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明朝相关的清朝地方志和民间传说辨析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一些人常以入清后的地方志记载作为抹黑明朝的证据，如某人云：
“《醴陵县志》载：历代兵祸，元为最惨。建安山俗呼油源尖寨，系元末居民避乱立寨于此。又云：‘元明之际，土著仅存者十八户’。今株洲的王、罗、曾、谢、朱、周、易、张诸姓，多于明洪武年间自江西迁来。”
“按：湘潭民间传说，朱洪武血洗湖南，当地土人所剩无几。其原因是：陈友谅称帝后，在湖南颇得民心。明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明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使明军遇到很大的困难，每占一个地方要经多次反复。于是明军进行大肆屠杀。据云：在湘潭地区，一直杀到乌冲，天黑了，才停止屠杀。当地土著，仅有乌冲一户姓刘的。一说仅存仇姓。”
这里所引的《醴陵县志》没有注明年代版本，这当然是此类人物必有的表现。凡是网络上这类给明朝栽赃的文字历来如此，页码不必说了，往往是连年代版本都没有。主要原因还是做贼心虚，害怕别人去查对，一查之下，自然就让他们的谎言无所遁形。
其实这里《醴陵县志》当然只能是满清时期的《醴陵县志》，而且只能是康熙新修或乾隆醴陵县志，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加以说明。
可笑的是，这类人物即便栽赃也不够敬业，苦心搜罗出的满清《醴陵县志》结果搜刮出来的文字，还是无头状纸。说“历代兵祸，元为最惨”，还说“‘元明之际，土著仅存者十八户”，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究竟是谁，是元军？是陈友谅军？还是明军？都语焉不详。经过如此刻意的断章取义和栽赃嫁祸，结果还不能明确把脏水泼到明朝头上。
于是干脆动用湘潭民间传说了，这民间传说当然又只能是满清时期流传的了。而尤其奇怪的，明末清初，湘潭地区遭受清军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事实，甚至清方档案都无法掩盖。结果这些民间传说无一例外，对发生在眼前的满清大屠杀只字不提，结果倒都流传起三百年前的“朱洪武血洗湖南”，制造出陈友谅颇得民心的神话了！
到这里，那些不读书，不查证的网友，大概已经被忽悠得一愣一愣了。
那么我就不妨来给这所谓的《醴陵县志》扒一下皮，康熙新修和乾隆时期的《醴陵县志》还要专门到古籍阅览室调取文献查阅，也不必这么麻烦了。民国时期的《醴陵县志》是很方便借阅的，民国醴陵县志必然也是参考康熙、乾隆醴陵县志的记载，所以其记载对于揭穿一些谎言，同样具有效力。
首先来看《醴陵县志》的前言：
“明代四修以及清代顺治、康熙、康熙再续三部《醴陵县志》均已湮佚无存。现存之清代五志中，康熙新修志仅北京图书馆有孤本，乾隆志亦仅北京、上海、台湾图书馆有藏”[1]
也就是说明代的《醴陵县志》现在是根本不存在了，就连清代早期的三部《醴陵县志》也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被满清统治者刻意消灭的，那就只能问满清统治者自己了），现在存世的醴陵县志只有康熙新修志、乾隆志、以及同治志。
而据这民国《醴陵县志》前言所说，这康熙志，乾隆志都是满清地方官员奴才，直接根据满清中央指示下奉命编纂的，究竟如何一个奉命法，后面我引用乾隆《凤凰厅志》，《泸溪县志》的记载，大家就可以看见了。从康熙时期开始，就是满清中央下令，全国统一部署，地方官员奉命修治，战战兢兢，唯恐惹来祸事。这也是历史罕见的为伪造历史而进行的浩大工程了。
某些人引用的《醴陵县志》当然也只能是出于满清三志中，满清地方志究竟是如何篡改甚至伪造历史，我在其他文章里分析过满清如何篡改明末清初地方上的屠杀情况，就已经领略一二了。
现在再来看看民国醴陵县志关于元末明初的历史记载，第18页大事记十二年，红巾贼据醴陵屠杀条中说：
“蕲水红巾贼徐寿辉分兵四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伪将陈友才据醴陵肆行屠杀，官署学宫及渌江桥并毁于兵”
“二十年，陈友谅遣统军元帅，驻醴陵”
“二十四年八月，明太祖遣大将军徐达拘荆湖诸路，陈理降。土酋易华以醴陵附”
这些记载分明说得很清楚，屠杀醴陵的不是朱元璋，恰恰是陈友谅的兄弟陈友才！
而朱元璋攻取醴陵，恰恰是兵不血刃，直接就是“土酋易华以醴陵附”。
而实际上，我们考察历史事实，大概也不难得到结论。朱元璋连陈友谅的直系亲属，嫡亲儿子陈理都不杀（对比清廷对明宗室的斩尽杀绝），有些人却去炮制朱元璋去株连当地百姓的谎言，实在是属于狗急跳墙。
而更明显的一点是，陈友谅当时不过是割据一方，占有的不过是湖南湖北为中心的一片区域而已，而他仅仅在鄱阳湖一战，动用的水陆两军就有60万人，而当时朱元璋也仅仅才二十万人而已。
以一个地方政权，能征集六十万人的军队，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制造了无数豪华无比的战船，这是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明晚期的万历也好，崇祯也好，以全国之力，都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调用多达六十万人的军队（如果能够的话，后金早就成渣了），一般十万人已经达到极限了。虽然这是明朝本身对百姓低赋税政策导致的结果，但也可想而知，当时陈友谅统治区下，地方百姓受到的经济剥削沉重到何等地步？这种情况下，百姓不咬牙切齿痛恨就已经不错，居然还民心拥戴，岂非是笑话？
有些人可能是脑筋都不动，为了给朱元璋泼脏水，宁愿把自己智商降低到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准上，才制造出如此搞笑的谎言：
“陈友谅称帝后，在湖南颇得民心。明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明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莫非这湖南人民都被陈友谅喂了三尸脑神丹了，才如此神经搭错。
其实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所谓的民间传说把主角换一换就全对了，应该是“清军进入湖南时遭到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清军所到之处，沿途人民都用铁锅一仰一覆，堆放于道，以阻挡其前进，使清军遇到很大的困难，每占一个地方要经多次反复。于是清军进行大肆屠杀。据云：在湘潭地区，一直杀到乌冲，天黑了，才停止屠杀。当地土著，仅有乌冲一户姓刘的。一说仅存仇姓。”
这也可以和满清的档案以及各种文人笔记里的记载对应起来。不妨看清廷奴才自供的湖南地方在被清军屠杀之后的惨况。
《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一三九页，顺治三年正月初十日的《湖广提督江禹绪揭帖》中说“湖南逆形日著，时势种种堪忧，恳祈圣明，早策万全，以救危疆。……盖新附郡邑，归鸿寥寥，城内居民多不过百人，及数百人而止，有事不堪登陴。奈军兴孔棘，迫以输纳，未免所在嗷嗷。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如柯正蕃聚众狂逞，劫掠保安等处矣，蕲水县刘时习等夜半入城大肆焚劫矣；崇阳县王钟秀等缚官掠民投献湖南矣。乃黄冈县之白云各寨，僭号建官称兵拒敌，黄镇徐勇以全师临之，据知府牛铨之报谓彼此互有杀伤，则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2]
这里说是逆形日著，湖南各地百姓群起抗清，满清走狗奴才惊呼“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
然后就是满清兽军在湖南成年累月的镇压和屠杀，到了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户部题本》中就是汇报满清屠杀之后的情况了：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棲，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棲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3]
其实顺治九年八月的《户部题本》里就已经提到湖南被满清屠杀得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了：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4]
关于满清在湖南湘潭等处的暴行兽行，清初文人的一些记载也可作证。在李长祥《天问阁文集》中有一篇《汉江女子传》，其中涉及的就是满清在湘潭等处的暴行：
“汉江女子不知何处人，以死于汉阳，故人名之为汉江女子云。女子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时北兵（即清兵）过，被掠载之舟中。至汉阳，伺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无数，每舟皆有妇女。其妇女无数，女子在中与他妇女杂，至汉阳伺隙以死。”
该女投水死，其尸体正好被下游的一渔人打捞上来，黄州武举人陈某路过，为之葬敛，“渔人妇为之沐浴时，左手系有一绢，有七字绝句诗一章，一时见之者，读之有悲叹出涕者”
大家当然不仅仅是为一个女子悲叹流涕，而是为整个地区被满清兽兵蹂躏悲伤。后来的情况是
“武举人常过衡湘诸处，以其诗示人，意其为衡湘诸处人，盖北兵之所在处也，其后往荆州，至天王寺，有士人见诗大哭，问之，谓‘曾聘某家女，女能读书，嗜楚辞作诗，将婚，兵大至，横掠女子，遂失，今读其诗，正余聘者也。’”
“是日，即于天王寺做浮屠事，而哭常不绝。士人，湘潭人也，衡湘诸处为北兵之所在处。”[5]
这就更点明了当时湖南衡阳、湘潭就是满清军队驻扎的地方，这些地方正是被荼毒蹂躏最深之处。“士人见诗大哭”，“哭常不绝”，这其中蕴藏的悲哀，又岂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
一个才华出众，嗜好屈原《楚辞》的女子，因为清军的暴行，却不得不投水而死！有诗流传尚是幸运者，其他无名而死者，被蹂躏屈辱而死者，更不知道有多少！士人所哭者又岂是仅仅一人之遭遇？今人读之，尤当为之一大哭也。
另外从一则族谱的记载里也保留了满清在湘潭醴陵等处的蹂躏情形的蛛丝马迹。
《醴陵何氏五修族谱》，写于清雍正十二年甲寅秋月的《续修谱序》中说
“当圣朝定鼎之初，兵燹频仍，迁徙靡常，家常谱牒，尽销沉于烽烟灰烬中”[6]
湖南被满清惨杀之后，地广人稀，当地孑遗之民，战战兢兢苟活了下来。生养子女后，子女问及为何当地人烟稀少，怎么回答呢？
文字狱的鲜血就在眼前，稍有半点差错，就是满门抄斩，于是只能照搬满清奴才炮制的谎言说是明朝时期朱元璋的屠杀了。满清时期所谓的民间传说大概就是这样炮制出炉的。
总而言之，清廷奴才，恬不知耻，肆意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把满清的兽行的栽赃到明朝头上，可谓良知泯灭至于极点。
另外某些人还炮制的谎言是：
“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意思是，这些地方又是明朝屠杀的，同样不提供这些地方志的年代，以及具体卷数出处。
实际上，所谓《凤凰厅志》，《泸溪县志》又只能是满清时期官修的地方志了（凤凰厅这个建制，都是满清为了镇压当地反清起义而设立的）。
这类人物可怜就可怜在他们就算引用满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敢完整引用，而只能孤零零截取出无头无尾的片段来，愚弄他人。
对《凤凰厅志》，《泸溪县志》我是直接查阅了乾隆志了，最后发现的当然是大肆屠杀这些地方苗族同胞的，又恰恰是满清自己。
先引用一下《（乾隆）凤凰厅志序》““设厅之由，康熙二十八年，红苗劫掠村堡，发兵讨之。三十七年移镇臣以援剿，四十三年檄兵巡以弹压之，又设通守以分防之，然土官犹仍其旧习。……四十六年，改土归流，设立凤凰厅”[7]
也即本来是没有凤凰厅这个建制的，之所以设立凤凰厅，就是因为当地苗族同胞反抗满清统治，结果满清屡次派兵屠杀镇压，还是无法完全压服苗族起义，就干脆改土归流，取消了当地苗族人民的民族自治权利，设立凤凰厅。
后面“沿革”中，是介绍以往历史的。前面长篇累牍的记叙了明朝时期苗人所谓叛乱，大概是要凸显明朝时期政府无能的，这些清朝的御用奴才无非是希望借此以和满清对比来彰显满清的伟大。
但这些记载恰恰证明了明朝政府实现宽松一贯的民族自治政策的事实，从洪武年间开始，对苗人的叛乱抢劫活动始终是能安抚的加以安抚，不能安抚的才用军事手段平定叛乱，伤亡也都是战场拼杀的范围之内，只对首恶惩办，对附从者宽容，更不殃及无辜平民。所以“寻就抚”“诏谕之”“余党就抚”“遣健苗廖羊保等分头招谕”等等这类记载不断。
总的来看和处理汉人的叛乱抢劫活动的方式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更显宽容一些。
也正因为明朝政府的宽松政策，所以明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形下，但并没有因此强行对当地改土归流，而是保留了当地的土司自治的状态，这种情形到清朝才发生改变
叙述满清时期的内容就短多了，这里摘引一下“康熙三十七年攻陷官兵七十余名，都司刘士琦几为所害，三十八年焚掠民居，杀官兵数百名，把总郎得功陷焉，参将朱绂讨之不克。”
“四十二年礼部尚书席尔达奉旨会同督抚都统提督合川贵兵剿之，苗大恐，愿课比良民，因移分巡道驻扎。”
这之后仍旧不安定，一直到康熙四十六正式下令改土归流，强行剥夺了苗族人民土司自治的权利。
对明朝的详之又详，对清朝的略之又略，这和一般修地方志的惯例是完全相反，一般哪个时代修地方志，对当地当代发生的事情比较熟悉，应该更详细才对，对前代的倒是可以一笔掠过，而在满清修的这批地方志里全都是相反的情形。
无非就是入清之后，清朝所干的那些血腥屠杀的勾当，那些修志官员不敢也无法详细触及，只能一笔掠过。
但即便是这种重重粉饰，一笔掠过的记载里，血腥气也已经扑面而来。所谓“合川贵兵剿之，苗大恐”，究竟是怎么个剿法，又是如何让苗大恐。这只能是对当地苗人平民进行血腥大规模屠杀后的结果了。
我们再看看乾隆时期修的《泸溪县志》，前面几篇序是很有趣味的。
一篇序中说“若夫郡邑之有志是国史之遗也”，再看写这篇序言的人的长长的头衔“乾隆乙亥孟秋月，武英殿纂修经史馆分校任泸溪县裁谕费应泰撰”[8]
区区一个县志，而且是穷乡僻壤，苗人聚集地区的县志，居然要动用武英殿纂修经史馆的人来参与，也是奇闻。
再看写于康熙时期的《泸溪县志旧序》，透露的信息就更多了“康熙丙午之菊月，英奉命来知泸邑事，越冬接上檄，以纂葺泸志役役命英，英俗吏也，敢肩斯役？矧泸自兵燹之余，典文残缺，蔑由稽考乎？我国车书一统，文教聿彰，各上台省郡全志久已告成，因使余得周咨博乎其间。读其书而泸之事略见矣。”
按照这篇序所说，这个清朝的泸溪县令是接到上级指示，要他修泸溪县志，但泸溪县在经过清初清军屠杀抢掠焚烧之后，早就找不到原先的县志典文了，那怎么修呢？他就说上级旁邻的地方志都修好了，他就找来参考抄袭，统一口径，就这样泸溪县地方史事也就轻松简单的炮制出炉了。
这是康熙时期旧序里描绘的情形，乾隆再修的情况，大概也不外乎如此。
我们看看介绍泸溪县历史沿革里面的内容，发现内容最多的就是明朝部分，几近有一百六十列的文字，而且大多都是抄袭《凤凰厅志》里关于苗人活动的部分。而到了清朝自己的部分，只有区区八列，而就这八列还极尽掩盖粉饰之能事。全部摘引一下
“我朝定鼎，群苗向化。康熙乙丑劫镇溪所之鱼梁，官兵失利。于是巡抚丁思孔发兵讨之，驻军乾州。由泸溪运粮以给师穷追深入，苗惧而就抚，康熙五十年红苗归化。我朝德化之盛，所以度越千古者也。”[9]
先不说把康熙时期苗人起义反抗的情形说得含糊其辞，似乎清兵苗人在玩小朋友老鹰捉小鸡或者躲猫猫的游戏，清兵追一下，苗人害怕了，于是就抚了。
更恶劣的是，把清朝入关以后，当地苗汉人民奋起反抗清军，以及清军派兵镇压屠杀的事情全部略去不提，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居然变成了“群苗向化”了！
可惜的是，清朝奴才在给主子擦屁股的时候，也没有擦干净，还是留下了一点清军屠杀的蛛丝马迹，在乾隆《泸溪县志》的第九卷户口里，有这么一句话“兵燹之后，死亡流徙而邑之生齿耗矣”[10]。注意第九卷的户口就是叙述满清时期当地的户口情况，所以这里所谓的兵燹当然又只能是满清军队对苗汉人民疯狂屠杀的结果了。
再和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泸溪县志》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泸溪县历史上反抗规模最大恰恰是在满清时期，
“清顺治四至八年（1647-1651），苗汉人民联合反清，姚启唐、姚启虞、杨通乾为首聚众数千人，打进县城，擒杀两届知县，自称都督，占领县城达5年之久。”
“湘黔边（乾嘉时期？）苗民起义，波及泸溪境内，苗民参加者达数十寨之中，在狗爬岩一役歼灭清军6000余人，湖广总督湖宁只身逃跑”[11]
实际上，在清廷自己的档案文件里，同样有屠杀镇压泸溪苗民起义的记载，可谓铁证如山！
顺治五年八月初四日的《湖广总督罗绣锦揭帖》里说“又据该镇塘报内称：叛逆姚启虞攻犯泸溪，职先遣中军康万□，扑剿未尽，又经遣发官兵往寨攻剿……逆贼姚启唐被伤二箭，复又中一鸟枪，众贼（）斩无数。次日姚启虞纠合逆苗千余，分布各山奔峒救援，职等官兵奋勇扑杀。”[12]
顺治六年十二月的《湖南辰常总兵徐勇题本》里更是把湖南各地的苗族同胞和汉族人民并肩抗清，让满清主奴着急跳脚，请求调集大兵来屠杀镇压之事交代得清楚：
“恭报辰属急切情形，并乞耑勅大兵，务期大定，以靖边圉事。窃照辰、常昔为腹里，今作边陲，界连未开之黔、粤，实当湖北之要冲，且苗瑶杂处。惟辰属一州六县，或有相去红黑诸苗于数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邻而居者，沅州、镇筸为最，泸溪、溆浦次之，……即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款，虽书清号，而犹复用明印，强项虎视，实为阳顺阴逆可知。更有茶溪之十王，泸溪之姚三，啸聚焚掠，出没司苗，为害最深”[13]
到了这里，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湖南的湘潭也好、凤凰厅、泸溪的苗民也好，都是被清军屠杀的重灾区。结果到了某些无耻之徒的嘴巴里，两张嘴皮子一翻，断章取义一下，就给栽赃到了明朝头上。
人能无耻到这个地步，也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实际上，类似这种性质的嫁祸栽赃，数不胜数。就如某人所谓的：
“民间不仅留下了‘朱元璋血洗湖南’的传说，还留下了朱元璋‘血洗山东’的传说。山东徐、鲍两姓族谱，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这个所谓民间传说，以及“山东徐、鲍两姓族谱”无一例外，自然又是满清时期炮制出炉的。
令人纳闷的当然是，这些满清奴才为了解释满清初期山东的地广人稀，却拿三百年前的明朝来作为理由，这不仅是无耻，而且只能说头脑有些贵恙了。这些奴才对满清眼前的屠杀只字不提，却突然兴致大发，传说起三百年前的明朝初年的情况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啊？
实际上所谓的传说也好，族谱也好多半是乾隆之后才炮制出来的。因为就在乾隆老爹当政的雍正时期，雍正还亲自供认说“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可见就在雍正时期，山东当地有传说也只能是传说清军屠杀的凶残，以及对明朝的怀念，所以要造反，也都假托明朝后裔，以此号召人心。
实际上山东恰恰是满清屠杀的重灾区，把这些奴才炮制的谎言里主角换一下：
“自清初顺治即位，清军扫平山东，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几乎是严格符合清初的山东情形。
我们不妨把这话和满清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对照一下，顺治四年七月的《江西道试御史蔡应桂题本》中说
“今就山东一省而论，盗贼滋蔓，烦大兵之剿灭，且及一年，而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诛不胜诛，是又以从贼而死者也乎。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但其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为可悯耳。虽然，此犹可曰：胁从之徒也，至于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此良民与贼众分途之际，关系天心民命尤切，该除暴以安良，非以屠良。”[14]
还有顺治四年四月的《山东巡抚吴达题本》中说“东省民命于今日，非独臣按部者目击其伤，九重之上，亦心悲其可怜。……既征其熟，复迫其荒，户绝者，难之鬼输，幸存者窃悲其邻壑……微臣巡历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等县，极目荒芜，此固昔日户部履亩躬查之区，臣不敢渎陈。即其他素号繁邑，际此贼氛，人民流离播迁，户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又一变矣。”[15]
这些描述，和满清炮制的所谓“民间传说”，以及“山东徐、鲍两姓族谱”当真是若合符节，只要把清军代入，那基本就是实录了。
清廷的主子和奴才，看来确实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滔天恶行如实记录下来，然后把罪行的主体换成是明朝洪武。
这样一个伪造历史，栽赃嫁祸达到如此登峰造极，丧心病狂，毫无羞耻的政权，在人类历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了。
一些心态扭曲者炮制的栽赃谎言，又岂止于此，我上面列举的这些也足够说明问题了。
一般的读者，如果自己没有精神心力去查阅原始史料核对，对涉及抹黑明朝历史的文章，相信之前是需要多打几个问号的。
[1]陈鲲, 刘谦《醴陵县志：民国》，影印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2]《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一三九页
[3]《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九一零页
[4]《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三二六页
[5]李长祥《天问阁文集》卷一，《汉江女子传》
[6]何键《醴陵何氏五修族谱》，影印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2年出版
[7]《湖南府州县志，凤凰厅志》，故宫珍本丛刊第164册
[8]故宫博物院《湖南府州县志 永顺县志 泸溪县志》，影印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出版
[9]《湖南府州县志 永顺县志泸溪县志》第195页
[10]《湖南府州县志 永顺县志泸溪县志》第252页
[11]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明清史料甲编》第3本，二三一页
[13]《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七六五页
[14]《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七五九页
[15]《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七五八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