵犯中国之恶者，以此表彰明太祖驱除鞑虏之伟业的巨大意义。如丘浚曰：
“臣观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于华夷之辨，毫发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犯我中国之分，防微杜渐，无所不至。岂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余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祸也哉！”[28]
“伏惟我圣祖承元人斁败彝伦之後，所谓大乱之世也。当是之时，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主，天地于是乎易置，华夷于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也。三纲五常之道，诗书礼乐之教，一切坠地。彼其同类，固无足责。而我中国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圣贤之子孙，或前代之臣子，一旦舍我衣冠，服其氈毳，染其腥膻之化，习其无伦之俗。甚至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以为我中国之害。受其爵禄，为之辅翼向导。感其煦妪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语言，家其伦类，沦肤入髓，知有胡人，而不知有吾中国帝王正统之传，纲常伦理之懿。子承其父，孙袭其祖，习知其故，以为当然，盖已百年矣。是真所谓大乱之世也，难以新国待之。苟不痛绝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涤其腥膻臭秽，而复还我中国之纲常伦理也哉？”[29]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30]
“臣常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天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幾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内外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31]
“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远甚，其祸尤惨。观诸渊、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後，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当思履霜坚冰之戒，析其萌而谨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蘖微生，则千万世中国生灵之幸也”[32]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华夏文明、儒家思想对外来侵略之反抗精神，在世界各大族类中都可算得出类拔萃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自卑自贱，自我矮化。一些人因蒙古、满清侥幸得逞，用尽恶毒言辞对华夏文明百般丑化贬低，他们的意思不是被蛮族入侵是多糟糕的一件事；而是意图彻底打消中国人之族类自尊，灌输中国人就是无能低贱腐化，就应该被异族征服，过去如此，以後也应该如此。中国就是应该膜拜跪倒在侵略者脚下，最好和印度一样，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就对了。对这些人的观点还是应该予以彻底回击驳斥的。
[1]丘浚《大学衍义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964页
[2]罗怀智《罗明德公本传》，罗汝芳集下册第832页
[3]陶望龄《近溪先生语要序》，罗汝芳集下册第959页
[4]《朱子全书》第8册，《资治通鉴纲目》第387-388页
[5]《资治通鉴纲目》第389页
[6]《资治通鉴纲目》第410页
[7]《资治通鉴纲目》第420页
[8]《资治通鉴纲目》第476页
[9]《资治通鉴纲目》第481-482页
[10]《资治通鉴纲目》第497页
[11]《资治通鉴纲目》第619页
[12]《资治通鉴纲目》第646页
[13]《资治通鉴纲目》第647页
[14]《资治通鉴纲目》第652页
[15]《后汉书》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年出版，第1446页
[16]《后汉书》第1448页
[17]《资治通鉴纲目》第204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56页
[20]《邓广铭全集第五卷——<陈亮集>增订点校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页
[21]《陈亮集》第2页
[22]《陈亮集》第176页
[23]《朱子全书》第6册第838页
[24]《春秋公羊传译注》刘尚慈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第590页
[25]《朱子全书》第21册， 《朱文公文集》第1085页
[26]《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162，4163页
[27]《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161页
[28]丘浚《大学衍义补》第846页
[29]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281页
[30]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823页
[31]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836页
[32]丘浚《大学衍义补》第1843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