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管仲的智谋

我们今天来讲一本奇书。它叫《管子》。这两个字跟平常我们说塑料管子的“管子”相同。但是实际上管子跟孔子、孙子一样,是古代对人的尊称。而这位管子,他的全名叫做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700多年前,比孔子还要早200年。知道他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日本人称诸葛亮为中国智慧之神。而诸葛亮所崇拜的偶像,就是管仲。

顾名思义,《管子》应该是管仲的作品。但是仔细考证起来,并非如此。比如它里面提到越国、赵国,还有郡县,等等。这些概念,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都还没有出现。它们是几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才有的。

所以说,《管子》里面至少有一部分内容不是管仲的原作,而是他的弟子、传人的作品。通常来说,这是因为他的弟子名气不够大,不能单独出书。但是有一篇文章写得不错,于是就收录在祖师爷的作品合集里面。所以《管子》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流派的集体作品。这个现象叫做“托伪”,在古今中外都很常见。


管仲是齐国的宰相。根据《管子》的记载,他治理国家的方法非常独特,改变了传统的政策做法。历史上把这样的行为称作“变法”。下面我们就讲几个管仲“变法”的故事。

第一件事。当发生水灾旱灾的时候,农民的田地被毁了,没有饭吃。这时候,传统的做法有2种。昏庸的君主会不闻不问,让农民自生自灭。贤明的君主会组织人力和物资,去抢险救灾。

但是管仲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如果发生了灾难,君主就应该大兴土木,建造高楼、宫殿。让那些灾民离开灾区,跑到城市来做工。让他们拿着做工获得的工资,再去市场上买粮食吃。这样也可以达到救济灾民的效果。

第二件事。如果农民欠了商人非常多的债务,每年的收入连偿还利息都不够,那就永远不能翻身了。这时候,传统的做法也有2种。昏庸的君主帮着商人压迫农民,把农民的财产、土地、子女抢走,拿去抵债。贤明的君主帮着农民反对商人,把过重的债务一笔勾消。

但是管仲又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如果农民债务太重,可以由君主出面,给商人各种褒奖。粉刷他们家的大门,加高围墙,内外装饰一新。再派使者到处宣传,说这些商人是帮助农民的模范,对待欠债的农民就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有爱心。最后再拿出玉壁赏赐给商人,作为荣誉证明。这样一来,商人们被戴了“高帽子”,就不好意思再强迫农民还债了。

第三件事。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交战,肯定先要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这时候,传统的做法也是2种。懒散的将军就会临时举办一场演说,用华丽的言语来激励士兵。严明的将军就会执行事先定好的规则。有什么样的功劳,就对应什么样的奖赏。有什么样的过错,就对应什么样的处罚。

但是管仲的办法还是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主张,开战之前,先举办一场“拍卖会”。比如说,谁打头阵,赏50金。没人应,就加到70金。还没人应,就加到100金。有人答应了,那么这个任务就算规定好了,让这个人来打头阵,事后赏赐他100金。然后再拍卖其它任务,谁负责射杀对方首领,赏多少金,谁负责破坏对方的粮食补给,赏多少金,以此类推,直到作战任务全部分配完毕。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管仲的办法是典型的“智谋”。也就是说,他并不直接解决矛盾,既不用贤君、严将的好办法,也不用昏君、懒将的坏办法。而用一种取巧的思路,绕一个圈子,最终同样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


那么管仲为什么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好办法,而偏要绞尽脑汁去“变法”,使用智谋呢?这还是要从他所处的环境说起。

管仲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时候的君主,名义上统治着整个国家,但是实际的管辖范围只有国都附近的一小片土地。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都不发达,远离国都的土地,君主是无法管理的,只能分封给大臣。而这些大臣的封地,就像独立王国一样,自行其是,经常不服从君主的指令。

在管仲担任宰相的齐国,君主的权力尤其弱小。当时的国君齐桓公,他本人就是外国君主扶持上台的,根基并不牢靠。齐国国内有四大重臣,分封了大片的土地,君主的税收都敢不交。管仲在的时候,齐桓公曾经一度担任诸侯的盟主,并被公认为春秋五霸之首。但是管仲一死,他就被大臣杀害在宫中,几个月无人收尸,非常悲惨。

齐桓公死后100多年,甚至整个齐国都被大臣田成子抢去了。不过田成子很狡猾,他没有改变国号,还叫齐国。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要注意。最早的齐国是周文王的太师姜子牙的封国,国君都姓姜。传承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发生了“田氏代齐”之后,齐国的国君就姓田了。

与“田氏代齐”相似,但是更加有名的事件叫做“三家分晋”。就是三个大臣家族把晋国的土地给瓜分了,形成了后来的魏、赵、韩三雄。事实上,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名义上也都是周朝的大臣。只不过周王能够实际管理的土地还不如一个诸侯,所以它最后也被诸侯灭亡了。大臣灭诸侯,诸侯灭天子,这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管仲的“变法”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齐桓公的权力弱小,所以在发生灾害的时候,没办法组织起充足的资源去援助灾区;在债务危机中,没办法用明确的行政规则去调节贫富差距;在军事管理中,没办法用严格的军规去训练自己的军队。这是迫使管仲放弃传统的正确作法,不得不使用“智谋”的客观环境。

但是管仲的“智谋”要发挥作用,也不是只要脑袋里灵光一现就可以的。它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强大的市场。

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春秋时代,耕牛和金属农具已经比较普遍,农业产出增加,城市的规模也扩大了。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最早就是用来描绘临淄的。

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所以灾民、士兵只要拿到金钱,就可以保证他们买到所需要的东西。如果还是在原始部落时代,小国寡民,自给自足,市场上的物资不够丰富。那么成千上万的灾民、士兵涌入市场,岂不是一下子就把东西都买光了。剩下的人,拿着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金币、铜钱,如何是好?所以这是管仲的“智谋”能够变成现实的基础条件。

当然,管仲的“智谋”也是有局限的。要说“智谋”,《孙子兵法》是最讲究“智谋”的。它说:“兵者,诡道也”。直接把“兵法”和“智谋”放到了同等的地位上。但是它也说:“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意思是打仗办事,不能只有奇招。首先要有正常的招数,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出奇招,这样才会有效果。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每次发生水旱灾害,都用建造宫殿来代替兴修水利,那么灾难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每次发生债务纠纷,国君都给商人滥发荣誉,那么这些荣誉称号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每次战斗之前,都要搞拍卖会,那么在面对强敌,保家卫国等逆境之中作战,没有了金钱,又该拿什么来激励将士?

总结起来,春秋时代有2个特征因素。一个是政治上的分封制度,它导致君权虚弱,政令不行。另一个是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渐发达。而管仲的“变法”,就是想在这两个因素的夹缝中,找到一条出路。


前面我们讲的这3个案例,虽然各有得失,但是多少有一点“解燃眉之急”的味道。总体还算是成功的。接下来,我们再看2个“遗患后世”例子。

首先是管仲的税收“变法”。他的办法很有意思,他声称,国君不能向任何人收税,否则都会影响国民的正常生活。那么君主的开支从哪里来呢?他提出,齐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靠近海岸,可以用海水煮盐。所以齐国的国君只要把盐业垄断了,就可以获得充足的收入。

因为盐是人体必需的物质。所以人人都要吃盐。假设齐国有100万人,每人吃盐3升。那么只要把盐价提高30文,就等于收取了9000万文的税。这个方法执行起来很方便,又不会有人出来反对。《管子》书中得意地称之为“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管仲的“智谋”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用提高盐价来代替税收,这确实是一个便利的办法。但是盐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量都差不多。富人不会多吃,穷人也很难少吃。这样一来,提高盐价就等于向穷人和富人收取了相等的税款。同样的金额,对富人来说则不值一提,但是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就导致了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现代社会的税收,不仅是供国家所需,也有调节贫富的功能。几乎所有税收,都是按照收入和资产的比例,对富人、大企业多收,对穷人、小企业少收。这样社会才能平衡。而姜家的齐国贪图一时方便,让豪强坐大,最后亡于大臣政变,实在是一点都不冤。

另外几件事情,更有意思。人们称之为“以商代战”。《管子》里提到了多处“以商代战”的案例。不过这些案例在正史中都没有记载。所以有人怀疑,它们很有可能都是编造的。不过我们这里姑且按《管子》的说法来讲。

传说齐桓公要进攻鲁国。管仲告诉他不必出兵,先大量高价采购鲁国的特产:丝绸。鲁国人发现生产丝绸有利可图,就放弃农业,改行纺织。等鲁国的农田都荒废之后,齐国就突然停止收购。鲁国人明白过来,转头再想去耕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发生饥荒。齐国不战而胜。

还有一次,传说齐桓公要进攻楚国。管仲故伎重演,先大量高价采购楚国的特产:鹿。楚国人就一窝蜂地跑去打猎,土地又荒废了。这时候齐国再翻脸进攻,楚国只好投降。

类似的例子,在《管子》中还有许多。大体的套路都是一样的。齐国利用金钱上的优势,吸引别国的人民放弃农耕,从事工商业。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所以称之为“舍本逐末”。“舍本逐末”的国家缺乏粮食,就会发生内乱,于是齐国不战而胜。

这个“以商代战”的方式,听上去很巧妙。诱发饥荒虽然也很残酷,但是似乎也比发动战争要文明一些。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齐国哪里来这么多金钱呢?

《管子》里面也解释了。光靠煮盐当然是赚不了这么多钱的。齐国为了赚钱,在城市里建造了许多工厂和商站,出台了各种服务措施。让大量的工人和商人聚居在齐国。工人们相互学习技艺,商人们相互打听消息。这样一来,齐国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很快就提高了。

齐国自己先拼命赚钱,再拿金钱当武器,去进攻别国。这个逻辑是不是听上去有点问题?如果说追求金钱可以让人“舍本逐末”的话。那么岂不是齐国自己先“逐末”,然后再去引诱别国“舍本”吗?所以说,“以商代战”就象一把双刃剑,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两边都要受损啊。

作为一个变法者,管仲的眼光是很深刻的。他已经意识到,在春秋战国时代,农业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但是受制于齐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没有条件去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促进农业发展。他能够管理的,只不过是都城临淄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于是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选择了发展工商业。

齐国与别的国家竞争。不是比谁的农业基础更加发达、稳固,而是看谁经不起诱惑,更彻底地“舍本逐末”。这显然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

无论是从内在逻辑上说,还是从最终结果上看,管仲的变法都算不上多么成功。层层分封的政治体制,没有给他留下自由发挥的舞台。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落实长远而深刻的改革措施。所以管仲的“智谋”能够辅佐齐桓公称霸一时,但是最终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

事实上,不止是管仲,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时代环境的约束。而管仲在他的那个舞台上,做出的表演已经堪称辉煌了。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小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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