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源流(1)华北困局

公元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成为宋徽宗的收藏。这幅名作描绘的是北宋首都开封府摩肩接踵、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然而无论是宋徽宗还是画中人物,恐怕都想不到:仅仅26年后,金朝军队就会攻入开封,灭亡北宋。


从地形上看,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宋朝建都于此地,早已注定了军事上的弱势。宋太祖也曾考虑过移都洛阳,但是因为“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便只能作罢。此即华北困局之始。


唐代漕运的规模,大约在每年1百万石上下。裴耀卿在3年内运了7百万石,就算是一大政绩了。然而宋代漕运,最低也要每年6百万石上下,高的时候18百万石也曾经有过。8百万石粮食,折算成口粮,大约可以养活200万人。


以首都人口计,北宋开封可能略多于唐代长安。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驻京军队。但是两者出入在100万到150万之间,差距并不显著。我们知道宋代的人口基数远高于唐代,那主要是因为江南人口从2000万暴增到8000万。刨去这一因素,则唐宋两代的北方人口都在3000万上下。同样以3000万供养100多万,为什么宋代就如此依赖漕运?


最直观的解释恐怕就是,北方的粮食生产力下降了。事实上,漕运量只是官方的粮食调运量,如果再算上民间贸易的粮食,说宋代北方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由江南养活,并不为过。除口粮之外,江南还向北方输送了大量的纺织、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如果这些商品也都改由北方自行生产,势必会挤占更多的劳动力,进一步缩小其粮食供给的基础。


换句话说,输送劳动密集型商品,等于输送劳动力,也就等于输送劳动力所需的粮食。这是一笔额外的“隐形漕运”。总之,宋代的北方经济,明显已经无法自我维持。如果失去了江南的补给,华北将立即面临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的危险。


那么北方的粮食生产为什么会下降?根据文史考证,宋代的农业技术,相比唐代肯定是进步的。在劳动力方面,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差异。因此根本原因可能还得从自然环境中寻找。


现代气象学对雪山雪线、古树年轮、沼泽沉积等气象证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12世纪开始,全球气温开始出现普遍的下降,并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形成了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这可能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人甚至试图把它和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联系起来。但是截止目前还不能提出比较完满的理论。


姑且不论全球气温的宏观趋势到底如何,仅从中国史料的具体记载看,宋代天气转寒也是比较明确的。


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栽种梅花十分普遍。但是到了宋代,就只有在江南才能看到梅花了,北方则只剩下更加耐寒的杏花。苏轼有诗咏杏:“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王安石则咏梅:“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说的都是这个典故。


公元1111年,史籍记载太湖全部结冰,冰面结实得可以行车。公元1153年,金朝使臣访问杭州,记录到苏杭一带的运河在冬天冰封。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朝,发现重阳节(阴历99日,当年阳历1020日)的北京已是满山皆雪,还对景赋诗。苏杭河道冰封,北京重阳节下雪,在今天都算是极寒的现象。但是从这3则记录的文字来看,当事人并不认为这是异常现象。


福建的地方志提供了连续一千多年的农业记录,其中当地荔枝全体死亡的事件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110年,一次是1178年,都在宋代。同期,浙江的地方志中,寒流袭击导致柑橘大面积死亡的记载,也异常频繁地出现。


除了上述微观案例,气候变迁还在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发挥影响。在唐朝,最强大的北方势力是渤海国,其首都在今天的吉林宁安县。后来与宋朝南北对峙是辽朝,其首都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灭亡辽朝并取而代之的金朝定都在北京市,后来还进一步迁往河南开封。而宋朝的人口重心,则在北宋初年就已经主动转移到长江以南。毫无疑问,存在着一股超越行政边界的力量,催促着从东北到福建的全体人口持续地向南流动。


历史就像是特意要证明其必然性似的,让游牧民族契丹和渔猎民族女真先后进占华北。这2个蛮族的后续反应是相似的。他们都规划了气派宏伟的城市,为官员营造官邸,为商人建立市场,为僧侣兴修寺庙,为学者创办学堂,为艺术家提供表演舞台。而在这些人的身边,又围绕着数倍于他们的家仆和城市服务业者。


一言以蔽之,进入华北之后,辽、金两朝的非农(牧渔猎)人口急剧膨胀。至于粮食生产,虽然丰欠有常,但是总体上恐怕不会比北宋治下的华北更好。从此之后,华北困局便不再只是北宋的困局了。


辽、金两朝先后与宋朝对峙,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多少会有一些攀比。比如辽朝皇帝要求宋朝称其为“辽天子”,金朝的皇宫布局也“全依汉制”。可是宋朝能够在华北铺开皇家排场,是因为有强大的江南经济作为后盾。而辽、金两朝的华北都市,则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头重脚轻、不能自持的困难境地。


华北平原上繁华的城市生活就像是吸引飞蛾的篝火。辽、金两朝先后为它而来,又因它相继而死。所以作为第3个上场与宋朝争夺华北的蛮族,蒙古人对城市生活采取了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是抗拒的态度。


在蒙古崛起的前20多年,蒙古人虽然反复地劫掠金朝,但是却一直没有试图在华北建立稳定的政权。在蒙古西征,毁灭了整个中亚之后,成吉思汗甚至认真地考虑过要将华北的全部人口屠杀殆尽,以便将其化为草原。所幸被他身边的智囊劝阻。


成吉思汗刻意于保持其帝国的野性。在他的治下,蒙古帝国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都。直到他的儿子窝阔台登基,才在蒙古高原的深处设立了一个主要由蒙古包组成的城市:哈拉和林。受限于简陋的环境,这位大汗虽然统治着半个世界,但是他本人的享受局限于海量的金银器、丝绸和美酒而已。就像所有的暴发户一样,由于缺乏对“质”的品味,第12代蒙古人只能追求在“量”上放纵。成吉思汗的4个儿子中,就有3个死于酗酒。窝阔台和察合台2代大汗都在其中。


作为成吉思汗最优秀的孙子,忽必烈成长于蒙古发迹之后。这使得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修养。他不仅精通政治和宗教,更有与历代圣贤帝王比肩的雄心。所以他需要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来作为帝国的首都。不过他并不心急。在元大都(今北京)开建之前,筹备和规划工作早已进行了几十年。其规划的核心正是中南海、积水潭、通惠河水系。因为元朝本无水运,所以这一水系的唯一用处便是将来对接江南的漕运。


公元1267年,元朝全面进攻南宋。同年,元大都开始建设。忽必烈显然深知:华北的城市生活必须建立在江南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他既要摆脱祖父辈的野蛮落后,又想避免重蹈辽、金两朝的覆辙。


忽必烈的顶层设计固然气象恢宏。不过,江南的支援并不是帝国安定的绝对保证。他身后的几代元朝皇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令富饶的江南也不堪重负。再加上政治昏暗,内战不断,蒙元只存续了97年便退出中原。无论是宋、辽、金,还是元,无论哪朝占有华北,似乎都难逃迅速灭亡的厄运。


如此说来,华北困局就无解了吗?也不尽然。欲解此局,至少要满足3个条件。


首先,华北必须与江南同属一个政体,从而获得后者的经济支援。像辽、金那样单独割据华北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其次,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免北宋之覆辙,国境线必须近逼东北和蒙古,即太行山至山海关一线。换句话说,天子守边。北京一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


最后,以元为鉴,与民休息。严格控制中央政府的规模,压缩财政开支。即使有重大项目或工程,也应该尽量在江南进行。


后来的历史证明,有明一代近300年,始终无法跳出上述3个条件的约束,华北人口更是远低于汉唐。直到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气候回暖和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华北平原逐渐恢复了人口自持乃至增长的能力。困扰了宋辽金元明5代近千年的华北困局,这才烟消云散了。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小鲜传

类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