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西思想科技交流略论（中）
本站已不再更新，详情见关于本站，如果有缘的话我们微信（youwuqiong2022）再见吧！
四、迅速学习之下缩小差距的领域
1、新的地理观和世界观
自1583年利玛窦在广东绘制世界地图，几十年的时间里，各种形式世界地图被反复翻印，明人自己编写的书籍中绘制类似地图或论证地圆说的也层出不穷。王英明的《历体略》、章潢的《图书编.地球图说》、程百二的《方舆胜略》、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匿名《辩学遗牍》（假托利玛窦实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王圻的《三才图会》、冯应京《月令广义》、袁启于的《天文图说》、孙瑴的《古微书》等等都是其中代表。
当时全国各地传播地理新知识火爆程度可从利玛窦的书信记录窥见一斑。不妨摘录几条：
“两年前，我寄给大人的世界地图（按为1599年绘），在中国已经翻印十多次了，对我们推崇倍至，因为这类作品是中国未曾看见过的”《利氏致父书（1605年5月10日撰于北京）》
“前几年，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应为1601年版，但今天早已失传）。上面用中文寄给你，只为让您多些见识。这个印刷物给我们帮了大忙，先后已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1605年5月10日撰于北京）》
“世界地图已传遍各地，这确是他们不曾听见过的，连想都不会想到，已翻印十次以上，中国学者与显贵无不争相传阅，著文称赞或加以翻印。
“例如贵州巡抚郭子章，不事先告知我，便把此地图翻印成书，并把所有地、湖、河、山等名印在上面，还把奇特的风景或出产地一并写在上面，附有详细的说明和数字统计；在序言中谈到，改为书本印刷的益处何在，序言撰写十分典雅；后面附一问题：利子玛窦为一洋人，如何精通这些事情，对此讲了许多理由，最后结论道，利氏在华二十余年，已不能再称他为外国人了，而应视中国为他的故乡和大汉民族为他的同胞。（原文如此，不知道是翻译用词还是原话如此）”《利氏致罗马朱利奥和热罗拉莫.阿拉列奥尼昆仲神父书（1605年7月26日撰于北京）》
“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刻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自己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教会、伦理、哲学与数学无不钦佩；至论世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理的书籍之中。”（《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年3月8日撰于北京）》）[1]
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皇帝也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利玛窦1608年8月22日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说
“今年（1608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现给中国皇帝，皇帝非常高兴，希望能多有几张（大约十二张，为挂在不同宫殿中）。可惜原版不在京师，其他的版已破损不能用了。于是我被召进皇宫，吩咐我要多印几份，太监们听说原版不在北京，非常害怕，恐怕皇帝不信。于是我向他们建议，如给我一段时日，至少一个月，我可以绘一张更完美的地图。于是太监们把我的意见回禀皇帝，皇帝不愿我花钱又费心，便命工匠在宫中照我呈现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我绘的‘世界地图’”（《利氏撰于北京）》）[2]
若将来拍万历36年后的明代历史剧，可考虑把世界地图作为宫殿室内背景道具。
总之尽管不乏质疑声，但总体上明人对新知识的接纳速度相当惊人。许多人不仅迅速认同大地球形的观念，亦摒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如熊明遇说:
“地形既圆……若将山、河、海、陆浑作一丸而看，随人所戴履，处处是高，四面处处是下，所谓天地无处非中也。”（《格致草.圆地总无罅碍》）。熊自己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也以大西洋为中心，而不以中国为中心。[3]
《格致草》著于1615年左右，还较简略。九年后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编写的《地纬》则算得上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独立编写的专门系统介绍世界的地理著作：
“书中作者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世界的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大洲的划分及其中诸国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等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当时世界海洋的状况及中国到国外的航线。此外,书中还附有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不同于利玛窦在中国刻印和传播的世界地图。”[4]
该书写成后，颇受主流知识分子好评，“在陈子龙和钱柄的鼓励之下,熊人霖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刊刻了《地纬》一书。”[5]
熊氏父子侧重从地理角度破除传统观念，瞿式榖写的《职方外纪小言》则更进一步从地理问题升华到了应以文明野蛮程度区分夷夏的高度：
“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摈之也。”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故愚谓茲刻之大有功于世道也，不但使规毫末者破蜗国之偏衷，抑且令恣荒唐者实恒沙之虚见。”[6]
瞿式榖的观念里夷狄就是野蛮的代名词，诸夏就是文明的代名词，他的意思是对文明要有开放接纳的胸襟，而对野蛮则哪怕距离再近也必须提防严拒的态度。这自然是从地理问题的开拓眼界上升到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了。
2、天文观念的变化
明末西方传教士一边把相对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传入中国，另一边还坚持传统僵化的地心观念，他们即便在某些地方提到哥白尼日心说，地球自转说，也以否定的态度来处理。
不过知识传播一旦启动，演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主教徒希望灌输上帝创世，地球静止观念。但明末一些知识分子却能越出划定界限产生不同想法。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名望甚高，执掌明末舆论之牛耳，但为人迂腐的大儒黄道周。
据石云里先生研究，黄道周提出了一种相当独特的宇宙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地球围绕着宇宙中心以2万3千376年的周期进行公转。黄道周抛弃了传教士介绍的固体水晶球体系的宇宙模型，认为地球和太阳、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一样都自由悬浮在太空中，有着一个绕天心的“规轮”，以一定周期转动。他提出这个模型目的是用来解释岁差成因。
虽以现在眼光看，黄道周模型距离正确相当远，但这种为解释自然现象，建立一个可证伪物理模型的思维方式和大胆想象还是突破了中国传统习惯的。
有趣的是，黄道周就地动说和他的学生进行了辩论：
“反对地动说的弟子提出过三条诘难:既然大地运动,‘则古人何以不道’?(二)水动何以能证地之动?(三)水既与地俱旋,则‘海潮进退如何又自不同’?对此,黄氏一一给予了答辩：(一)地动说古人‘都道过……自《曾子·地圆》、《元命苞》、《乾凿度》皆作此说，但未曾细细分辩耳。’(二)‘岂有大地不动,水能自驰之理?虽云走险使然,而吐源之初,输泄不蝎,决非鼓素之所能出。’(三)‘一日地行亦有迟疾.疾者潮自常倾,迟者潮自近满……潮以地行迟疾分一日之进退,水以地行平等得一度之环旋。灼然可见,非以口笔争也。’（黄道周《榕坛问业》卷六、卷十及卷十七）”[7]
黄认为地球运动导致水动当然不算科学，水体宏观运动主要是太阳蒸发作用、大气环流（也受太阳能驱动）可能还有地热、地球板块运动之类因素决定。但从另一方面说，地球转动带来的离心力和科里奥利力也确实对水体运动产生影响，不算全错。总之有这种探究物理的精神，即便理论提出之初较粗糙，也会随观测更加精密，模型不断改进，逐步向更科学方向靠拢。
黄道周还认为宇宙有一个中心，而明朝遗民揭暄（其父、其叔都为反清烈士）似更进一步，认为宇宙时空无限，天球无数，无始无终，处处都是中心：
“其《写天新语》提出‘星以日为主’，‘日以天为主’；‘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广厚无际，天球无数’较之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其言近似现代科学的宇宙无限论。”
“揭暄提出‘天天、地天、人天、物天，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天球无数，天地无始无终’，实际上则是宇宙处处中心说”[8]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末清初，引力观念萌芽思想也在一些人头脑中出现，有的是独立提出，有的是在西学知识影响下形成，虽然水平和深度方面不如西欧同期，但差距并不大。
简单列举一下代表人物，有邢云路在1608年提出的“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里介绍的地心引力概念“重物每体直下, 必欲到地心者是”“盖重性就下，而地心乃其本所故耳。譬如磁石吸铁，铁性就石”。
还有揭暄以月球对水的吸引作用解释潮汐现象“月与水,如磁之吸鍼(针)，珀之拾芥，月绕地而行，潮亦绕地而行，月行天一周，潮循地一周，是天地内，无地不潮,无刻不潮也”。
还有王锡阐以类似引力的机制解释天体运动原因“历周最高卑之原,盖因宗动天(借西历名)总挈诸要为斡旋之主,其气与七政相摄如磁之于针。某星至某处则向之而升;离某处则违之而降。升降之法不为直动,而为环动(凡天行悉为环动)”。[9]
其中揭暄对月球吸引作用导致潮汐形成还绘出过图形，如下图所示。[10]
当然这些阐述还存在不足。就以揭暄而论，他论述的月球对水吸引作用只能看作月球某种特殊性质，而非带有普遍性的万有引力。
此外王锡阐对行星引力论述可能也受《崇祯历书》相关论述启发。至于有学者提到方以智认为潮汐是地球上的“气”和月球上的“气”互相呼吸而产生，已具有朴素引力场思想，比当时西方认为引力是超距作用观点更高明云云，则似有过度拔高之嫌。
倒是方以智同段文字里提到的地心非实块，金石有火观点，和现代观点有暗合之处：
“地在天中，球也，四周六合，各以所履为下，首立为上，气鼓之为然，渐阤以转，人如蚁不知耳。南北极与天应，枢纽不动，而时时气交。地球在日北陆之带为中国，故阴阳最和，人最灵。总须弥迤北，是其应北极之顶也；众棱分流，洫如瓜蓏，此大体也。各方皆海，环输相接。各国所祖之山，如昆仑者甚夥，如人肘股之节。其津液汇生，则归于经络之血，经络犹江海也。海有沃焦，其名不必信，理则近之。各海皆暗流入地心，地心之中，非实块也，半土半水，金石杂之。金石各有火，而地皮乃有木，木又有火”[11]
地心液态，可能当时西人也未曾论及。虽则方论不足之处显然，不过当时西方所谓科学家也尚多荒诞离奇的思想，比如笛卡尔相信感应药膏之类的东西，吉尔伯特一本正经的论证磁石能否把妒妇从床上赶走云云，则亦不必苛责明末科学家。
3、机械制造和光学仪器
明末中国另一新气象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机械设计和各种仪器制造，代表人物有王徵、薄珏，风气延续到清初尚有余波。
王徵，陕西泾阳人，隆庆五年生人，万历二十二年中举，天启二年中进士。他父亲王应选文理兼通，在乡里教授经学算术。由于家学渊源，王徵本人数学基础相当不错。万历五年后，王徵跟随舅父张鉴读书学习。张鉴博学多才，各方面知识都有涉猎，通晓兵法，善于制造器械。王徵自述他从小就热衷机械设计，应和他舅父言传身教有关。
王徵说自己从小就非常好奇，试图制造出各种传说中的奇门器械乃至木牛流马之类，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顾颇好奇，因书传所载化人奇肱，玉旋玑指南，及诸葛氏木牛流马、更枕石阵，连弩诸奇制每欲臆倣而成之。累岁弥月，眠思坐想，一似痴人”[12]
后来和西儒接触后，学习西方的机械知识以及钟表结构原理，产生了许多灵感，设计出了自行车以及其他各种器械：
“忆余少时,妄意武候木牛流马,必欲仿而行之。辄准杜氏《通典》尺寸作法,再四为之摩拟,迄无能成,然弗肯中止。住住考古证今,旁咨远访,穷索苦思忘食寝,废酬应,一似痴人。乃痴想之极,会得西儒自鸣钟法,遂顿生一机巧,私议必可成也。如法作之，果遂成。不敢妄拟木牛流马,爰名之为自行车焉。从是以后,学问功夫,颇觉实落,思致想头,颇觉圆活。而心灵跃跃,又若时时有所开动。”[13]
王徵的自行车是用重垂（当是预先提升重物储存势能的机构）驱动，他在北直隶广平府任官时曾让工匠制作过实物。车上有自转磨和弩，车驱动之后，磨也能随之自行转动，弩则能自动连发。以现在眼光看，这个机械设计或许还有不少缺点，但当时条件下，运此巧思，也属难得了。
王徵最大的贡献，还属和邓玉函合作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天启六年，王徵在北京向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人请教西方器械知识，传教士们让王徵自己去查阅当时搬运到京的西方七千册书籍中的一部分。据王徵自己说
“余亟索观，简帙不一，第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千百余种，其器多用小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 或运刍饷, 或便泄注, 或上下舫舶, 或预防灾祲, 或潜御物害, 或自舂自解, 或生响生风, 诸奇妙器无不备具。有用人力，物力者, 有用风力水力者, 有用轮盘, 有用关捩, 有用空虚, 有即用重 为力者。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14]
这千百余种图书，要仔细读，自不可能。王徵之前和金尼阁合作编写过《西儒耳目资》，学过基本拉丁文知识，但以他有限的西文水平主要还是看书中图谱。对素来喜爱机械设计到痴狂地步的王徵来说，这些资料虽已让他“心花开爽”，但不能读懂文字毕竟是缺憾，所以又萌生了翻译念头。
邓玉函告诉他，翻译不难，但须有数学基础。要掌握计算、测量的技术，弄清比例关系，才能明白机械结构的原理。于是王徵先学习《同文算指》、《几何原本》中的数学，这对他来说并无难度。有传统数学深厚底子，不过几天，就已掌握大概。接下来就是同邓玉函的合作翻译。王徵选材主要原则是关切民生日用和国家工作急需，所以书的内容是众多西文书籍中选择荟萃而成。他说：
“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国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 [15]
值得一提的是，王徵保留了图中拉丁字母标记，在书前则列有拉丁字母表和读音说明。书中几何图形顶点、边、重心等都用拉丁字母表示，和现代做法无异。这种做法若能推广，对当时中国数学的符号化都有重大意义。这比起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还用汉字替换西文字母，是一大进步。
据张柏春先生研究，在《奇器图说》中对中国人来说算新事物的有：
“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双缸活塞式水泵、压力水泵、旋转式水泵、锯石机、车载营地磨、风力磨、塔式卧轴风车、硬叶片立轴式风车等机械,以及动滑轮、由定滑轮和动滑轮组成的滑轮组、螺旋、蜗轮蜗杆机构、鼓轮、棘轮棘爪机构、圆锥凸轮机构、双曲拐(曲轴)、构式叶片的卧式水轮、行轮、斜踏轮等机构。它们和其它机械成就一起为近代机械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奇器图说》创造了许多到现在还使用的力学和机械术语；
“重学、力艺学、重心、本重、杠杆、流体、凝体、行轮、踏轮、飞轮、曲柄、齿轮、针轮、鼓轮、锯齿轮、螺丝、机器、起重等，其中一些沿用到19世纪中叶以后。20世纪30年代,刘仙洲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统一机械名词术语时,参考《奇器图说》等书籍,编订了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这项工作为中国机械学科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6]
《远西奇器图说最》的价值并不止于介绍西方机械和创造一整套术语，更重要的是把力学和几何原理作为机械设计基础放在一个相当重要地位。这和中国传统完全依赖工匠个人经验发明或改进器械，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这种思想如能在中国推广开来，深化下去，则对物理学进步，及机械技术更快速发展都有极大好处。
有一点值得说一下，王徵虽表面加入天主教，其真正用意大概还是借此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他至死都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对天主教那套狭隘排他的专制思想并未真正信奉。他父亲到岳王庙求雨这种在基督教看来亵渎上帝的行为，他并不反对。他对道教态度也相当宽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基督教严禁自杀，而他在明朝灭亡之时，毅然选择绝食而死。
《罪惟录》记载李自成进占西安后，王徵写下“全忠全孝”四个大字交给其子永春。说：
“吾必死，当镌吾墓门：‘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防军务王徵之墓’” [17]
之后绝食七日。临死之日，尤诵“忧国每含双眼泪, 思君独抱百年愁。”
《陕西通志》记载王徵绝食是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殉国之后：
“及闯贼陷秦，征辟乡曲，贼屡迫胁，佩刀自矢，竟不赴省，闻京师失守，设帝位，哭于家七日，不食死”[18]
不过屈大均在《泾阳死节王徵传》一文中记载王徵应是北京陷落之前就已经绝食殉国。他的友人杨国柱则是在崇祯殉国后赴死的：
“有杨国柱者，闻徵死，亦绝粒，七日不死，复食。未几，京师陷，为大行皇帝后位，哭奠尽哀，复绝饮食七日，家人强之，乃遁入空同山中牧羊，竟以死”[19]
杨国柱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做官资历似比王徵还高一点。
王徵另一个好友袁养和，曾历任河南知府、云南参政，病归家乡，也绝食而死。[20]
明朝灭亡，使王徵事业难以大规模推广深化下去，连王徵本人名字也被淡忘，这是历史的遗憾。
明末北有王徵，南方则出现了另一位博通百家、绝顶聪明的天才人物薄珏，他在光学仪器设计制造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中国第一个制造出望远镜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望远镜用于指挥火炮射击的人物。
薄珏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左右，家乡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城市苏州。有学者说他和徐光启是同乡，但徐光启是松江府，这同乡大概指同属南直隶了。
他青年时代纪录不多，《启祯野乘》记载魏学濂是其好友，则他和魏背后的东林党、复社、传教士团体间应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一文中说：
“因其籍出明季盟社活动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薄珏能与当时的多个党社存有联系，与黄宗羲、张岐然、魏学濂、杨廷枢、汪佑等文坛领袖和社党要角的往来也揭示出薄珏在当时交游颇广。他一度加入以多读书为要义和重在考据的杭州读书社，后来其成员大都加入复社。”[21]
王士平曾据黄宗羲给魏学濂写的墓志铭透露出来的信息，断言薄珏和魏一起从学于刘宗周门下，不过纪建勋认为黄的意思只是魏请刘宗周讲学读书，薄珏应不是刘的学生。这种争论还是需看黄宗羲原文：
“子一（即魏学濂）布置闲通，不露贫狭。吴子逞、陈几亭皆子一姻家，因请戢山（刘宗周）讲学于丙舍，读书柳州。与长洲薄子珏务为佐王之学，兵书、战策、农政、天官、治河、城守、盐铁之类无不讲求，将以见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乱，访剑客奇才而与之习射角艺，不尽其能不止”[22]
从上下文联系来看，请刘宗周讲学读书这个活动，薄珏应是参加的，而魏和薄珏特别志趣相投，所以“读书柳州”后紧接着写“与长洲薄子珏务为佐王之学”。如薄和魏不是同学，那这么写未免令人费解。
此意义上说薄珏是刘宗周学生未尝不可，不过明代，参与某学者讲学讨论，不一定就算真正学生。至于纪建勋以薄珏制镜造炮闻名，不易被刘宗周接纳作理由，似牵强。按此逻辑，魏学濂和薄珏一起讲求兵书、战策、访剑客奇才恐也非刘宗周所喜，则魏岂非也不是刘的学生？
据《启祯野乘》记载，薄珏身躯壮伟，面孔方正，与之谈论世俗之事，唯唯不能答。一旦说起天文历算、水利城守，则滔滔不绝，娓娓道来，了然目前。人极聪明，书一经过目，即可背诵如流，甚至从尾到头背，都不错一字（“读书一过成诵，又从尾诵至颠，亦不误一字”）。不仅如此，他的动手能力也是天才级别的，和天启皇帝一个类型。《启祯野乘》说他：
“凡百工技艺皆身亲其事，所居室器具必备，忽煆炼、忽碾刻、忽运斤、忽操觚作文字。”
家里什么器械工具、试验用品一应俱全，一会儿火烧炼制，一会儿碾磨钻刻、一会儿又挥起了斧头，再一会儿又拿起笔来写文章。基本上就是化学、物理“实验”（自非现代意义，故加引号）、机械制造再加上写文章总结理论的全能型天才。
有人说你这么搞太辛苦。他答之曰：我想要制造的器具，就算告诉工人怎么做，也没一个能理解，所以只能自己动手了。（或相劳苦，答曰：吾所欲造器，以意示工，工无解者，故不得不躬为之耳。）
薄珏对数学天文知识有相当深的掌握，甚至直接参与过《崇祯历书》校阅工作。日本奈良县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历书》写本（一百二十五册），记载有“《交食历指》七卷( 第四十二册至四十八册) 汤若望、龙华民、罗雅谷订、薄珏、朱?校”[23]。有人推测薄珏之所以能参与崇祯历书校阅工作，可能和他的老乡徐光启推荐有关。但不管如何，他本身水平很高足以胜任此工作当是前提。
薄珏撰写的著作相当丰富：
“其书有《格物论》百卷、《半豹论》百卷、《测地九大小几河法》、《测地度应天度法》、《行海测天知道里远近法》、《浑天仪器图说》、《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图说》、《窥筒定中星图说》、《日晷各地不同论》、《灵漏象天说》、《沙漏定时说》、《袖中天论》、《末议说》、《网度窥天说》、《半觚窥天论》……”[24]
其中的《格物论》一百卷或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性质相同，都是物理知识为主的小型百科全书，《半豹论》或是化用“管中窥豹”以及“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意，意为用望远镜研究天文，不得全豹亦得半豹。其他也多属天文历算。可惜其著作现全部失传，其间究竟包含多少创造性科学发现，今人已难知晓。
现在薄珏留在中国科技史上最大成就是他第一个在中国制造出望远镜，并把望远镜用于火炮实战，这在当时世界亦为第一人。崇祯中期，流寇进犯安庆，巡抚张国维礼聘薄珏制造铜炮，薄珏不仅造出性能优良的铜炮，而且还制作望远镜供使用，《启祯野乘》对此记录是：
“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之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25]
王士平考证该事件发生在崇祯八年，作战的对象则是张献忠部队而非李自成。望远镜用于侦察指挥，而非直接安装在火炮上作为瞄准器。至于望远镜类型，王士平判断是一架开普勒式而非伽利略式望远镜，其依据是钱之明先生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经亲眼看见过孙云球和薄珏制作的实物：
“在30年代初，钱之明先生亲眼见到一架孙云球制造的望远镜：上有铭文‘顺治丁酉(按:即1657年)孙云球制’；单筒，三节，可伸缩；口径约10厘米，全长约1.2米；成倒像。显然这是一架开普勒式望远镜。1951、1952年钱先生两次见到薄珏和孙云球的望远镜：孙云球所制的望远镜30年代所见的无异，为一开普勒式望远镜；薄珏用于安庆之战的‘千里镜’无论从形色、式样、尺寸,还是从新旧程度上讲，与孙云球所制者完全一样，也为一开普勒式望远镜。”[26]
开普勒式望远镜最早是开普勒1611年提出，由两个凸透镜组成，性能比伽利略望远镜更优越，但开普勒本人未动手制作。至1630年沙伊纳才制作出实物，这种望远镜当时并未传到中国。而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1630年刊行的《远镜说》据王士平说内容非常简略，直接描述望远镜制作和使用的内容不足两百字，介绍的光路图也完全错误，且就算据此制造，也是伽利略式望远镜。
王士平因此认为薄珏是独立研制出双凸透镜式望远镜，以当时苏州磨镜工艺，加上薄珏本人理论水平和动手能力，他完全有此条件。王甚至建议应将此类望远镜称作“开普勒–薄珏”式望远镜（沙伊纳是在开普勒的想法指导下才制作，不算独立发明），当然这种说法似有夸张。
与薄珏形成对照的是，当时来华传教士直到崇祯七年都没独立制造过一架望远镜，崇祯七年进呈的还是把欧洲带来的伽利略式望远镜修葺后的结果。到崇祯八年的七八月，汤若望、罗雅谷才制成了两具伽利略式望远镜“甚至抑或是两具筒式影画镜以应对崇祯帝的督促。”而薄珏在安庆之战使用望远镜最晚也在崇祯八年二月之前。据此，纪建勋得出结论也是薄珏当之无愧是在中国制造出望远镜的第一人：
“在明季，核考于朝野，察诸士夫和传教士，薄珏都是最先制造出望远镜者，薄珏是中国制造远镜第一人”[27]
薄珏在明朝灭亡后，隐居在嘉兴一代，由于不和清廷合作，生活境遇是极惨的，最后贫困而死。
薄珏除了制作望远镜之外，还制作过水车、水铳、地雷、地弩、自动木偶等等。在明清易代大悲剧下，这样一个天才全部著作散失殆尽，无一流传，名声亦湮灭无闻，后人几无知者，委实令人叹息。
薄珏之类天才的出现非个别现象，晚明社会变革提供了这类知识分子不断出现的环境。即便在经历清军大屠杀扫荡后江南，漏网孑遗中，擅长西学热衷技术的知识分子数量仍颇可观。仅一些文献里列举的明末清初热衷探讨望远镜技术的士人就有杭州诸昇、桐溪俞天枢、西冷高逸上、钱塘陈天衢、吴江孙云球等等。
这些人里以孙云球影响较大。据一些学者推测孙云球生于1630年，还有学者则认为孙云球生于1650年。两种说法中前者更准确，孙云球《镜史》前有其舅父董德其写的序言，其中说：
“吾甥孙文玉，贵公子也。吾姊丈与吾姊氏之跋涉宦海，历观时变，吾甥之年少多才，曲体亲心。”
孙云球之父为孙志儒，1643年中进士，甲申时为莆田县令：
“嗣遇鼎革,终以民爱之故，反覆攀留,使为刺史。旋归故里,路遭兵燹,家徒四壁,闭户授徒,不出见有司。”[28]
据此记载，孙志儒可能出任过南明官员，清军南下后回故乡，不和清廷合作，家徒四壁，教书为生。孙志儒为官时，孙云球应已十四五岁，才有所谓“贵公子”说法，也才有其父母“跋涉宦海，历观时变”其本人“年少多才，曲体亲心”的可能。否则明亡后穷得家徒四壁，以教书谋生的遗民子弟，和贵公子是不沾边的。一些学者仅据地方志中一则孙云球活了33岁的孤证断言孙是1650年出生，说服力是不够的。孙云球放弃生员身份，带着母亲到苏州以卖药为生，这应也是继承其父不在清朝治下博取功名的遗志，
孙云球制镜技术则是从诸昇那里学来。诸昇，万历四十五年生，浙江杭州人，擅长画竹，画雪竹独步天下。当属文人才子一类，明亡后也未有出仕做官记录。据他说当时孙云球得到汤若望的造镜几何心法（应是指《远镜说》一书），来求他指点：
“时余为笔墨酬应之烦,日不暇给。雨窗促膝,略一指示,孙生妙领神会,举一贯诸,曾无疑义。” [29]
匆忙间略加指点，孙就能心领神会，应该说孙云球还是相当聪明的。孙云球制作的光学仪器种类是比较多的，他自己列举出来的有望远镜、显微镜、取火镜、二十四种昏眼镜（老花眼镜）、二十四种近视镜、二十四种童光镜（保护视力用）、鸳镜、半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砲镜、放光镜、一线天、一线光等等。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光学仪器有过生动描绘，他写的小说《十二楼?夏宜楼》中有一浪荡公子，用望远镜来窥视小姐闺阁，渔猎女色。
用李渔的话说就是：
“这件东西的出处，虽然不在中国，却是好奇访异的人家都收藏得有，不是什么荒唐之物。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来做了戏具，所以不觉其可宝。独有此人善藏其用，别处不敢劳他，直到遴娇选艳的时节，方才筑起坛来，拜为上将；求他建立肤功，能使深闺艳质不出户而罗列于前，别院奇葩才着想而烂然于目。”
小说里有对各类镜子的介绍，不妨摘录一下：
“显微镜：大似金钱，下有二足。以极微极细之物置于二足之中，从上视之，即变为极宏极巨。虮虱之属，几类犬羊；蚊虻之形，有同鹳鹤。并虮虱身上之毛，蚊虻翼边之彩，都觉得根根可数，历历可观。所以叫做‘显微’，以其能显至微之物而使之光明较着也。
焚香镜：其大亦似金钱，有活架，架之可以运动。下有银盘。用香饼香片之属置于镜之下、盘之上，一遇日光，无火自燃。随日之东西，以镜相逆，使之运动，正为此耳。最可爱者，但有香气而无烟，一饼龙涎，可以竟日。此诸镜中之最适用者也。
端容镜：此镜较焚香、显微更小，取以鉴形，须眉毕备。更与游女相宜，悬之扇头或系之帕上，可以沿途掠物，到处修容，不致有飞蓬不戢之虑。
取火镜：此镜无甚奇特，仅可于日中取火，用以待燧。然迩来烟酒甚行，时时索醉，乞火之仆，不胜其烦。以此伴身，随取随得，又似于诸镜之中更为适用。此世运使然，即西洋国创造之时，亦不料其当令至此也。
千里镜：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者更觉分明。真可宝也。”[30]
不过李渔描述的镜子应是诸昇而非孙云球制作的，他自己说：
“数年以来，独有武林诸曦庵讳某者，系笔墨中知名之土，果能得其真传。所作显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诸镜，皆不类寻常，与西洋土著者无异，而近视、远视诸眼镜更佳，得者皆珍为异宝。”[31]
明末清初的望远镜也并非只被用来看女人，也有人用它观察月球。明遗民揭暄就是代表，他的《璇玑遗述》里有其绘制的月面图。[32]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描绘月面地形的图。月面的环形山和大致地形还是画出来的，当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限于遗民所处恶劣条件，应可理解。
孙云球之后又有黄履庄，黄1656年出生，十余岁到扬州舅父家，其间学习了西方的几何及机械方面的知识，戴榕给他写的传里说：
“因闻泰西几何比例、轮捩机轴之学，而其巧因以益进。尝作小物自怡”[33]
黄履庄制作的器械和仪器有自行车、湿度计、温度计、瑞光镜、望远镜、显微镜，造发条器，自动木人、木狗等等。其中自行车和自动木人、木狗从描述来看，可能都是通过上发条来驱动的。
晚明风气变革 知识分子热衷机械设计、制作光学仪器，甚至形成了探讨科技问题的知识分子社团，清初浩劫后我们还能列出一些漏网之鱼，可见明末此种风气规模之大。明朝灭亡，使得中国迅速向近代科技发展的势头被打断。清初尚有明遗民和其后代装点门面，之后的中国死气沉沉，奴性愚昧中昏沉了两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打上门来，才知道世界变化。
[1]《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85，292，315，369页
[2]《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388-389页
[3]庞乃明《环球大视野与晚明新思维》，《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4]《<地纬>的成书、刊刻和流传》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
[5]同上
[6]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10页
[7]石云里《十七世纪中国的准哥白尼学说—黄道周的地动理论》，《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2期
[8]姚澄清《试论江西广昌古代天文学家揭暄<写天新语>——兼比较揭暄与哥白尼的写天新语》，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9月。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物理对宇宙无限有限并无定论，过去一种看法认为宇宙有限无边，可能是一个高维超球面。但也有一些现代物理学家倾向于某种形式的无限论。
[9]李迪《我国十七世纪对引力的记述》，《力学学报》 1977年第2期
[10]游艺《天经或问后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55册第373页
[11]方以智《东西均注释》庞朴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第274页
[12]王徵《两理略》自序，《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页
[13]王徵《两理略》卷二，《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4]王徵、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来鹿堂藏板，1830年重刻
[15]同上
[16]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
[17]查继佐《罪惟录》十二卷中《王徵传》，《中国野史集成》第16册第545页
[18]《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藏板，1830年刊
[19]屈大均《泾阳死节王徵传》，《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20页
[20]同上
[21]纪建勋《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史林》2013年第1期
[22]《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23]纪建勋《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史林》2013年第1期
[24]邹漪《启祯野乘》，《明代传记丛刊》第127册第249页
[25]同上第248页
[26]王士平、刘恒亮、李志军《薄珏及其“千里镜”》，《中国科技史料》第18卷 第3期(1997年)
[27]纪建勋《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辩》，《史林》2013年第1期
[28]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见孙承晟《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一文附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6卷 第3期（2007年）
[29]诸昇《<镜史>小引》，见孙承晟《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一文附录
[30]《李渔全集》第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82-84页
[31]同上，第84页
[32]揭暄《璇玑遗述》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55册第490页
[33]戴榕《黄履庄小传》，《虞初新志》卷六 张潮辑，《丛书集成三编》（台湾新文丰出版）第84册第616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车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