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分析及对世界历史粗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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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待社会概念及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灭亡的实质
李根蟠在驳斥那些反对把中国古代社会说成封建社会的观点时候有一段精彩的诘问“现在有的人不但否认战国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而且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性质相类的封建社会。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理论和新的论据呢？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理论，没有做出过严谨的论证。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那是什么社会，如何命名，为什么要这样命名？这些问题，他们一个也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其论证主要是否定性的。说来说去，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现在所广泛使用的‘封建’一词，不符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所以根本不能成立；第二条是：认为秦废“封建”后仍然是封建社会，就是犯了西欧中心论，就是拿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剪裁中国的历史。”
“应该指出，秦以后非封建社会论者，虽然各自给这个时代冠以各种名称，使自己区别于封建社会说，但他们几乎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存在着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封建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这些理论的破绽和难以克服的矛盾。”[i]
确实李根蟠的诘问是切中了要害！如果中国战国以后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这种社会究竟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实质性根本性的差异，而非要给它安上一个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名号？
只有清楚明确的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给战国以后封建说，给予致命的根本的一击！
事实上，以往反对战国以后封建论的学者，也并非没有尝试过回答这些问题，马克垚就已经列举出很多了“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此外还有“传统社会”，“皇权专制社会”[ii]
但所有这些名称，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一方面，这些名称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生造出来的，拿社会中某个因素片段来概括整个社会的性质，另一方面，这些名称本身也难以同其他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难以说明和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似乎也是在标志中国人是独有人种，所以才有如此特殊的只能根据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来描述的社会形态。
总而言之，这些名称几乎毫无说服力可言，所以尽管不断的被提出，但几乎从来就不能发生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现在就让我来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答，从战国开始算起的到宋朝以前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待孕社会，简称“资待社会”。这个社会是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更接近于封建社会，所以决不能用什么广义封建社会来命名，那样的话，只能导致思想的混乱。
（1）为什么要叫资本主义待孕社会？
以前学者对战国开始，资本主义因素的详尽论述，他们的观点是无法驳斥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因素代表当时的社会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因素不等于资本主义萌芽，这点我已经做过分析，但是资本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如此彰明昭著的资本主义因素，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把萌芽看成和人的胚胎类似的对应物，那么一个社会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就相当于一个妇女怀孕了。一个妇女能够怀孕的先决条件是这个妇女已经性发育成熟了，处于育龄期。所以一个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这个社会进入了育龄期，发育成熟了！但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妇女并不等于是一个怀孕的妇女，这却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情。那些认为战国西汉时期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他们列出的种种证据就好比举出一个女性，她各方面的生理特征多么成熟，丰乳肥臀之类的，但是所有的这些特征却和证明她已经怀孕没有任何关系，充其量只能说明她能够怀孕，却不能说明她已经怀孕。所以战国以后到宋朝以前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但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就比如一个女性，她已经脱离了童年，发育已经成熟，但是她还并没有怀孕，所以我们可以给这样的社会一个名称就叫做“资本主义待孕社会”，简称“资待社会”。
（2）战国以后皇朝的盛衰兴亡周期相当于妇女月经周期
中国从战国时代就进入了“资待社会”，这个社会有如下的一些特征，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完备的官僚体系；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都可以买卖流通；整个社会地区与地区之间，下层与上层之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物质流动；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文化体系的存在。
资待社会顾名思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社会，而是过渡形态的社会，所以这种社会注定不能稳定的存在，不稳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性的规律。类似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形态的社会一样。
我们可以把社会形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独立形态的社会，一种是过度形态的。就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而言，独立形态的社会有四种，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过去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凡是马克思主义者或一般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承认这点的。
过渡形态社会的特征是不稳定，要么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能确保它上升到它所指向的那个高一等级的独立形态社会，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上升，某些环节某个条件有缺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发生动荡，重组，甚至直接跌落到低一等级的独立形态社会，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是否存在这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呢？回答是，确实存在这种过渡形态社会，这点在中国表现的格外明显。而且这个过渡形态的社会还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待孕社会（资待社会），第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萌社会）。
这里还需要通过打比方来让大家更明白问题的实质。如果把封建社会比做一个未成年女童，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一个成功生下孩子的母亲（这里应该指出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之间还是存在重大区别的，在社会有机体孕育一个胚胎，当这个胚胎成长起来最终的结果是旧的社会母体瓦解，这个成长的胚胎成长为的新的社会母体，取而代之，或者说变成新生后的二位一体；而对生物有机体来说，胚胎成熟落地后，原来的生物母体依然存在，和胚胎成长起来的生物个体同时并存，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里为了比喻方便，就直接用成功生下孩子的母亲来代替那个成熟落地的胚胎）。
从一个女童到一个生完孩子的母亲要经历哪些阶段？首先女童变为发育成熟的女性，这个女性经历过一个虽然各方面都发育成熟但却没有怀孕的待孕妇女阶段（这个阶段可短可长），然后变成一个怀孕的妇女，最后才是一个生下孩子的母亲。
“资待社会”就相当于一个虽然发育成熟但却没有怀孕的妇女，而“资萌社会”就相当于已经怀孕的妇女，而“资本主义社会”就相当于已经把孩子成功生下来的母亲与孩子的二位一体。
资待社会的时间可长可短，如果短的话，可以直接与资萌社会重合起来，长的话，可以长达一两千年；这就如同从理论上说，一个女童在发育成为一个性成熟的少女的同时就可以成为一个怀孕的妇女，并生下孩子，但她完全可以几十年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怀孕，尽管她在生理上完全成熟，没有任何疾病。
从生理特征上说，未发育的女童到发育成熟的少女这个阶段的变化最为剧烈，而生完孩子的母亲和一个发育成熟的少女之间从生理上说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生物是这样的，社会本质上也是这样。
不考虑物质财富的变化，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以及经济基础来看，从封建社会到资待社会之间的变化最为剧烈，而从资萌社会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现代社会之间虽然发生一系列大动荡，大流血，大变迁，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是一日千里，但是从社会基层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以及社会物质和人员的流动交往还有官僚体系支撑起来的国家管理结构，现代社会和资待社会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或者说现代社会的一切制度在资待社会中都有准备，都可以找到雏形。
当然任何比喻都有缺陷，我们之所以要比喻仅仅是取某一方面某一角度的类似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如果直接把比喻的对象直接当成被比喻的对象本身，要求它们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度都存在平行对应的关系，那就必然导致根本性的谬误了，这一点在这里是必须强调一下的，以免造成误解。
现在我们再来说“资待社会”的不稳定性的问题。资待社会（也就是过去一些嘴里的“封建地主制”）的存在前提就是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而它的存在本身又刺激促进了商品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又在动摇社会母体稳定存在的基础，如果社会中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星火意识无法上升为燎原意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当发展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社会母体就会崩溃，然后重组，至于重组的结果则取决于文化的结构，外部力量的干涉，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重组的结果是社会回到“资待社会”的起点，于是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循环。
我们还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的实质！
一个已经发育成熟的妇女，身体的各器官已经做好了怀孕诞生婴儿的准备。卵巢周期性的排卵，相关激素的分泌导致子宫也为接受胚胎孕育婴儿做准备，子宫内膜不断增厚，这正是为培养婴儿准备的条件，当真正怀孕时候，子宫内膜会长出可以让母亲和婴儿交换营养的器官。但是如果这些条件都已经准备成熟了，但偏偏又没有怀孕，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子宫内膜就无法支撑下去，坏死，崩溃，脱落，并导致出血，这就是月经。也就是月经实际上是子宫内膜周期性的增厚，又从而周期性的崩溃脱落的现象。说得更本质一点，月经的实质是母体为怀孕而准备的条件周期性成熟，但又因为实际上没有怀孕，而导致这些条件周期性崩溃。
而资待社会的不稳定，其实质，其背后的原因和妇女月经的实质是一样的。
说的更具体一点。中国从战国以后，社会出现的周期性大动荡，各皇朝周期性的盛衰兴亡，其背后的原因并非是中国是什么超稳定的社会，停滞的社会，所以在这种周期循环中走不出来；恰恰相反，实质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高度活跃，飞速发展的社会，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新社会的产生准备好了充分的条件，政治的条件，经济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造纸印刷术没有完全普及，导致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星火意识无法上升为燎原意识，从而商品的经济发展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准备条件都落空，社会发生崩溃，然后经过大混乱大动荡以后，开始重组，进入一轮新的循环。其实质和妇女月经周期性流血的实质完全一样。只不过对妇女来说，周期性崩溃流血重组的是一个局部的器官，而对社会来说，周期性崩溃流血重组的是整个社会有机体而已！
以每个长周期王朝为起点，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商品经济力量还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整个社会就开始瓦解崩溃，经过大破坏大动荡后，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社会力量的重组也完成，于是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王朝，进行新的循环。这就是中国从战国以后历史的本质所在！
在宋朝以前，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原因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星火意识无法上升到燎原意识，商品经济再发展，也不可能上升为资本主义，所以社会的周期性崩溃动荡，也是必然的。
而到宋朝以后，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受到外部蛮族力量的侵略，资本主义萌芽被打断扼杀，商品经济的力量同样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于是也同样呈现出周期性崩溃局面。就如同一个孕妇虽然怀孕了，但突然受到外力的打击，同样只能以出血流产告终。
至于宋朝以后，为什么蛮族力量足以入侵中国，并打断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是需要详细分析的。这里先放一放。
以上只是一些抽象的论断，需要具体事实的佐证，还有对短周期王朝的分析，农民起义。另外，用这个理论去解释外国的文明现象，比如古罗马的灭亡，也都非常有力。
（3）对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确立统治到统治瓦解的一个理论分析
我这里尝试对每个朝代确立统治,以及统治最终瓦解，做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论分析.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随后随着领导人的更替，领导人自身素质的变化，军事关系逐渐黯淡，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正是这种合法性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这是朝代中期维系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而到朝代末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蒙元清朝不在考虑范围中）的命运本质上是由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商业力量这三者之间的消长关系所决定。当军事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使用，一个国家能够打破常规的利益格局，最大限度的调用整个社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建造许多大型工程，发动对外战争，并且实施许多平常状态下阻力重重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但军事力量却是无法持久的，它本身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军事经验，威信，而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却是在不断更换，如果依靠军事暴力维系统治，一旦统治者的能力达不到那种严苛的要求，统治就会发生危机，社会就会崩溃。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短周期皇朝基本上都是军事力量没有顺利转化交接给意识形态力量的朝代，秦朝是如此，隋朝也是如此。
当军事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军事武力的威慑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加上这个朝代本身的政策，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时候朝代就进入长周期的循环。一旦进入长周期的循环，很大程度上朝代的命运就不取决于一两个皇帝自身的素质，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自身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更准确的说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当这种发展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导致的社会崩溃。这时候整个社会似乎沿着既定的轨道经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的过程，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仅仅能对这个轨道造成一些小的波动，却无法改变总体的轨迹！
秦朝是一个典型的短周期皇朝。但事实上秦朝之前的秦国已经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当秦朝还是秦国的时候，它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当它通过战争统一中国，这这种合法性就取消了，变成了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来维系统治，却又没有尝试在军事威慑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意识形态，一旦统治者的素质无法胜任这种军事统治的时候，统治的迅速崩溃也就成为必然。
秦朝之后的西汉，抗击匈奴、七国之乱客观上延续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这也是汉武帝时期能够实行打击控制私人商业力量，把民间经济力量切实转化为国家力量的各种经济政策尤其是“告缗”政策的一个基础，当然也和当时政治发展的阶段皇室和政府没有完全分离，皇室在政府内的权力相当大有关系。汉武帝时期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对商业偷税漏税行为的严厉打击，客观上也延长了西汉的寿命。但是这种延长也相当有限，在汉武帝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仍旧以不可阻挡遏止的趋势迅速发展，如同脱缰之马，中央政府的控制越来越有心无力
仅仅到了汉元帝时，贡禹就已经上疏说：“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稾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
可见当时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的局面，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有些人无视这样的事实，似乎汉武帝的政策之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就从此一蹶不振，这完全是想当然的信口雌黄，几乎就等于完全不顾历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
现在的许多学者常常把古人想的非常蠢，似乎只有他们这些现代人才非常聪明。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之所以接连不断层出不穷的学者官员强调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只是因为中国古人愚蠢、僵化、保守，思想有病，所以才有这些主张，按照他们这些聪明人的看法，商业是进步的力量，私人商业尤其是进步的力量，怎么应该加以抑制呢？
然而事实上并非是古人愚蠢。私人商业在社会的发展中是进步的力量，同时却又是破坏的力量，当这种进步的力量又没有后继接应，有破坏而无创造的时候，又必然是倒退的力量，这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同样是这样，在古代是这样，在现代同样是这样！西方近代的崛起并不在于对商业的扶持，而正在于对商业的控制抑制的力量远大于古代的中国。中国古代之所以陷入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衰弱并存的怪圈，正在于抑制商业过度发展的力量太弱小，始终停留在理论和口头，真正能够付诸实施的少之又少，即便能够真正实施的，也往往停留在短期，而无法长期坚持，这正是中国古代悲剧的根源。这里仅仅是感慨，在后面还会更多的篇幅对这一点进行分析和证明
那些认为应该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古代知识分子学者，他们的眼光很毒，一针见血，看到了社会弊病的经济根源所在，但他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只能把他们的言论停留在口头，无力与已经操纵社会命脉的商人阶层的利益相抗衡，甚至如果把言论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他们自己都会跳出来坚决反对。
传统的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陈腔滥调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太残酷，皇帝官僚等统治阶级腐败残暴荒淫，官府横征暴敛，导致农民身上租税徭役负担太重，所以才导致广大农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原来皇朝的统治！
然而仔细分析历史事实就知道，这不过是脱离事实的说法！说到地主对农民的压迫，诚然在一些情况下很严重，然而地主不是傻瓜，如果他把农民逼迫的活不下去，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需要的是能够为他干活的农民，而不是饿的皮包骨头有气无力的僵尸！至于什么官府横征暴敛徭役负担太重，用来解释短周期皇朝的覆灭动乱，或许勉强可通，用来解释长周期王朝末期的动乱则完全无力！
对长周期皇朝而言，越是到朝代的晚期，中央政府所能够调用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就是越是可怜，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迫使政府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一次小型规模的战争都有可能使中央政府发生财政危机，捉襟见肘。任何大型工程的建设都谈不上。如果说朝代初期，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那种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那种大型工程的连续建设，国家和社会都能够支撑，难道到了朝代晚期，经过几百年的和平环境下的发展，经济更为发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社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直接调用都急剧萎缩的情况，那点徭役那点赋税征收反而让人民无法支撑无法承受了吗？这不是一派胡言又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征收的赋税徭役太多了，而是恰恰相反，私人商业的过度膨胀，严重挤占了中央政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国家能够征收的赋税徭役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是因为少到了中央政权无法维持正常的必要的国家职能，所以才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这里必须要注意到一点，也就是要明确宋代以前的长周期皇朝商业在社会瓦解崩溃的过程所起的作用和宋朝和明朝时期商业作用之间的区别
在宋代以前，商业发展对社会的瓦解首先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瓦解来造成，此外也是通过商业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两极对立造成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商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破坏而无构建，旧的意识被变化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星火意识所瓦解了，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无法构建起来，政治上层建筑处于逐渐崩溃支离之中，无法形成新的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上层建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宋代以前的长周期皇朝在朝代末期的景象是皇帝的大权旁落，成为傀儡，或操纵在宦官手里，或操纵在权臣手里，而宦官也好，权臣本身也无法对各地官员有效统治，到处都是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情形。这个时候不能说是新的代表商人阶层的政治力量控制政权，而只能说是旧的政治机构统治工具瓦解了，新的政治力量却又无法登上政治舞台。一旦某个自然灾害引发导火索，某个地区的饥民发生暴乱，已经处于崩溃支离状态下的政府无法把暴乱镇压下去，于是暴乱蔓延。已经被商品经济瓦解的意识形态无法抵挡这种暴乱的蔓延，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尖锐化的社会矛盾乘着暴乱释放出来，于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迅速卷入到动乱和战争中，这才是一个长周期王朝末期现象的根源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旧的皇朝走向崩溃，整个社会也在大动乱中崩溃。一直到动乱和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破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相当大的倒退，然后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个平衡点，社会在军事力量的管制下重新稳定下来，接着再次走上一轮新的循环。
在一个长周期朝代的初期同样会发生自然灾害，发生饥荒，发生外敌侵略，但这个时候，商品经济本身不发达，国家能够最大限度的控制住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所以即便发生了这些，也能够做出有效的应对
如果说到人民负担，难道在汉武帝连绵对外战争情况下，人民的负担要比西汉末期国家人民的负担要重？显然不通！
说完这些，我们再来看西汉末期王莽改制，王莽为什么要制定一系列改革措施，莫非他真是想复古想得发疯，莫非他真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异想天开，心血来潮？莫非他真是冥顽不化，不同时务，不懂世事的书呆子，傻瓜蠢驴？
在某些人，甚至某些历史学家的眼中，确实是这么看的，他们从来不明白，在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王莽之所以要发动那一系列改革，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正在于，不改革，整个社会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发动这些改革是当时拯救社会免于崩溃唯一的办法。王莽这些改革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缩减当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控制私人经济，增强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控制能力。这样的改革必定要受到大批从商品经济中获利阶层的强烈对抗
王莽本身获得了上层社会中一批人的支持，所以他可以篡位，他本身可以调动数量相当规模的军队，所以他可以去镇压农民暴乱和其他反对者。但是当时的情形是整个社会从基层开始就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全面腐蚀，中央对地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瓦解。王莽的篡位本身也让他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而他的军事才能又根本不足以让他把对国家的统治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的军事管制的基础之上。那些反对王莽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又乘机利用了农民起义，转变为他们反抗王莽的军事力量。
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汉，可以说就是先天不良的一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被商人豪门扶持起来，天生就是得了软骨病，衰弱几乎是注定的，商品经济又是不受国家控制的疯狂发展，最后导致的是整个社会更大规模的崩溃瓦解，中国从西汉东汉时期的长周期王朝进入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乱世，社会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重组，这才又进入唐朝这一个长周期王朝的历史时期。本来应该对东汉作一个更详细的分析，但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就省略。
同样对唐朝的详细分析我们这里也省略了！
从形式上看，宋朝和明朝经历的过程和以前的长周期王朝有类似，但实质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两个朝代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最后社会的崩溃并非是由于商业力量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萌芽发育的最关键的阶段过程中，被外来的力量硬生生的切断扼杀。
宋朝和明朝不象任何以前一个长周期皇朝一样，在临近朝代末期的时候，政府机构处于支离瓦解的边缘。皇帝并没有如汉唐一样成为被权臣或者宦官玩弄的傀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威也没有丧失，并没有出现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局面。恰恰相反中央对地方还是存在绝对的权威，整个文官系统也依然是按照文官本身的愿望在进行运作。商业力量的作用并非是仅仅起了瓦解破坏作用，相反本身就起了建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化系统化的新思想被创建出来并且在相当广的范围内传播，而且也表现在通过科举制度，商业力量本身就通过一个合法的渠道逐渐控制了政府，使得政府本身就成为维护商人资产阶级利益的机构。宋朝尤其是明朝的灭亡问题不是出在商业的破坏作用，而正是出在商业对政府力量的建构上，出在了对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系统缺乏有效的权力对抗与制衡之上，这在后面明朝灭亡的原因部分会做更详细的分析。
2、用这一理论对整个世界历史最粗略最简单的考察
以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大致上可以证明我的理论。那么这种“资待社会”在外国是否也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除了中国以外的几大文明古国基本上都经历过这个社会阶段，而文明的灭亡，也正是来源于“资待社会”中商业力量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最终导致的社会崩溃，如果社会崩溃过程中遇到足够强悍的外来蛮族的侵略，那么社会就无法完成正常重组的过程，最终就是文明的毁灭
古罗马的灭亡一直被人看成难以理解的历史之迷，为什么曾经空前强大繁荣的古罗马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灰飞烟灭，烟消云散呢？按照我的理论，这个迷团可彻底解开。古罗马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并不在外来蛮族的侵袭。
事实上古罗马也是进入了“资待社会”，它的灭亡同样是由于商业力量高度发展，却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最终导致社会自身的崩溃，也就是古罗马社会自身的瓦解崩溃在前，然后才有周边蛮族的入侵。
有一篇文章《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iii]从道德沦丧，奢侈风气扩散的角度论述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而这些表面原因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却正是商品经济在古罗马的高度发展导致的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社会矛盾尖锐化，而新的意识形态却无法从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对社会重新进行建构的结果！
但如没有蛮族入侵毁灭文明，则古罗马帝国会在崩溃之后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直到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传入，使得星火意识可以上升为燎原意识，从而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蛮族入侵不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但却是西方文明陷入千年黑暗和停滞的原因。
古罗马崩溃之后，西欧逐渐形成的封建社会是比古罗马更落后更倒退的一个社会，而并非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古罗马是个奴隶社会，而以后中世纪的西欧则是更高级的封建社会。
至于为什么中国崩溃之后能够进入社会重组的过程，并进入新的循环。而古罗马却崩溃的相当彻底，没有重组的过程，而是蛮族几乎在文明的空白上完全从头开始，社会的倒退远比中国要严重和彻底的多。我认为这应该从多方面来解释，文化的，宗教的，以及历史的原因。
从文化上说，中国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身是一个种更为先进发达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能够作为文明的火种，一旦机会成熟就能重新迅速发芽生长，使得社会免于因为崩溃而陷入彻底野蛮化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文明提升器,文明改造器，文明同化器的作用，在高度理性高度文明的内核外面包裹的是非常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外衣，一切野蛮民族都不自觉的被它吸引进去，包容进去，而古罗马缺乏类似于儒家这样一种文明同化器的思想体系
从宗教方面来说，在汉帝国崩溃以后，在五胡乱华期间，传入中国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佛教，而西方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佛教相对来说更为宽容，更少排他性，侵略性，理性化的程度也更高，对于其他流派的思想还有科学的排斥也更少，佛教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民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从一开始佛教甚至是作为无神论的非宗教而存在的思想体系，直到后来才批上了造神的外衣。总而言之，它本身就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对其他文明会有损害影响，但有限度，这也是中国文明在经过汉末魏晋五胡乱华的大破坏大动荡之后依然能保留下来的原因
而基督教则不同，基督教从开始就是一种高度野蛮的未开化文明创造的产物，在罗马帝国时期，也并未长进多少，其具有高度的狭隘性、侵略性，残暴性，排他性，所以一旦这种宗教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和蛮族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架文明绞肉机粉碎机推土机，总而言之变成了一个强大文明破坏机器，对古罗马创造的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来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扫荡破坏。
上面两个原因应该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中国有文明提升器，古罗马没有；古罗马内部潜伏着一头文明破坏器的猛兽，中国没有，这一出一入就已经造成了以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上说，汉武帝时期，对周边蛮族尤其是匈奴的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了匈奴一蹶不振，使得两汉崩溃以后，西晋崩溃以后，周边的蛮族没有一支统一的强大的力量趁火打劫，没有一支蛮族具备侵占整个中国，灭绝中国文明的力量。古罗马帝国对日耳曼蛮族的打击就可能没有这么有力，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以上是说不同，但不同中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在西晋之后有东晋，南北朝，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还有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廷帝国作为古罗马文明的延续。
中国在南北朝之后又实现了文化和民族的统一，而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则再也没有能统一原本属于罗马文明的西罗马帝国地区，延续千年一直到被土耳其蛮族灭亡
拜占廷帝国延续千年的历史应该也是属于资待社会，同样因为商业力量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而陷入循环中难以自拔，最后被蛮族灭亡。这在印刷术普及以前的时代里，这是一切进入“资待社会”的文明所难以摆脱的宿命。
另外在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之后，有没有和资待社会对应的社会呢？
有的，西方中世纪之后，有一段时期是所谓君主专制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对应于资待社会。但由于那时的西方，已经接触到东方传播过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并且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普及（造纸术不必说，至于印刷术，西文的字母文字本身也有利于活字印刷的普及），所以这一时期的西方，资待社会和资萌社会是重合的，几乎在进入资待社会的同时就已经进入了资萌社会，如果拿人类个体比喻，就如同一个女性，在进入性成熟期后，马上就进入了怀孕期一样。可以说当时的西方的社会，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说，相当于中国将近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造纸与印刷术的普及，正是这一点不同，造成了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当时中国明代却是在政治制度经过千年发展积累之后过度先进的一个情况下进入了资萌社会，这导致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力过小，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
西方在进入资萌社会之后的侵略性扩张性，正如同中国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扩张性侵略性一样，但是面临的技术背景却大大不同了。而这些技术背景比如航海技术，火药技术，天文知识，很大部分都是从东方比如阿拉伯，印度，以及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并且传播到西方的，是西方现成的获得了这些东西。
如果是在同样接近于两千年前中国面临的技术背景，那么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只会发泄于欧洲内部，最终的结果也就是一个欧洲国家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而在当时欧洲已经获得的技术背景之下，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在技术上就有可能向外围发泄，向新大陆，以及亚洲非洲的一些落后地区扩展，建立殖民地，甚至这样的扩张比在欧洲同等文明进行战争扩张所遇到的阻力更小一些，更容易一些。
日本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及统一之后试图征服朝鲜，甚至打算侵略当时明朝的中国，也正是同样的原因。
所以并非是欧洲人或者欧洲的文化天生更高等，更优越，更有冒险精神扩张精神，这只不过是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必然会呈现的现象而已。中国在进入资待社会初期，同样呈现出相当的扩张性侵略性冒险性，比如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向周边扩张，以及战国各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继续进行的对边远偏僻地区的军事讨伐，以及派遣徐福到海外从事的冒险活动等等。西汉东汉，中国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以及甚至试图取得和古罗马之间的联系等等。如果中国在那样一个阶段也有欧洲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后那种由世界各个文明积累发展起来的技术背景，那么同样会去向海外发展殖民地。这和民族性格无关，这只是一个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必然表现出的特征。
但是当中国在长期停留在资待社会等待一些技术条件成熟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继续向前发展，在政治制度文明成熟超越了单纯以武力征服其他地区的欲望的时候，在更倾向于用文明本身来吸引其他地区倾慕的时候，即使技术条件成熟了，也不会再如野蛮人那样，用武力去侵略抢劫屠杀那些比自己落后，没有损害自己利益的地区的人民，不会再试图用官方武力征服的方式向那些地区进行殖民，这也就是为什么明太祖朱元璋能以一种成熟稳定健全的心态制定下外交政策明确规定几个不征之国，以及当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对所经过的地区都尽量以礼相待的原因，关键是文明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种更健全更理性更文明的程度了。
并非中国人天生就比同期的西方人更文明更道义，而只是文明发展已经经过时间的积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已，尽管从社会形态来说，中国当时也仅仅是资萌社会。
而当西方进一步发展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野蛮的侵略抢劫掠夺殖民行为的可耻性之后，内部本身也会逐渐有力量起来反对这种行为，最后也会逐渐形成共识，即便对比自己落后地区的人也不能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殖民地逐渐独立，现在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的原因。
[i]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ii]罗建《糊涂的“封建”》，《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五期
[iii]杨俊明 杨真《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世界史》2006.6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