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扰民都有人管,恶意传播艾滋却没人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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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广泛议论着“艾滋病渣男炫耀又感染一名大二女生”的话题。网曝一张微信群聊截图显示,一个微信名为“动物无常”的人以炫耀的口吻跟别人说,“成功传染艾滋给一名大二女孩”,“过程中成功地把她下体弄破然后摘掉避孕套,这次不中就天理难容了。”

关于这个事情,一些主流媒体和一些官方机构的新媒体账号都进行了关注,有的媒体还发表了评论,呼吁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信息还不止这一例。这是另外一幅聊天截图。

这里还有网上的自诉性内容,有自称把艾滋病传染给他人的,也有自称被人传播了艾滋病的。

另据网传,有艾滋病患者先通过约炮把对方传染了,然后给对方送寿衣,说“欢迎加入艾滋俱乐部”。

这种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到底是制造恐慌的恶作剧,还是确有其事?据常理判断,真实发生了的可能性非常大。视频不说谎,之前网上还有过一段视频,一个男的在性行为后淡定地告诉女方,他有艾滋病,一开始女的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直到不得不接受事实,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喊。

这种事情,国外发生的也不少。肯尼亚一个女大学生在感染艾滋病后,在三个月内与300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导致他们被感染。德国一个女歌手因为传播艾滋病,被判刑,但只是缓刑。


2

我们还是要问,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相关消息中所涉及到事例有没有真实发生?

如果不是真的,那么编造这些信息的人就是恶意制造恐慌,理应受到追究;如果是真的,那么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构成犯罪,同样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遗憾的是,在这些消息已经引起大众和媒体的注意后,在主流媒体已经发出相关呼吁后,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网上搜索跟艾滋病有关的官方回应,得到要么是一般性的信息发布,或者是针对其他信息的辟谣,如同敲着梆子喊几声“平安无事啰”。

对于近期密集被讨论的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信息,什么回应都没有。

这难道不是卫健委的职责范围吗?难道不是疾控中心的职责范围吗?如果换做其他议题,根据当前政府部门对舆情的重视程度,早就应该有相应的官方部门来做回应了。

这难道不是公安机关应该关注的吗?按照目前的侦查手段,如果是造谣,不难找出造谣者,如果是事实,也不难把犯罪者揪出来。

然而,岁月静好,谁都装作没看见。

养狗扰民的话题火了,杭州等地还会出台规定规范养狗。可是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事情被这么热烈关注,却没人过问,这难道不奇怪吗?

3

不但奇怪,而且奇怪。

不过,我们可以找到现状为什么如此奇怪的理由。把这里面的弯弯绕想清楚,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季羡林活着的时候,每到过年,就有高级版领导去看望他。季羡林去世后,领导就改去看望其他老教授了。

季羡林总是被看望,是因为他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吗?并不是,领导去看他,表达的是国家重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领导不可能把所有知识分子都看望一遍,就选择几个代表。季羡林年龄大,资格老,就被选做代表了。

同理,国家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但在表达关心的时候,只能选择一种疾病作为代表,通过表达对该种疾病的重视态度,以及相应的各种资源的倾斜,来向人民传递这一信息。

艾滋病早不是一种病那么简单,它是疾病的代表。从国际到国内,各方把过多的注意力和偏爱给了艾滋病和艾滋病人。

为什么艾滋病成为代表,而不是其他疾病呢?癌症也是不治之症,对正经老百姓的健康威胁更大,国家为什么不选择癌症做疾病的代表,进行特别关照?

这还是跟西方的政治正确有关。

很多人相信,艾滋病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同性性行为。至今,同性恋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艾滋病就成功地搭上了西方LGBT议题的快车,同性恋不容歧视,甚至还成了时髦,艾滋病自然也就要被特别对待了,跟人权等大词联系在了一起。


人民日报微博发布的视频里,易烊千玺对着提词器念到:你知道吗,比疾病更难以治愈的,是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并无不同,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但是,艾滋病跟其他慢性疾病真的没有不同吗?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可是,可以被公开宣扬的观点,只有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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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艾滋病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反歧视。

反歧视的目的是争取平权,可是对反歧视的过多强调,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催生出某种特权。

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条街整治,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了,只有牛肉拉面馆关不了;小矛盾发生在普通人之间,很容易解决,该咋办咋办,但是跟开拉面馆的那群人扯上关系,就变得不好办了。

这就是从以平权为目的的优待而逐步衍生出来的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

艾滋病也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因为过度重视、过度保护,使艾滋病相关议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谁也惹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养狗的问题政府都来管,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事情却无人过问。没有担当,谁都怕粘手上,如果真把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人抓了出来,怎么处理呢?万一引起“友邦惊诧”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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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第五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共发现820756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HIV/AIDS),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仅今年第二季度,我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就达到40104例,其中性传播占93.1%。

14%的增速,可比GDP增速快多了。何况,这还是查实了进入了统计的数字,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统计进来的感染有多少呢?鬼知道。

艾滋病增长速度快,跟过度追捧艾滋病而导致的错误实践有关。2010年,我国跟着国际的步伐,放开了艾滋病患者的入境限制。国内新增艾滋病感染的源头有一部分是外来的,既有留学生,也有外来新娘这无疑加剧了国内艾滋病泛滥的程度。

从反歧视出发,衍生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权。这个逻辑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已经走得过于极端,以至于走火入魔了。

现实中竟然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一对男女前去婚检,女方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可是医院竟然为了保护女方的“隐私权”,没有告知男方,导致男方也被传染。

这是电视台报道过的。事情出来之后,各方还在争论到底是隐私权大,还是生命权大。这不是疯了吗?

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尚不可治愈。每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是一个行走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爆,不知道哪个无辜者会变成牺牲品。

前面提到了若干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事例,但两人结婚这种情况,跟恶意传播还是有分别的。然而,该男子就不是受害者了吗?同样也是受害者。

现实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提出了改变的需求:必须改变对艾滋病的态度了,不要再跟着所谓国际惯例跑,不要再以外国的发病率为准,来说什么中国的艾滋病发病率不高了;必须改变对所谓的隐私权的执迷,要把保护无辜受害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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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对传染病防控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传染病防控有三个关键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防控传染病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近期,非洲猪瘟疫情流行,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各地已经扑杀了60多万头生猪。遇到禽流感疫情的时候,也会大规模杀灭已经感染病毒的家禽。这就是从传染源入手,通过消灭传染源,控制疫情蔓延。

对艾滋病防控而言,艾滋病毒携带者就是传染源。

我不是说要把扑杀已感染生猪、家禽的经验直接搬过来,用在艾滋病防控上面。可是,控制传染源的思路总不能彻底放弃吧?

目前,国家对艾滋病感染者给予免费治疗。这就已经很过分了,得了其他病都没有免费治疗的待遇。更过分的是,是否治疗还坚持自愿原则,也就是说,感染了艾滋病,可以选择不治,然后在“隐私权”的掩护下,去祸害别人——跟别人约炮也好结婚也好,都是祸害人。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还能想到比这更不负责任的做法吗?

依我看,在艾滋病问题上,所谓“隐私权”就是个伪概念,应该彻底丢弃,艾滋病患者不应该享有过度的隐私权。像在林冲脸上刺字那种方式,太落后太野蛮了,不能采用,但可以在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大腿根上强制刺字注明啊,不光要刺字,还要使用荧光技术。这是要确保,哪怕关了灯,只要脱掉裤子,对方就能知道这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得到最后一个避免受害的机会。

去TMD政治正确。珍爱生命,远离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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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

行走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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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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