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保守非儒家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一提到儒家，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复古，这种印象，似乎也不无根据。孔子自称好古，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中庸》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後儒也多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治世。

然而打着推崇古代的旗号，未必就真的复古，也可能是意在批判现实，意在革新。

这种现象，不独中国为然，在人类历史中有一定的共通性。西方近代早期之文艺复兴，似是要复古希腊古罗马之古，但实则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统治从文艺角度出发的批判革新。不仅文艺复兴如此，以後西方的一些政治运动也多有以古为号召行革新之实。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幾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1]

儒家尊崇古代某时期或某些人物，是为批判政治现实，意图在革新而非真的复古。

孔子仰慕文王、周公，推崇周礼，尊崇周王室，表彰尊王攘夷，实质是要变革当时封建割据之社会形态。其在鲁国推行 “墮三都”为削弱封建势力之变法，其“有教无类”广收门徒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为战国时期平民知识分子影响政治开启了先河。可以说孔子之儒家吹响了战国到来，封建瓦解之号角。其政治主张、思想理念和教育实践对推动当时中国之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汉儒有鼓吹禅让者亦是因汉承秦制对君权过尊之现实的批判，如汉昭帝时之眭弘要求汉帝禅位让贤：

“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必有匹庶为天子。当求贤人，禅帝位以顺天命。”[2]。结果以妖言惑众被杀。

汉宣帝时之盖宽饶亦因宣扬禅让而自杀：

“校尉款宽饶刚直公清，刺举无所避，然深刻好刺讥，数犯上意。时方用刑法，任中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上竟下宽饶吏， 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庶莫不怜之。”[3]

盖宽饶的意思是官天下即天下为公，故传贤；家天下则有以天下为私人产业之意，故传子孙。其理论根据来自儒家经典对五帝三王之描述，虽其理解未免过于简单机械，但用意仍是约束提醒皇帝之权力当受节制。不过亦正因其思想行为从儒家正统理念出发，故为当时舆论所同情，也被朱熹收录于《资治通鉴纲目》中作表彰。

宋明之儒者推崇三代之治，其意也多作为约束缩小君权之根据也。如程子言：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4]

朱子则言：“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喧哗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5]

“三代之君见大臣多立，乘车亦立。汉初犹立见大臣，如赞者云：‘天子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6]

《朱子语类》又有一段师生对话讨论古人礼仪，则朱子之意似认为依古礼君主亦当对臣子下拜叩头：

安卿问：“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为之俛首，便是拜否？”

曰：“太甲‘拜手稽首’ ，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盖其尊师傅如此。[7]

其实宋明之君权，较之汉唐已大为缩减，徒具尊君之形式而已，然朱熹连这点形式都嫌不满意。

朱子以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为标准，对历来被称颂之明君汉高祖唐太宗都有猛烈抨击，为此还和当时另一儒者陈亮发生了激烈辩论。朱子曰：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8]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9]

 

陈亮则以为不该对汉唐之君如此苛评：

“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唯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着手处。此却是专以人欲行。而其间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10]

 “秘书（指朱熹）必谓其假仁借义以行之，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至于全体只在利欲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

“一生辛勤于尧舜所传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11]

“亮大意以为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只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犹是小事。而向来儒者所谓‘只这些子殄灭不得’，秘书便以为好说话，无病痛乎？”[12]

平心而论，陈亮之观点更为客观公允。但朱熹援引尧舜三代之治对汉唐之君进行批判，而陈亮则为之辩护，并非是朱熹更为守旧僵化，而陈亮更为开通进步。这两个人里恰恰朱熹是态度更为激进，有更高远之理想；陈亮是相对保守的一方。针对秦以後之君主制，朱熹的批判之态度更为鲜明，限制缩小君权之意识更为强烈。

陈亮曾经有一篇问答，《问》中的内容可部分视为从程朱立场出发产生的疑问，而《答》则可视为陈亮自己的观点。

《问》中内容如下：

“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齐威挟尊周以自私，败商周之常经而开争夺簒杀之祸，其流既惨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为；陈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刘项藉之以起。沛公号为寛大长者，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宜本于为民而起矣。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邪？天下旣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邪？……然而国祚之久长，斯民之爱戴，曾不减于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13]

当中省略处是唐代的对应叙述。

《答》里主要内容是：

“取舜禹于无所闻知之人而历试以事，以与天下共之，然後加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为公，而其道终不可常也。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孙不能皆贤，则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汤以为天下既已听命于一家，而吾之子孙不择其可者与之，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于民上，则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贤而已。不幸而与之不当其人，则天下之公议，终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实总之以听命于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觊觎争夺之门，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岂一世之故哉？”

“使刘氏不有以大异乎天下之姓氏，则君臣之分犹可干，而三代之统未可继也。周防曲虑，岂将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为之分裂者十余世。及李氏之兴，则犹刘氏之旧也。……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14]

《问》中的大意是汉唐平定天下後，周防曲虑，唯恐天下被别人夺取，好像天下是皇帝自家的私产一般，岂是三代公天下之法？但是汉唐朝代维持时间也算长，也还受人民的拥护，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的大意是类似选拔舜禹那样起初大家不熟悉的人，经磨砺试炼，安排其继承君主之位，虽出于天下为公，但非常久之计。禹觉得假如难以找出人皆信服的出类拔萃者接任君主，还不如传给儿子更能使天下心服。若子孙後代不够贤明，有德者起事重新平定天下，也无损于天下之公。刘邦提高刘姓宗室地位，周密细心布置，并非视天下为私产，不过是为了天下统一安定的公益。汉祖唐宗初心，和成汤、周武王是一样的，但其臣子凡庸，不能很好辅导。虽或有急于做皇帝之嫌，但是终归没有失去救民之初心，所以大功大德也为天下所目睹认可。

对于陈亮和朱熹的辩论，另一位儒者陈传亮有一番评价：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15]（《致陈同甫书》）

他其实把陈亮和朱熹的观点都批了一通，大意是按陈亮观点，有权即有理，只要做成皇帝，朝代维持时间长一点，就自动披上有德有理的外衣。而按照朱熹观点，那汉高祖、唐太宗比起盗贼来也强的不多。按陈亮观点，君主易骄横，缺少制约，掌握最高权力，就能让人歌功颂德；按照朱熹的观点，则凭一时侥幸，也能窃取皇帝之高位，建立一个朝代的人也可伪善无德，容易开启臣下叛乱篡夺之心。

依陈传亮之评述，陈亮助长骄君，朱熹助长乱臣。在君主制大背景下，无疑陈亮是相对保守的一方，而朱熹为更激进的一方。这恐怕和许多人对朱熹的印象截然相反吧。其实朱熹的立场也更接近儒家正统立场，以古代为号召，其实是倾向更革命的一方。

同时代另一位儒者叶适此问题上也似倾向朱熹观点，叶适曰：

“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16]

尊古真实目的是革新进步。故儒家一方面有以古人为楷模榜样，尊崇尧舜，三代之论述；而另一方面强调革新，乃至强调革命之必要性的文字向来不绝于书。

《大学》里言新民，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对“新”之强调贯穿始终，不必赘言。

《中庸》则引孔子之言曰：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释曰：“反，复也”，此相当鲜明之反对复古的态度。

程子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生周之世，而从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灾之道也。”[17]

《朱子语类》说：

“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议礼、制度、考文’之事。”[18]

故儒家之尊古，和变法革新，与时俱进是没有矛盾的。尊古者，尊崇古圣先贤天下为公之精神，而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法制度或先人之主张。

程子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19]  又曰“随时变易以从道”（《易传序》）

即便是圣王的制度，只要是出于人民利益的考量，需要改变时照样应该改变。

“盖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後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风，何足以论治道哉？”[20]（《明道先生文.论十事札子》）

根据时代条件之不同而有不同主张，此是儒家应有之义，以孔孟为例，程子曰：

“孔子时，唯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21]

“或谓孔子尊周，孟子欲齐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树，有可栽培之理，则栽培之，不然须别种。”[22]

程子这段话可见儒家不但不僵化保守，也和愚忠之类毫无关系，考虑问题根本出发点在于百姓利益。尊君与否则视情况而定，是次一等的工具价值。对待一个王朝，就如一颗树，可以栽培扶持让其造福百姓，则栽培扶持；若不行，就需要换一颗种。此何其开通明达之思想。

朱子也对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有更详尽之阐述：

“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达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旧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圣人心与天同而无所适莫，岂其拳拳于已废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祸无已哉？”[23]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24]

其实周王朝到春秋战国时代，衰弱无力则有之，也无甚特别暴虐无道之事。但在朱熹等儒者看来，若其无力行使为天下百姓营造和平安定生活之国家职能，亦可谓“失道”，则天下士人固不必拳拳钟爱于此“已废之衰周”。

儒家尊古，但绝不僵化保守。儒家提倡变革、革命有深厚之学术传统，理论渊源，此从程朱对《易经》之《革》卦的注释解说，也可以见得分明。

程子释《革》曰：

“弊坏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于正，道则可久，而得去故之义，无变动之悔，乃曰悔亡也。”

变革需要逐步争取人民之理解支持，故程子释“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曰：

“事之变革，人心岂能能便信？必终日而後孚。在上者于改为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终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25]

“革”是自然变迁之道，也是“社会进步”之道，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之必须，具有极其重大之意义，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故此程子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曰：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

这段话里其实也是程子对“革命”一词下了一个粗略定义，是一个时代的更替和改变。“时运既终”可以理解某个体系所具有的积极效益已经被挖掘殆尽，难以维持继续。

变革关系甚大，既需要慎重，也需要果断。既不能时机不成熟时急躁冒进，搞左倾冒险主义；也不能在机会到来时，犹豫不决怯弱畏缩，搞右倾投降主义。

以慎重而言，程子释“初九”卦辞曰：

“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时则初也，动于事初，则无审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则下也，无时无援而动于下，则有僭妄之疚，而无体势之重。”

以果断而言，程子释“六二”象辞“巳日革之，行有嘉也”曰：

“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疚也”

果断与慎重合而言之，则释“九三”卦辞曰：

“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後革之，则无过矣”

变革也好，革命也好，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消化巩固已经取得成果。采取温和但坚定的措施夯实基础，而非贪多务得，一味冒进。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看似高调无比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再革命，冒进再冒进，最後往往会吞噬革命成果本身，结果反而大倒退。另一种则是意志懈怠，软弱涣散，守旧势力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最後又重新回到旧路上来。需要“守贞”来防止两种倾向。故此程子释“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曰：

“小人，昏愚难迁者，虽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从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变化，然有下愚，虽圣人不能移者。”“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为成矣。苟更从而深治之，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终而又征，则凶也，当贞固以自守。革至于极，而不守以贞，则所革随复变矣。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也。”[26]

程子之进步思想，亦体现于对《既济》卦的注释，彖辞“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程子释曰：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以穷极也。”[27]

朱子对《革》卦的注释没有程子这么详尽，但态度亦相当鲜明。《朱子语类》：

“因说《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小补之’者，谓扶衰救弊，逐些补缉，如锢鉴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则须彻底重新铸造一番，非止补其罅漏而已。”[28]

从以上论述可见，儒家尊古，但绝非是要复古，更非主张历史退化论。朱子一些论述可以看出，他总体上把上古看成原始蒙昧、不开化时期，圣人则起个因势利导作用。朱子曰：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说时，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么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装了。”[29]

以施政举措而言，程朱理学也不认为应死守祖宗之道，对《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子态度相当鲜明，当改则改，可以等三年而改，情势所迫时可以不待三年而改：

“三年而改者，意其有为而言也。其不可改，则终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则又非常之变亦不可以预言矣。善读者，推类而求之，或终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则不待三年而改，顾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则不可无耳”

“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30]（《四书或问.论语或文》）

《论孟精义》里涉及此问题，朱子引用的范祖禹之评论亦可代表他自己的态度：

“范曰：若其有过，父在则当争，父死则当改，不可以待三年也。”[31]

朱子本身就是一个变法最大的提倡者。《朱子语类》中对时弊之揭露，对变革之呼吁随处可见：

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後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32]

“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甚事，真所谓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真是可忧！”[33]

故此朱子对王安石之批评不在该不该变法，变法本身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变的合理，变的成功。王安石的问题是不得其法，又过于粗暴急躁，导致结果糟糕:

 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34]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後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35]

“安石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36]

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起先也说要变法，後来一看情势不对就转而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群起围攻者如苏轼之类，朱子是看不起的：

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後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後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後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荆公後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 。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後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且如役法，当时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荡。当时于此合理会，如何得会破荡？

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书，所言皆是，至後来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37]

盖介甫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简放恣惯了，才见礼法之士，必深恶。如老苏作辨奸以讥介甫，东坡恶伊川，皆此类耳。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可惜後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幾个如何及得他！他们平日自恣惯了，只见修饬廉隅不与己合者，即深诋之，有何高见！[38]

东坡荐秦少游，後为人所论，他书不载，只《丁未录》上有。尝谓东坡见识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39]

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幾不能行，求入于家人诀，而使者不听。[40]

对元祐诸人，因反对王安石之故，一切反其道而行，连应有的变法都弃置不顾，朱子也是相当惋惜。

今日偶见韩持国庙议，都不成文字！元佑诸贤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乱讨得一二浮辞引证，便将来立议论，抵当他人。似此样议论，如何当得王介甫！所以当时只被介甫出，便挥动一世，更无人敢当其锋。只看王介甫庙议是甚么样文字！他只是数句便说尽，更移动不得，是甚么样精神！这幾个如何当得他！伊川最说得公道，云：“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41]

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後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

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後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42]

“ 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佑时，温公废了，深可惜！盖此是已成之事，初时人固有怨者，後来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将来废了，可惜！”

“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元佑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盖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又曰：“元佑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43]

 

程朱理学一向被人扣上僵化保守反动的帽子，此是大部分发议论者皆不读书，人云亦云所致。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对变革一向采取开明态度，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百姓，有利于文明进步为取舍。无论古今，理性判断认为是对的就施行，不对的则废除。此在明代之方孝孺，论述也甚为明白：

“故法茍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恶乎变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纷更之，出于已者以为是，出于古之人者以为非，是其所当非，而非其所宜是，举天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繇，是法不可行也。”[44]

“以古为高，以今为卑，随人为轻重，狥时为毁誉，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渉乎道之流，未造乎术之垣，私意之变眩其中而不自知为惑也。君子之取善，则异乎此。善诚足称矣，忘今之为非古；诚未足取也，忘古之为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时与世而尽忘之，而况较其身之贵贱显约乎？以贵贱显约视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观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45]

“故遗今而专乎古，则其失为固；遗古而务乎今，则其失为妄。固与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贵也。”

“善学圣人者：古之善，吾学之；今之善，吾亦学之。今之不善，吾恶之；古之不善，吾亦恶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将取以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则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弃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46]

---

[1]《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00页

[2]《朱子全书》第8册资治通鉴纲目 第339页

[3]《朱子全书》第8册资治通鉴纲目 第378页

[4]《二程集》第127页

[5]《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196页

[6]《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074页

[7]《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071页

[8]《朱子全书》第21册 《朱文公文集》第1583页 答陈同甫

[9]《朱子全书》第21册《朱文公文集》第1588页

[10]《陈亮集》第269-270页

[11]《陈亮集》第277页

[12]《陈亮集》第279页

[13]《陈亮集》第25页

[14]《陈亮集》第26页

[15]陈传良《致陈同甫书》，见《陈亮集》第311页

[16]叶适《习学记言》，《<叶适集>序》，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第24页

[17]《二程集》第1162页

[18]《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142页

[19]《二程集》第15页

[20]《二程集》第452页

[21]《二程集》第401页

[22]《二程集》第415页

[23]《朱子全书》第24册朱文公文集第3530页

[24]《朱子全书》第24册 朱文公文集第3532页

[25]《二程集》第951页

[26]《二程集》第955-956页

[27]《二程集》第1018页

[28]《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462页

[29]《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185页

[30]《朱子全书》第6册第627页

[31]《朱子全书》第7册第50页

[32]《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517页

[33]《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530页

[34]《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4000页

[35]《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4035页

[36]《朱子全书》第23册 《朱文公文集》 第3381页

[37]《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39-4040页

[38]《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54页

[39]《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58页

[40]《朱子全书》第22册，《朱文公文集》第2091页

[41]《朱子全书》第17册 《朱子语类》第3494页

[42]《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34页

[43]《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42，4043，4044页

[44]《方孝孺集》第83页

[45]《方孝孺集》第460页

[46]《方孝孺集》第605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