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宗教和辩证法

一、剃刀原则


14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提出了著名的“剃刀原则”。他主张:任何理论都应该尽量简单,把不必要的假设全部“剃除”。


具体怎么个剃除法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野兽袭击了郊外的农庄。第二天早上,主人发现鸡圈里的鸡被吃了,墙边的一堆苹果也没了。


于是主人猜测,昨晚先来了几只狼,把鸡吃了。然后又来了一群猴子,把苹果偷走了。可是他老婆不同意这个看法。她认为,昨晚应该是来了一头熊,把鸡和苹果都糟蹋了。


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女主人的假设比男主人更简单,所以应该把男主人的想法剃除,优先考虑女主人的观点。


当然,剃掉了男主人的想法,并不说明女主人的观点就一定对。小概率事件也可能发生,大概率事件也可能不发生。


那么剃刀原则的意义何在呢?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像计算机破解密码那样,对什么问题都搞“穷举法”、“暴力破解”。所以剃刀原则作为一个思维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适当的研究切入点。


介绍完了剃刀原则的概念,我们先不展开,留待后用。

 

二、中国人的文化特征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文化特征是什么?


首先明确定义,所谓特征,必须同时具备“命中率”和“排他性”。


比如说,熊猫的特征是黑白相间的皮毛。那么首先,绝大多数的熊猫,除了个别白化种,它们的皮毛都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这个特征的命中率很高。另一方面,除了熊猫之外,极少动物有黑白相间的皮毛。可能斑马算一个。不过这个特征的排他性还是比较强的。


既有命中率,又有排他性,那就说明黑白相间的皮毛,确实是熊猫的特征。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平时常说的中华传统美德也好,中国人劣根性也好,什么勤劳简朴,孝敬父母,什么胆小怕事,相互拆台。这些说法,在中国人群里的“命中率”就不怎么高,在世界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排他性”。所以我认为,这些都算不上是中国人的文化特征。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要反驳了,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岂不是谁都没有特征?


这又不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特征。


大多数中国人,即使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么宗教观念也是比较淡薄的。而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世界各族人民,无论发达还是落后,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且不说他们的信仰有多虔诚,至少在他们的民政表格里,会正儿八经地有宗教这一项。


所以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既满足命中率,又具备排他性,特性十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虽然淡薄,但是对非自然力量的崇拜却并不罕见。财神、观音和土地庙遍布中国大地,有些香火还非常旺盛。


那么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什么呢?我发现,中国人从来不让神灵参与决策。他们都是自已拿定主意之后,请神灵予以实现而已。


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承认任何成文的、试图指引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宗教教义。所以虽然在形式上,中国人也同样崇拜神灵。但是实际上,一个是当领导,一个是跑执行,中外神灵的地位高低有云泥之别。


如果碰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国人也会在名义上求助于神灵,请他们代为决策。比如说祈祷射箭,射中则如何,不中则如何。其它形式还包括砍竹子,燃香,撒沙,数大雁,掰花瓣,等等。不过这些行为的实质都是随机过程,跟现代体育运动中常见的抛硬币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看过一个段子,也许是真事。说是一个留学生在海外租房子。房东问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说他没有宗教信仰。房东非常惊讶地问他,没有宗教信仰,那么你怎么知道做事的对错?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5000年的历史会告诉我答案。

 

三、中国文化的特征


上面这个段子很有意思,它把宗教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淡薄宗教是中国人的特征,那么中国历史又算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按照那两个标准来看。


一方面,上至春秋,下至清末,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有官方记载的正史。即使是五代十国那样破碎纷乱的年代,也不例外。这是命中率。


另一方面,我们说有明确纪年的历史,也就是上一年发生了什么,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下一年发生了什么,依次排列,连绵不绝。这样的历史记载,中国积累了大约3000年。然而放眼环球,超过1500年的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是排他性。


两个条件都满足,我们完全可以说,重视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当然,中国文化的特征,跟中国人的特征并不是一回事。具体到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并不一定都重视历史。但是这个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无疑对亿万中国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也就是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他曾在二战期间访问中国。在当时的陪都重庆,他遇见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他问这位老农,如何看待时局变化?老农轻松地说: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嘛,最终还不是要归于一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写过一本书叫《论中国》。书中披露了1962年中国对印度开战的决策内幕。当时,毛泽东主张开战。他的理由是,1300多年前,唐朝也曾经对印度开战。一番打击教训之后,中印之间反而开启了数百年繁荣交流的局面。


对此,基辛格感叹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

 

四、中国的辩证哲学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记载还特别详细。仅就官修《二十四史》来说,就已经超出了正常人一生的阅读能力了。


我们都知道,做研究,资料太少了不好处理。可是如果资料太多了,也同样不好处理。


用几何学的话来说,两点确定一直线。这很简单,也很明确。但要是给你三个点,这条线可就难划了。就算是只求一条趋势线,也有许多定义需要讨论。更不要说给你几十、几百、几千个点了。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任何成文的教条,都会碰到无数个反例。比如你说,施行仁义就可以安定天下。那么别人马上就会问你,宋襄公是怎么回事?可你要是说,施行仁义无益于安定天下。那么暴秦二世而亡又怎么解释呢?


再比如说,大臣侵占皇帝的权力。同样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周公、伊尹。做坏了,就是王莽、董卓。那么这两者如何分辨呢?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呢?


白居易曾有诗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说,就是没有绝对标准,无法事前判断,只能事后看结果,盖棺定论。


汉语中的成语特别丰富,它们也是辩证思维的一大来源。诸如大智若愚、否极泰来、负重致远、欲擒故纵、以柔克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等等。


这些成语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取自历史典故。更何况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它们自身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孔子提倡“中庸”,他说“过犹不及”。这还只是说为人处世。老子就更加彻底了。他说“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不会永远按照一个固定的教条来运动。


所谓物极必反,这就是典型的辩证思维。


因为我对世界哲学史的研究不深,所以我不敢断言辩证思维就是中国哲学的特征。可是中国哲学特别地重视辩证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五、自变与应变

 

以上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三点总结,只能算是综述,并没有什么原创的价值。


不过我想提出的是,能不能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来处理这三点总结呢?请看以下两条假设。


假设一:淡薄宗教、重视历史和辩证思维,这三者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分别与中国发生联系。它们的同时出现,只是一个三重巧合。


假设二:淡薄宗教、重视历史和辩证思维,这三者是有因果联系的。它们当中,有一个是“自变量”,其它两个则是它的“应变量”。所以它们同时出现,并不是什么巧合。


按照剃刀原则,假设二更加简单,应该优先考虑。


我们似乎可以假定,重视历史是自变量。因为重视历史,所以产生了大量史料,支持了辩证思维的发展。而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天然地排斥成文教条对决策的影响。于是这又导致了对宗教信仰的淡薄态度。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历史与宗教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文化是重视历史的,那么它必然淡薄宗教。而一种文化如果是重视宗教的,那么它必然淡薄历史。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在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中,印度、伊斯兰文明都与中国文明相反。他们是都重宗教,轻历史。好像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做到历史与宗教并重。这似乎也印证了历史与宗教之间的竞争关系。


比较有趣的是地中海文明。它在宗教和历史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重视这个,一会儿重视那个,可谓是一波三折。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就准备聊聊地中海文明的历史与宗教。

 

六、古典时代


广义上说,地中海文明发端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不过这两个文明现在已经彻底灭亡,没有了“苦主”。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地中海文明,通常只从古希腊算起。


古希腊的史学是比较发达的。它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代。


因为在荷马史诗里面,一大半的内容都是在写神灵如何如何。人类,包括那些英雄人物,都是被神灵操纵行事的。所以在19世纪之前,人们通常认为荷马史诗纯粹是瞎编,没有可信的成份。


然而到了19世纪,考古学家真的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于是又有许多人把荷马史诗捧成信史,逐字逐句地去分析解读。对于这种转变,恐怕我们就只能用辩证思维去看待了。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主要就是3个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希罗多德的《历史》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地理志,相当于中国的《山海经》。后一部分讲的是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事情。色诺芬的《长征记》讲的是亚历山大东征的事情。


古希腊之后是古罗马。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主要就是2个人:李维和塔西佗。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从罗马建城一直写到他自己生活的奥古斯都时代。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则从奥古斯都一直写到他自己生活的五贤帝时代。


对照起来很有意思,古希腊人写的都是战役事件,体裁上类似于小说。而古罗马人写的则是标准的政治史。


我认为这个区别,主要来自于作者身份的差异。


希罗多德、色诺芬都不过是富有的平民。他们写历史属于玩票性质。修昔底德最高当到过将军。但是在写作时,身份已经变成了囚犯。而李维是奥古斯都大帝的亲信幕僚,塔西佗本人就当过总督和执政官。


所以那3位古希腊人,只能写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这2位古罗马人,因为站得更高,自然看得更远。甚至有很多历史进程,就是他们亲手推动的,写起来当然一清二楚。


如果我们再把荷马也放进来一起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荷马是什么身份?吟游诗人。说白了,就是流浪汉。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高层斗争和政治动机,荷马是不可能知晓的。所以在他的想象中,就出现了雅典娜和金苹果之类的东西。这跟原始人把打雷归因于神灵发怒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古典时期的地中海文明,它的史学水平是不断发展的。古罗马人高于古希腊人。与之对应,它的宗教约束就比较薄弱。而且古罗马人低于古希腊人。


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比较丰富。他们有庞杂的神话体系,但是内容并不严密。他们笃信神谕,但是他们获取神谕的依据,并不是成文的教条,而是一些随机过程。比如说观察动物内脏,或者是火焰的形状,再或者是聆听山洞中的水声,等等。


古罗马人的宗教观念就更加淡薄了。古希腊人批评他们不敬神。因为他们总是打着祭祀神灵的幌子,举行各种节日,饮宴享乐。当涉及决策难题时,他们便采取直截了当抽签的办法,甚至懒得去搞那些复杂的祷告仪式。


就以上事实看来,在古典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历史重而宗教轻。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按照通常的定义,中世纪是指欧洲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的这段时间。


但是实际上,古罗马的史学传统,在公元2世纪之后就已经式微了。而这个时间点,恰好也是基督教全面兴起的时间。所以我们考察历史与宗教的关系,时间范畴会与传统分期略有不同。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可以把以下这些时间点罗列在一起:


君士坦丁的大一统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

西罗马帝国灭亡

查士丁尼中兴

十字军东征

东罗马帝国灭亡


在这些时间点上,帝国的政治力量有时强盛,有时衰弱。但是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历史研究的衰弱,却始终没有改变。


所以从最直观的统计角度看,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历史研究与政治力量的相关性很弱,而与宗教势力有很强的负相关性。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基督教全面控制欧洲人生活的时代。基督教的教义,不仅是欧洲人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他们的道德标准,甚至它还试图控制人们的抽象思维。著名的科学家布鲁日,就是因为支持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


不过,如果只是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来理解中世纪,那就太简单了。


正如我们前面罗列的,中世纪欧洲的行政版图经常发生变动。基督教体系内部也同样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毕竟一代代热血青年投身修道院,恐怕没事也得搞出点事情来。


那么他们搞的是什么东西呢?有点像我们中国足球,自己内部搞一个联赛,叫做中超。他们叫做经院哲学。就是在基督教内部分立很多个哲学流派,相互竞争,看谁厉害。


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这种比赛称为辩证,英文叫dialectic,也就是现代汉语里“辩证法”的词源。


不过他们的辩证,是一种封闭的辩证。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要质疑,还是要反驳,都得从宗教典籍里面找依据。


正是这种封闭性,保证了无论最后哪一派获胜,它都会使基督教在整体上更强大。


在基督教的封闭辩证法里,一切经典里没有的问题,都不算问题。一切经典里没有的答案,也都不算答案。比如你要是问,苹果熟了为什么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去?那根本就没有人理你。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轻视经院哲学。毕竟“百毒成蛊”。经过几百年的辩证,基督教教义已经进化成了一个精巧繁复的庞然大物,所有易受攻击的bug早就都被补上了。


假如发生穿越事件,任何一个现代人,现代科学家或者现代哲学家,想要回到当年,在当年的语境下驳倒那些经院哲学家,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也就是与牛顿同时发现微积分的那位,曾经专门写过一门书,论证微积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符合的。


我大略翻过那本书。可以看得出来,莱布尼茨绝对不是在讽刺,而是非常虔诚,非常细心地在论证。当然,论证内容我是看不懂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你根本就无法反驳他。


传统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终点。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法,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基督教统治由强转弱的转折点。那就值得商榷了。


但丁的《神曲》,虽然把教皇“写”进了地狱,但是它本身“天堂,地狱,炼狱”的三体结构,还是依附于基督教的。只不过是褒扬这几个人,贬低那几个人而已。


至于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哪一个不是以宗教题材起家、扬名的?他们把神灵画得更像人类,反倒增强了基督教的感召力。


有一种机械的历史观,认为事物的发展就像愚公移山,每一铲子下去,都离最终目标更近了一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基督教这座“大山”,可是一个活物啊。


尼采有一句名言说得很好:每一次不能杀死你的攻击,都会使你更强大。


几乎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同时,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宗教改革。静态地看,它当然削弱了罗马教廷对德国的控制力。


但是马丁路德创立新教,与天主教争夺势力范围,反而引起了更加尖锐的宗教纠纷,最终酿成三十年战争。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口因此丧生。德国的政治力量也更加衰弱了,更加无法摆脱宗教势力的影响了。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基督教内部的派系斗争,把全部宗教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那么直到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宗教势力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并无动摇之势。


中世纪的欧洲历史研究几乎是一堆死灰。著作极少,而且把万事都归因于神意。史学价值无足挂齿。


当然,从历史与宗教相互竞争的观点看,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历史研究倒是出现了几颗“星星之火”。先是布鲁尼撰写了《佛罗伦萨人民史》。然后马基雅维利又出版了《佛罗伦萨史》。


这两部书,本是哀鸣之作,就是想反思一下佛罗伦萨衰落的原因。可是一来二去,总跑不了罗马教廷的责任。说起来也对啊。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嘛。这让人想起了那个有名的悖论:既然上帝至善而全能,那为什么世间还有恶?


不过,因为这两部书覆盖的时间、空间跨度都太小,所以对它们的史学价值也不能估计过高。

 

八、启蒙运动

 

前一节我们说过,事物的变革并不是简单的愚公移山。它更像是逆水行舟。革命力量对旧制度的破坏力,必须大于旧制度自身的修补和进化速度,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21年,麦哲伦环球航行。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崭新见闻,如潮水般涌入欧洲。


这就像是用高压水泵,强行把两箱水打入一个木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炸裂。笼罩欧洲上千年的基督教体系,终于hold不住了。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最终帮助欧洲人摆脱了宗教统治。虽然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彻底。但是它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无视基督教的封闭辩证法,直接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摆事实,讲道理。所以它可以超越教派之争,从外部入手,把基督教整个儿连根拔起。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第一号人物。他写过一本《风俗论》。这本书的结构,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很相似。它前半部是地理志,后半部是政治史。


在《风俗论》中,伏尔泰充分利用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来削弱教会权威。


比如说,他问神父,黑人的皮肤为什么是黑色的?神父说那是因为黑人男子喜欢在自己身上涂抹黑色。黑人女子因此产生强烈刺激,于是生出的孩子就都是黑皮肤了。


然后伏尔泰又问神父,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皮肤是红色的?神父又说印第安人喜欢红色的涂装。然后同样道理,男子影响女子,女子影响小孩。


最后伏尔泰讽刺道:母羊天天盯着绿草看,为什么没有产生强烈刺激,生出绿色的羊羔呢?


其实在人种问题上,伏尔泰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他反对的是教会神父不懂装懂,信口雌黄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与航海学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欧洲的天文学。


伏尔泰极力赞赏中国,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拥有4000年精确可靠的历史。那么他怎么知道中国人的历史是精确的呢?因为中国人记载的日蚀月蚀,天体运行,经过欧洲天文学家的验算,基本都是正确的。


伏尔泰感叹到,跟中国人相比,欧洲人简直对自己一无所知。


把中国历史这面大旗竖起来之后,伏尔泰笔峰一转,指出《圣经》中的种种神迹,在中国的史籍中根本就不见踪影。他还不无讽刺地引述,康熙皇帝在谈及圣经的不同版本时,曾质问传教士:汝等笃信之书,竟至自相矛盾?


伏尔泰还把宗教置于一个被研究对象的地位,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


比如说,从教义上看,印度人与凯尔特人都相信转世轮回。因此每一个动物都有可能是自己前世的亲戚朋友。可是印度人因此拒绝杀生,而凯尔特人却照样大量食肉。


伏尔泰认为,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在热带气候下,肉食容易变质,传播疾病。而在北欧就没有这个问题。


再比如说,欧洲人发现,中国的法律中没有关于死后报应的内容。这与当时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令他们很是惊奇。


但是伏尔泰指出,在基督教最早的《摩西五经》中,对恶人最大的处罚也不过是死亡。所有关于死后世界的种种内容,都不过是后续编造出来的。


启蒙运动的另一位旗手孟德斯鸠,也就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创立者,写过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他用一种接近现代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


比如说,要论证共和政治的优点。孟德斯鸠就用统计数据说话。他指出,罗马与雅典的总人口都在40万左右。但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人数在10万以上。而拥有雅典公民权的公民则不超过2万。因此罗马政治的基础,当然要比雅典稳固得多。


对于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变迁,孟德斯鸠将客观原因摆在首位。他指出,由于通信不便,所以共和制的适用范围天然局限于罗马城周围。当罗马军团越过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长期驻扎在行省时,士兵们就等于被变相剥夺了公民权,因而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将领身上。于是共和国的军队,也就渐渐变成了马略、苏拉、庞培和凯撒的私兵。


孟德斯鸠最后总结道:同样的共和制度,在罗马弱小的时候,曾经促使它兴盛,而在罗马强大的时候,又会反过来约束它的发展。


你看,当史料丰富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辩证思维。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把启蒙时代的历史研究推向了最高峰。


吉本不象法国思想家那样,有许多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书,就是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还原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部生根、发芽、成长、夺权,然后又内部分裂,自相残杀的整个过程。


大量事实的充分披露,起到了“一图胜千言”的效果。


从史料价值上看,《罗马帝国衰亡史》可以与古典时期的名著相提并论。它是欧洲史学经过漫长低谷,重回巅峰的标志。


在它之前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风俗论》、《佛罗伦萨史》等著作,全都侧重于议论,对史料的使用和裁剪比较随意。


在它问世之后,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摆事实”竟然可以产生出与“讲道理”相似、甚至更大的威力。于是尊称吉本为第一位“现代”历史学家。


在启蒙时代,一边是宗教势力的衰落,另一边则是历史研究的兴起。宗教与历史之间的竞争关系,再一次应验了。

 

九、尾声

 

对我来说,宗教问题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也很棘手。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储备资料,对这个“山头”进行包围,而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宗教势力与历史研究之间,确实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即是对这种关系的综述与探讨。


不过用统计学的术语讲,截止目前,我还只是初步证明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


“知其然”比较容易,“知其所以然”可就难了。姑且作为日后努力的目标吧。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小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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