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小篆战争》关于儒家反对书同文描写确有可商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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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狐假虎威，见其拥趸转帖的链接里有古文字专家对马伯庸借古讽今的小说《小篆战争》提出的几点史实方面的指正（主要是指出秦的文字并非简化，恰恰是最接近西周文字，其他六国文字反而更简化），便如获至宝借题发挥，对马伯庸横加恶语，这是方虚荣过盛，好以侮辱他人为乐的乖张戾气表现，自不足道。若方舟子不看这古文字专家的文章，他这方面的知识恐未必比马伯庸多多少。
     但有些意见也是应该说一下。
     《小篆战争》中作者确实设置了大量让读者一见便知是出于借古讽今的戏谑化描写的处所。但也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或是因袭了一些大众固有的错误认知，而非完全为了讽刺或趣味才做这样的描绘。毕竟作者写这种类型的小说，前提也是先去找一个和他要讽喻的案例情形在事实上有相当程度对应的时代背景，否则是难以引起共鸣的。这种对应，有一部分是成立的，但也有些可能是长期历史宣传造成的偏见。当然这种认知上的错位，不能全怪作者个人。
      就比如小说里儒家对待书同文激烈拼命反对的态度，和大众的认知应该是挺吻合的。这和主流的历史宣传中一直把车同轨、书同文当做秦始皇之创举，所以秦始皇的功业如何具有深远意义，没有秦始皇，中国文字就会一直分裂下去云云有很大关系。
      却不知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乃是先秦儒者一直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这无需借助现在最新的考古文献，看一些传统儒家著作，也能明白。

      《春秋公羊传》注释“春王正月”，即开宗明义：“何以言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左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注曰：“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左传正义》释曰“郑玄、服虔皆以轨为车辙也。王者驭天下，必令车同轨，书同文。‘同轨毕至’，谓海内皆至也。四夷异俗，不可同其文轨，天子之丧，不能以时赴吊，故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也。”
       子思作《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则战国早期各国仍有同轨、同文、同伦之现实。以历史事实而言，在周朝王室权威未彻底衰落时，天下诸侯各国本即车同轨、书同文。
         当时古文为周宣王太史所作大篆。到东周时期大篆本身或有变化，但各国仍基本遵循书同文的准则，此时之篆文即后来今古文经之争中的古文。到了战国中晚期，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才被打破。
        民国学者顾实曰：“子思后乎孔子，犹同文也。至七国而殊，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94页）
      宋明儒家学者基本上也是这么解读子思说的“车同轨，书同文”。
       朱熹说“子思之时，犹同轨同文。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朱子全书》第6册第601-602页 ）
         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
         或问于朱熹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轨者车之辙迹也，周人尚舆，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其舆之广六尺六寸，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近莫不齐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周礼》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则其制度之详如此，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尔，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
       臣按（即丘浚自己）：“人君治天下，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苟有兴起者，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