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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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货币似乎就像水和空气一样,自然而然,不可或缺。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货币突然消失了,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在并不久远的过去,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


1946年到1948年,战败的德国处于占领管制之下,旧货币已经作废,新货币尚未发行。在这段没有货币的日子里,市场被迫退回到物物交换的状态。但是很快,手卷纸烟的交易额就出现了异常的放大。许多并不抽烟的人,也开始参与纸烟的交易。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假设有一个铁匠,他不抽烟,但是他想喝牛奶。但是要在市场上找一个正好愿意拿牛奶换铁器的交易对手并不容易。好在纸烟的交易量很大,愿意拿各种东西换纸烟的人都很多,其中当然也包含不少牧民。于是这个铁匠就先拿铁器换成纸烟,然后拿着纸烟去找牧民换牛奶。至于那个牧民,他之所以接受纸烟,很可能也不是因为他抽烟,而是他也想用纸烟换别的东西。纸烟在这里,正是充当了货币的角色。

以上是对货币原理的经典解释。所有的教科书里都是这么写的。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我们再看另一个二战时期的案例。


日军侵华期间,曾经对山西某村镇进行经济调查。他们发现,这里的村民经常使用欠条交易。从惯例来说,农民秋收后通常会把口粮以外的部分卖出换钱,再用钱买别的东西。但是假如某农民已知他的妻子将在明年分娩。那么他就会减少出售的粮食,转而把这部分粮食借给他人,并获得欠条。在欠条到期之前,他可以把这张欠条视为货币,用于向第三方支付或抵押。


在这个案例里,农民和他的交易对手并不存在商品品类之间的互换。他们两边需要的都是粮食,只是在时间上相互调剂而已。如果今年把粮食卖出换钱,明年再买入,不仅要承担必须的交易费用,还会面临粮食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使用欠条则没有这些问题。

这样看来,货币原理至少应该总结为两条:当人们为品种互换而交易时,货币的最主要特征是便利。当人们为跨期调剂而交易时,货币的最主要特征是保值。正因为有这两个特征,所以随着交易目的不同,货币的演进也有两条主线。如果只顾及一条,那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历代币制。


过去几千年,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发生了不少变化,可惜数据不能详考。目前学者们只能推测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国内的商品交易额大约是粮食占4成,布占3成,其它商品共占3成,服务业另算。米、布2项合计占7成,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单调的市场。而在更早的朝代,市场结构恐怕只会更加单调,至少不会非常丰富。因此,历代中国经济,以跨期调剂为目的的交易占比一定很高,货币价值的稳定性会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秦代以前,物物交换盛行,龟贝珠玉都是货币。金、银、铜等金属,也大多作为商品的一种,以斤两衡量参与交易。当然也有一些被铸成刀、铲、贝、环的专用货币,但是数量不多,规范各异,所以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秦始皇一统海内,在货币制度方面做了2件大事。一件事是确定了专用货币的形状,外圆内方的“孔方兄”形象从此沿用了2000多年。可惜当时的铸币使用泥制模具,只能一次性使用。所以每次浇铸的重量形状都不一样,标准化程度很低。

根据现存的文物统计,标准的秦代铜钱重量在8克左右,最轻者不到4克,最重者超过20克。重量相差如此之大,人们当然不会对它们一视同仁。事实上,中国历代铜钱种类成千上万,市场早已习惯了根据含铜量调整其市场价值。


这件事很容易引起误解。现代社会一旦变更货币,原来的货币就完全没用了。但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变更币制,其实都只是改铸中国铜钱总存量的一小部分而已。新旧铜钱混用,全凭市场估值,这才是历代货币的常态。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的秦汉铜钱存世。如果不计品相,人民币10元以内就可以买到一枚。宋代铜钱更是可以便宜到论斤过秤。

事实上,在清末引入西方制币机器之前,中国历代铜钱的铸造工艺一直没有发展到能够禁绝盗铸的高度。如果用币值减去铸造成本,就可以算出铸币所得的毛利。通常来说,只要毛利率大于10%,就会引发盗铸。如果铸造成本明显高于币值,又会引发私销,也就是把铜钱熔化成铜材。


盗铸和私销虽然违法,但是很难禁绝。在这两者的平衡下,中国历代铜钱,基本上都是按照其铜材含量的价值参与市场交易。模样如何变迁,其实影响不大。以铜钱计算的米、布价格,本质上还是米、布与铜材之间的价格比例。米、布供需的变化会影响其价格,铜材的供需变化也会影响其价格。因此铜钱米价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


秦始皇规范币制历来受到经济史的关注。不过另一件事的影响可能更大,那就是统一度量。统一度量通常被认为是加强集权的一件大事,它对货币制度的影响则被忽略。

在没有统一度量的时候,米、布等商品交易起来非常麻烦。相应地,以枚数计量的铜钱就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但是有了统一度量之后,米、布等商品也可以精确地计算交易了。相比铜钱,它们的劣势只是不便于搬运保存而已。这个劣势可以用很多方法弥补。但是对于跨期调剂类交易来说,米、布的价值稳定性却是无可替代的。


在西方的货币发展史上,商品的多样性出现得特别早,统一度量又出现得特别晚。这是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囫囵吞枣地研究历史,很可能会错过一大段精彩。


二、汉代


秦始皇统一币制之后,中国就开始有了以铜钱为单位的物价数据。尤其是中国2000多年来的米价,在正史中几乎做到了“有变必录”,堪称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秦朝总共只存续了14年,所以资料很少,只知道战乱饥荒,1石米的价格高达50001万文钱。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高价。


进入汉代以后,粮食价格大幅下降,1石米的价格只有30100文。从逻辑上说,米价下降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铜减少了,要么是米增加了。从史料可知,汉代非常注重开采铜矿,刘濞、邓通等富翁因私铸铜钱而千古知名。所以米价下跌的唯一解释就是粮食生产实在太多。由此可知“文景之治”名不虚传。


汉武帝为了应付军费开支,刻意想搞通货膨胀。他6次改革币制,发行了皮币、白金、赤侧等特种货币。这些特种货币1张就可以充抵成千上万的铜钱。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汉武帝的恶政之一。但是实际上,这些举措只是造成了局部物价混乱。有据可考的米价仍然持续下降,最低时1石米竟然只卖58文,最高也不超过40文。

如果要制造全局性的通货膨胀,就必须让新发货币与原有货币混同无法分辨。这对纸币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是铜钱就不一样了。那些特种货币很容易被市场识别出来,并且拒绝它们按面值流通。所以即使能够强迫特定人群接受特种货币,这些人也不可能再把它们支付到市场上去。从这个角度说,特种货币不过是变相的罚款单而已。此后历朝历代还发行过不少特种货币,也大都是这个作用。


汉武帝为了把特种货币推向市场,规定上贡和纳税必须使用特种货币。比如1枚白金币价值3000文。那么商人们只有在需要纳税3000文时,才会支出3000文向政府买入1枚白金币,旋即交还给政府作为纳税。由于商人们不愿意持有特种货币,不能形成储备,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收入并没有增加,更不会因此形成通货膨胀。事实上,因为高面值的特种货币引发了大规模盗铸,政府可能还损失了一些收入。所以不久也就废除了。

汉武帝开疆扩土,新置郡县20多处,其中不乏河西、东北的肥沃之地。有理由认为汉朝的粮食产量将大幅增长。在这些新增领土中,当然也包含一些产铜的矿山。但是耕地的开发周期短,矿山的开发周期长。所以从逻辑上判断,粮食产量将迅速增长,然后很快到达瓶颈。铜钱产量则将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上升。


事实也确实如此。汉武帝身后百年,汉朝人口倍增至6000万。米价则走出了触底反弹的形态。汉武帝死前50年,米价30文,死后10年,米价低于10文,死后50年,米价上涨到120文,死后100年,米价上涨到200文。前后150年间,米价波幅竟然接近20倍。


米贵伤工,米贱伤农,这是自古以来的两难。但是无论贵贱,米价的波动过大,总是对经济不利的。如果分析米和铜的供给特性,这种波动似乎又无法避免。因为粮食的生产周期只有1年,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粮食的供给量可以相差很多。另一方面,铜的保存和使用都没有多少损耗,所以它的供给相对稳定,而且随着矿山开发,它的存量几乎总是倾向于不断增长。粮食来自耕地,铜钱来自矿山。两者的供给情况差异越大,价格的波动自然也就越大。

汉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兵荒马乱。粮食供给受到战争影响,米价波动更加剧烈。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公元503年,《资治通鉴》记载梁国“春正用,升米三千,人相食”。米价每升3千,相当于每石3万文。而就在公元505年,同样是梁国,《资治通鉴》记载“是岁大穰,米斛三十”,也就是每石30文。前后2年之间,同一个地方米价相差近千倍!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一个农民如果想要跨期调剂粮食,他必须对明年的水土,收成甚至战争情况有一定判断。否则如果碰上米价大涨,今年卖米得到的钱,明年只能买回十分之一的米。或者碰到米价大跌,今年借钱买了米,明年赔上十倍的米也还不了这个债。


想要回避米价波动的风险,使用借米欠条是一种办法。但是这只适用于村落熟人之间。跨区域的交易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媒介。那么有没有一种商品,它的供给基本与米同步。用它来计价,米价能够更加平稳呢?答案是肯定的。米价被称为万价之母。因为粮食滋生人力,所以凡是由人力生产的东西,价格大多与之相关。那么在这些人力产品中,交易量最大的,则首推布。

秦汉时代,虽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物物交换肯定普遍存在。但是至少在官方规范上,铜钱是真正的法定货币,赋税中也一部分必须用到铜钱。但是从汉末到隋唐,大约有500年时间,铜钱的货币地位完全消失,米、布成为法定的价值尺度。晋代《刑法》规定:“积众盗贼,赃五匹以上,弃市”。由此可见,作为量刑依据的赃物价值,也是由布匹来衡量的。


与此同时,政府的收支两条线也完全回避使用铜钱。北魏开始实行占田制,给人口分配田地,种植米粮桑麻。税收也按粮食和布匹分别计算缴纳。政府原本给官员发放的俸禄,也改为分配田产,让官员作为地主去征收实物。这种完全以实物征税的办法,一直延用到唐朝中后期。可见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史籍中,布价的数据很不完善,所以没法精确检验。但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布价与米价呈现同步波动。因此米布之间的互换交易,确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回避价格风险。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不同,主流的交易目的是跨期调剂。所以价值的稳定性要比交易的便利性重要得多。以米、布为币,相比以铜钱为币,只能说是因时而异,因地置宜,绝不可武断为倒退。


三、唐代


唐代的武功虽大,但是版图并没有超过汉代太多。更重要的是,铜材质地笨重,因此天然地受到运输半径制约。唐代的瓷器和丝绸可以通达全世界,全世界的奇珍异宝也可以会聚长安。但是铜却不行。所以随着其它物产的不断增长,铜逐渐变得相对稀缺。


唐朝初年,米价保持在每石2050文。但是由于唐代的1石比汉代1石大得多,所以这个价格只相当于汉代的1020文。换句话说,“贞观之治”的米价要比“文景之治”还要再低50%,接近汉武帝身后短期出现的极低值。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遗漏了一个变量:铜钱的单位。唐代的1文铜钱,与汉代的1文是否相等呢?汉代通行五铢钱。当时以24铢为1两,所以1文铜钱重5/24汉两。唐代为通宝钱特设了“钱”这个单位,以10钱为1两,所以1文铜钱重1/10唐两。


考古资料显示,汉代1两约为16克,唐代1两约为37克。换算下来,汉代1文大约是3.3克,唐代1文大约是3.7克。两者相差不多。事实上,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汉、唐、宋、清历代铜钱的重量,大都在3-4克之间。这也证明了中国铜钱体系的超级“兼容性”。2000多年间的任何一次币制改革,都只是改铸总体存量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还是回头说米价。“贞观之治”时的人口,大约与“文景之治”时相当。但是米价却如此之低,恐怕不能全都归结为粮食增产。不仅如此,唐代保持低物价的时间还特别长。贞观之后百年,仍然出现30文的低价,高者也不过100多文,明显低于西汉后期。如果按照粮食增产的逻辑来解释,那么唐代人口应该远远超过汉代。可是实际汉唐两代的人口峰值相去不远,大约都在56千万之间。所以可能还是得在铜钱上面找原因。


以米、布为币,不存在专用之说,交换完成之后的米、布都会归于消费。但铜钱是专用货币。所以在有限的铜材总量中,铸器和铸币这两大用途是相互竞争的。经过历代开采,唐代存世的铜材总量,没有理由低于汉代。但是唐代手工艺高度发达,铜器用铜极有可能远超汉代。所以反过来说,唐代的铜钱总量,是有可能低于汉代的。钱少粮多,米价自然就低了。


铜器需求对铜钱作为货币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铜器用铜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因此在经济增长时,铜钱的供给要被铜器分流。在经济衰退时,铜钱的供给反而会被推升。换言之,米多时总是钱少,米少时反而钱多。

事实证明,安史之乱后,唐代米价长期保持在每石1万文上下。经济稍有恢复,又马上陷入通缩。终唐一代,极低和极高米价的出现频率均远高于汉代。铜器手工业的发展,极有可能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原本铜钱供给只是与米不相关,米价波幅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现在竟然要变成负相关,对于跨期调剂类的交易来说,使用铜钱当然就更不合适了。


不过,唐朝灭亡之后,虽然也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但是铜钱并没有完全退出流通。像南北朝那样,政府收支两条线全都以实物计量的情形没有再次出现。这个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经济中,品种互换类交易,开始占有一个相当的份额。这种交易,不以跨期调剂为目的,米价的波幅当然也就无所谓了。


唐代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很快。长安城人口百万,繁华似锦,这已是千古佳话。坊市制度的建立,为餐饮、零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农民之间的跨期调剂相比,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工更明确,行为方式的商业性也更强,交易模式也更加强调便利性。对他们来说,以米、布为币是很不方便的。所以铜钱可以很容易地退出农村,但是无法轻易离开城市。

从史料看,唐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通货紧缩的危害。为了改善铜钱的供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唐武宗灭佛也是其中之一。客观地说,唐武宗勒令禁止佛教是很多原因的综合结果。但是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至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铜器背后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在此后的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毁器铸钱活动还反复出现过多次。


唐代最深刻的经济变化也许是“短陌”制度的创建。短陌制度来自民间,最初是一种应对钱币质量差异的手段。比如好钱80文可抵劣钱100文,称为“八十为陌”。但是后来逐步演化成货币现象。比如1石米,当年售价100文,今年售价70文。那么为了对冲米价波动的影响,今年的70文就可以充抵当年的100文,即“七十为陌”。


假如今年“七十为陌”,那么今年借入100文,就相当于名义上借入了100/70=143文。如果明年“七五为陌”。那么只需要143*0.75=107文,就可以还清今年的债务了。这样算下来,借100还107,相当于7%的利率,这也就是7570之间的比例。当然,短陌是一种市场行为,未必严格地按照米价来进行。各时,各地,甚至各行各业,都会有自己的短陌。


短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盯住实际利率的民间借贷体系。但是由于随意性很强,难于监管,也容易造成混乱。因此唐代一度禁止短陌,宋代则把短陌数恒定为77,不得波动。无论哪一种办法,都等于是把这个民间借贷体系扼杀了。


四、宋代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以跨期调剂为目的,那么持有米、布要比铜钱更保值。而如果以品种互换为目的,那么就必须使用铜钱。再根据社会常识,我们可以认为历代官员的生活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官员使用铜钱的倾向也应该更高。但是在宋以前,历代官员的俸禄都以实物米为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消费水平整体较低。


宋代的官员俸禄以钱为主,只发少量米、布。这说明至少宋代官员的生活环境已经基本城市化了。这一点超越了唐朝。事实上,宋代的坊市制度比唐代开放得多,第三产业非常发达,中外史料无不称颂。如果计算GDP的话,宋也一定高于唐。


在有据可考的税收记录中,唐代的最高值是谷物2500万石,钱20亿文。宋代的最高值是谷物2500万石,钱480亿文。从此可以看出,唐宋两代的粮食收入相去不远,钱币收入却相差20多倍。

由于宋代的经济活动金额太大,钱币的搬运也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宋代“飞钱”业务非常发达。所谓“飞钱”,就是异地存取款业务。这个业务起源很早,但是业务一直比较零散,不成气候。它之所以能够迅速成熟,还与宋代的巨大税收有关。


宋代商业物流的干线,是从江南输往首都开封。商人在开封销售货物之后,就有一笔铜钱需要带回江南。如果金额较大,他们通常会使用“飞钱”。而对于经营“飞钱”的机构来说,把大量铜钱运往江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灾人祸都要提防。这时候,如果正好有一笔从江南汇往开封的铜钱,那么两笔账目就可以抵消,免于运送,或者只要运送差额就可以了。


宋代的经济重心在江南,江南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封。那么到哪里去找一笔源源不断从江南发往开封的铜钱呢?答案只有一个:政府的税收。所以只有政府最适合开办“飞钱”业务。而“飞钱”的蓬勃发展,则为后来纸币的发行打下了基础。


以上兜了一大圈的最终结果是,宋代政府名义上从江南收了很多税,但是实际上很少把钱拿走,而是用来与江南输出的物流相抵消。换句话说,相当于政府从江南征收了大量物资作为税款。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开封与边疆之间。政府名义上开支了巨额的军费,但是实际上铜钱不一定要离开开封,而是与输往边疆的物流相抵消。物流从江南输往开封,算是税收。再从开封输往边疆,算是军费。这个过程,产生了许多商业价值,造就了大量富商。如果按照现代会计准则来看,这些经济活动都是可以产生GDP的。


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的分离,是宋代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巨大的税收和GDP,都是与此特征相匹配的。汉代的屯田,唐代的府兵,都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所以也不会有多少GDP。当然,要说国防效果,宋岂可比汉、唐?国家不可以GDP论强弱,由此可知。


从货币进化的角度看,“飞钱”已经具备了用一纸凭证代替大量铜钱的特征。如果这张凭证可以由他人支取,则被称为“交子”。最早的“交子”由四川的16个富商联合发行。“交子”本质上是提货券,必须有100%的兑现准备。虽然准备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但是从契约角度看,那不过是欺诈而已。这与现代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还不是一回事。但是后来南宋政府又发行了明确不能兑现的“会子”,这就与现代纸币完全没有区别了。

宋代没有中央银行。“会子”由行政机关发行。可是印出来以后发行给谁呢?总不能随便白送吧。只能以政府开支的形式,支付到市场上去。从逻辑上说,把货币发行量跟政府开支挂钩,也许要比跟铜矿开采量挂钩合理一些。可是偏偏宋代的国防开支特别巨大,每次战争都会导致“会子”发行量剧增。南宋年间,“会子”的积累存量竟然高达几千亿文。不用说,这个制度肯定没有前途。


纸币既然不稳定,那么铜钱怎么样呢?也很不稳定。宋代的铜材供给不仅受到手工业迅猛增长的分流,还受到外贸流出的影响。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宋代的铜价是很便宜的。海外商人带着白银过来,除了买走丝绸、瓷器之外,还买走不少铜。所以宋代经常铸币不足,闹“钱荒”。


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宋代铸造了大量铁钱。铁材的供给受手工业和外贸的分流较少,但是受矿山资源分布影响很大。四川缺铁,所以当地铁钱的价值非常稳定。15.5千克铁钱兑3千克铜钱的比值,一直维持到南宋灭亡。但是在淮南发行铁钱时,因为当地有铁矿,所以很快就引发了盗铸。铁钱价值暴跌50%以上,盗铸仍然有利润空间,这只能说明当地铁材实在太贱。所以淮南的铁钱前后只存在了20多年。

宋代的货币制度,可谓是“上下而求索”。重返米、布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与政府开支挂钩不行,与铜材挂钩不行,与铁材挂钩也不行。有宋一代,此题无解。


宋代以降,米价的历史数据已经可以连续成曲线了。如果利用现代统计手段加以分析,问题的答案倒是呼之欲出。两宋300多年间,以银两计算的米价,要比铜钱价格稳定得多。我们把波动率定义为标准差除以平均数,那么银两米价的波动率只有0.55,而铜钱米价高达0.89,前者要低40%。以银为币,无疑是一条明道。

不过,统计数据只是分析线索。如果要形成结论,还得问一问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产银不多,白银供给依赖外贸。而出口商品都是人力所产,价格通常与米价正相关。换言之,丰年盛世,出口通常较多,灾害歉收,出口通常较少。米、银总是同增同减,价格自然容易稳定。


五、元明清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环地中海地区就有以金银为币的习惯。这可能是因为当地远程交易盛行,所以需要价值密度更大的媒介。根据阿拉伯史籍的记载,公元1011世纪之间,当地出现了白银大量流失的现象,形成“银荒”。到1213世纪时,“银荒”似乎终止了。但是阿拉伯帝国也旋即被蒙古攻灭,记录中断。


1415世纪,英国的银币铸造量急剧减少。按照当时记录的解释,白银被运往了教廷所在的意大利地区。但是同期意大利文献也记录了大量的白银流出,主要流向是“东方”贸易伙伴。再检查埃及史料,就会发现“银荒”同样存在。所以白银流动的终点一定在更加遥远的东方。


如果把这些资料与中国历史对应起来,似乎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阿拉伯帝国的“银荒”,是因为与宋朝贸易逆差造成的。蒙古灭宋的百年之间,贸易中断,“银荒”休止。14世纪,明朝崛起,全球白银向中国汇聚的趋势重新确立。这一趋势被后来美洲矿山的发现进一步强加,并且延续了大约500年。

从汉代沟通西域开始,中国人就愿意在外贸中接受金、银,只是极少在国内使用。在宋代的税收纪录中,已经出现了金、银的条目,可是数目还不到税收总额的十分之一。由此推测,当时中国境内的金、银存量可能很小。宋代没有选择以银为币,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存量不足以支撑国内交易所需。


蒙古人崇尚贵金属,所以元代税制只收白银,开创了白银用于国内的先河。但是元代还不是真正的以银为币,而是采用更具有剥削性质的手段,海量发行不兑现纸币。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当时欧亚贸易的典型方式是,商人把货物送至蒙古,获得纸币,再持纸币到江南兑换汉人货物。所以这些色目人(眼珠不是黑色的人)在元代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白条来吃喝”。不过,无论压迫政策怎样设计,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无法抹杀的。欧亚贸易的大通道一旦打开,中国就从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白银供给。

明代货币制度继承元代。一方面承认白银为法定货币,另一方面滥发不兑现纸币。结果也很简单,不出20年,大明宝钞就贬值75%以上,名存实亡。由于崩溃得很快,所以对经济影响反而不大。


在明代大多数时候,白银与铜钱同样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都可以用于纳税。但是铜的工艺用途很大,而银则基本上专用于货币。再加上明代外贸发达,白银供给与物价匹配的效果很好。所以铜钱就逐渐退出流通,大量销铸为器具了。


明代存续将近300年,与宋代相近。如果统计明代以银两计算的米价,其波动率约为0.33,比宋代银两米价的0.55还要低40%,几乎只相当于宋代铜钱米价波动率0.89的三分之一。如果再检验其通胀速度,宋代铜钱米价每10年膨胀12.8%,宋代银两米价每10年膨胀6.1%,明代银两米价每10年只膨胀4%。这个效果应该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清代币制,恢复到了银铜并用的局面。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清廷为异族,所以特别在乎正统。铸造钱币正是其宣示正统的手段之一。第二,银两价值较大,在小额流通支付方面铜钱确实有优势。第三,云南发现了大规模铜矿,为大量铸钱创造了条件。


虽然清代非常注重铸钱,但是如果以米价的波动率衡量,还是银两的效果更好。清代的存续期与明、宋相近,也是300年左右。清代的银两米价波动率为0.38,与明代的银两米价相当,低于宋代。清代铜钱米价的波动率为0.63,高于银两米价,但比宋代还算是有所改善。


明、清两代的外贸比较发达,所以白银供给与物价水平的匹配较好。这个道理前面已经分析过。但是为什么以铜钱计价,清代的效果也要好于宋代?因为清代有着比较成熟的银铜套利机制。如果白银大量流入,造成国内银贱铜贵,就会有商人去海外进口铜材,使得国内铜供给也得以增加。这样一来,铜就与银形成了供给正相关,进而也就与物价水平正相关了。

如果计算通胀率,则清代铜钱米价每10年膨胀10.1%,银两米价每10年膨胀5.3%。前者略低于宋,后者略高于明。由于饥荒、战乱引起的物价极端情况,也明显少于以往历代。总的来说,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享受了也许是人类经济史上物价最稳定的500年。对于产业结构单调,跨期调剂类交易丰富的古代中国经济来说,这可能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好结果了。


同一时期的欧洲物价,先是经历了美洲矿山带来的金银涌入,随后又进入工业革命造成了通货紧缩,波动幅度远大于中国。但是在如此跌宕起伏的经济环境中,却诞生了空前强大的产业和经济实体。事实上,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所经历的通胀,如果放在古代社会那几乎必然是战乱和饥荒的水平。可是即使这样,又有多少人愿意放弃现代生活而回到明、清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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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小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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