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反常,必有妖孽——为什么“冰释前嫌”?

本文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关于鲁山“冰释前嫌”事件的评论,在大家已经快把这个事件遗忘的时候,他终于写完了。因为他也是政法系统里的人,故而选择匿名,借行走与歌唱发一下。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对这个案件本身的看法。事件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但并没有扒出该男生家庭有什么“背景”,我根据常识判断,对方接受调解,应该是有可以调解的余地。但我也只是揣测,靠谱的判断要靠对案件信息的了解。可是,这个案件的细节又不能公开,我们也不便追问,故而也只能是揣测了。

但本文对“轻刑化”倾向的批判,以及背后动因的分析,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李北方

在费了很大力气做了被害人思想工作甚至请来专业人员(不清楚这笔费用该如何下账)帮忙,鲁山检察院终于让被强奸的姑娘与强奸他的人“冰释前嫌”,进而忙不迭的敲锣打鼓送锦旗、讲好他们的故事了。

打出“冰释前嫌”这个词汇的时候,我的心依然在颤抖,这是有他娘的多么不要脸,才能够说被强奸是前嫌啊!要知道,在正常中国人的使用习惯中,前嫌一词是指双方都有过错或者说不清双方谁有过错的矛盾。而这个案子里,这个姑娘被强奸,居然被用上了“前嫌”!哈,我不是一定要诛他们的心,可人家的心脏兮兮地在那里摆着,不诛它一下,实在是背离一个正常中国人该有的天良。

而且,领导们同样很聪明的把板子打在这个用词不当的小编身上,柔软地承认自己宣传不当,而辩解自己对强奸犯(你要是矫情的说他未经法院裁判只是个强奸嫌疑,那也随你,如果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做点文字游戏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比一般大众更散发出法治的光芒,更能让你感动到自己智识上的优越,觉得自己更超越普罗大众成为精英,或者让你联想到好莱坞里的法庭,那到真是一件很有效率功德无量的事情)只是做了取保候审而已,最后还要继续向法院起诉,人家处理本案在上还是没有错误的。

基层政法机关的微博小编是很苦的,这个我知道。你不能把领导们干的丰功伟绩宣传到震动全球的程度,是你无能;而万一有点风吹草动,当然,首先要断尾求生、弃卒保军。基层官僚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官微,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咱们不表。今天,跟大伙聊的是这种对强奸犯取保候审背后到底有啥脏心烂肺的精明算计,看看它到底是哪里的妖孽。

领导们把锅甩给小编,真是有点冤。因为小编“冰释前嫌”用词不当,是应该回炉再造好好学习一下初中语文课本,但小编对这个“强奸”故事的讲述却的确是表达着法圈主流的政治正确——轻刑化。小编以为这种以轻刑为价值圭臬的未检行动当然是属于积极向上进步的正能量,于是慌不迭的冠以“好故事”的名义组织材料,宣传出去了。他的语文不好,政治却过关,人家是按照检察系统一向追求的伟大光明而写作的,纵然有点过火,也无非是个锦上添花,你咋就能说人家小毛孩子这事整个干错了呢?

再者说,轻刑化的背后、轻刑化的获利者,是小编吗?

我对轻刑化这种被贴着“人权”、“进步”之类的东西一向都有些怀疑,虽然这些话语已经强大到我今天写这篇文字表达这种怀疑的时候也要选择匿名。太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装逼,拿着这种白左圣母的政治正确装逼,这些各路大逼们已经不仅是在舆论场上获得阵地,而且由于这些东西真的是给体制内的司法权力者带来极大好处而被后者偷偷甚至公开(鲁山检察院不就是公开吗?)拿来为自己袍子底下的肮脏事遮羞。

这种轻刑化的人性基础其实是仅仅能够作为一种愿望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它错就错在不能正视很多人就是骨子里坏,你不可能教育感化的冷酷事实。不过对轻刑化思潮进行理论性批判并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今天就捎带给大伙提醒一下谁会因为轻刑化而获益从而弄舌聒噪。

首先当然是强奸、伤害了人家老婆孩子的坏蛋。这些坏种坏蛋们会因此保了命、出了狱,甚至由于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操作,不但不会被戴上犯人的耻辱帽子,而会被冠以人权斗士、战胜强权之类的美名。这些我们就不说了,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占领舆论场。

其次是律师。律师当然是号称要公平正义的,但我们不能期待一个群体超越自己的职业利益,并且由于我们这套不太合理的法律人职业体系设计,也导致我国的律师会更大规模的追求轻刑化,进而在舆论场上把“轻刑化”打扮成圣母让我们追求。

因为,律师基本上只对嫌疑人负责,他们判的越轻,自己所得的律师费收益越大,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也就不废话。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公诉人和法官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这个公办法律人群体与民办法律人群体(律师)基本上是不通约的。虽然也会搞几个面向律师群体的公开招考,但这些象征性的人员进入国家司法体制,不足以让整个律师群体获得换位思考的能力。

由于强大的执业壁垒,他们不会认为自己也有很大概率变成法官或者公诉律师,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于是,律师们的职业利益就几乎成了单一的对被告人负责,他们当然希望判的越轻越好;而为被害人实现正义,以及被告人会不会由于处罚过轻而继续危害社会等问题,就不是他所关注的范围了,因为他几乎不用考虑他有朝一日变成法官、检察官时所要承担的国家治理责任。

我不是说律师就不好,就天生喜欢为坏人张目,我只是说,任何人都很难逃脱自己职业利益的窠臼,都不能免去这个俗。我们的律师喜欢轻刑,是这种机制导致的。如果我们改变这种制度,让律师承担起公诉责任,或者让长期执业的律师必须到法院任法官,那么他们对轻刑化的公开诉求就不会这些多。他们也会考虑这种轻刑化带来的恶果是什么,他们也会在自己的思考范围内更多地考虑到被害人、考虑到公众、考虑到秩序。

再次,是为律师撑腰、提供知识支持的学者教授。以轻刑化为代表的白左观念在法学圈子里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问题的原因更为复杂,今天就叨唠一个点:钱闹的。学者们不能兼任检察官、法官,但可以兼任律师,也可以为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可以赚钱,可以在一个案子里面赚上一年的课时费。这也决定了更多的学者在论证刑罚时选择轻刑立场,当然,人家谁也不会说自己这么干能够挣更多的钱。

轻刑化的提倡者往往也是批判者,他们虚构的稻草人就是我国的刑罚很严苛,比如有多少多少死刑(想想这些死刑条款有多少是长期不用的,十八大以来抓了那么多贪官,才杀了几个)云云。而其实,我们的刑事惩罚制度真的不算重。比如大强子在美国涉嫌强奸,美国人说如果强奸属实,可能判十年到三十年。而依照我国刑法,也就是个三四年。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很奇怪,这个时候,灯塔国的光辉就没有照耀到公知斗士,他们很快就滑过这个可能会戳中自己钱袋子的话题,滑向灯塔国对被害人的信息保护的多么好了。

读者们或许有些奇怪:让被害人与强奸犯“冰释谦虚”,引起大家怒火朝天的,明明是检察院,你怎么拿人家体制外的律师说事?别急,接着就说体制内。

如果按照一个司法体制应该有的价值追求,从应然的角度看,刑事司法体制是会追求对犯罪分子从重惩罚的。国家之所以设立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打击人类社会永远不能避免的犯罪,惩罚力度越大,则打击效果越好,获得良好秩序的成本也越低。正是因为有这种内在的严惩冲动,所以国家才从制度层面上设立了几个机构的相互制衡,才设立辩护制度,防止惩罚过度,实现罚如其分。

然而,这只是应然层面。它的实现前提是刑事司法体制的每一个成员都忠于法律、忠于职守、都忠于自己的良心。

这个前提却恰恰是值得怀疑的,除非你敢保证任何一个刑事司法者都不收受贿赂。想一想大家耳熟能详的司法腐败,大家不至于骂司法腐败的时候拼命强调它的存在,大骂“没有好人”,而在讨论司法现实运作问题的时候,就忽略司法腐败了吧?

司法腐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腐败?那些腐败的司法从业人员会以怎样的方式卖掉手中的权力?

枉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受害人立场、站在社会保卫者立场上拼命重判被告人;一种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拼命轻判被告人。套用郭德纲的话,哪一种可以卖钱?

当然是后者!这个不仅仅是经验观察,道理也可以讲得很清楚,用脚后跟也能想明白!体制内的腐败分子如果想卖钱,只能是轻判被告人!只有这样,他们手里的裁判权力才能卖钱!才能寻到租子!而且,被告人获得了利益,绝对不会告发,告发后他自己会有双重损失:原罪加上本轮的行贿罪。所以,放纵犯罪,是体制内腐败分子最安全的卖法方式!

看到这里,大家想明白为啥这么多人都在强调轻刑了吧?

我们接着再回到让鲁山检察院来到火山口上的案子。说实话,我一看到这个案子出事,嘴角就是一阵英俊异常的冷笑。无他,这个案子出事,太符合规律了。强奸、与未成年犯罪几乎是刑事司法中腐败最集中、最高发的两个领域,集中在一块,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常说阳光是腐败的消毒剂,但有些东西就是可以合法地拒绝阳光。未成年犯罪和强奸是依法不公开审理的,它的详细信息外人几乎不可能得到,所以,你就无法判断量刑的轻重,也就是说刑事司法者可以更少顾忌。如果有贿赂出现,那么你能够更大概率看到一种挑战常识的结果。

另外,关于强奸,真应该另外写一篇长东西好好说道说道,算欠账,大伙给我记着,要是不记着,我也就拖来拖去把它托没了。今天只是想说,在强奸案子中,被害人是几乎不敢出面的,她们羞怯害怕,她们只敢把委屈往肚子里咽。在这里面,只要司法人员反复的让她把强奸过程详细的一遍遍叙述,就可能把她吓回去,让她放弃。

这个案子还要说道的就是所谓被害人谅解。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个被害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就为了几万块钱原谅了罪犯了呢?有些案子就是因为被害人谅解了,所以被告就保了一条命。这也是没办法,因为被害人首先要活下去,要获得赔偿,我们国家也没有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救助保险制度。所以我们要理解被害人此时的无奈。但我们要警惕的是如鲁山方面一般,在这种其实根本不是出于被害人保命治病等紧迫情形下调解的所谓赔偿(姑娘被强奸之后,主要是心理问题,其实花费不多)。这只是个幌子,只是在让被告人方面再支付一部分成本,为自己构建一个从轻枉法的幌子。让被害人完成心理重建,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法严惩,而绝不是弄几万块钱赔偿!

鲁山方面会说,我们只是搞了取保候审,又没有搞不起诉,我们最后还是要依法起诉到法院的。我们只是宣传失误,我们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巴拉巴拉。

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啊!

取保候审和轻刑化一样同样是律师和公知所大力倡导的东西,“判前羁押率太高”云云。这个我们同样不对它做规范意义上的分析,还是先只看它的现实运行。取保候审,不是一种结案方式,但它给犯罪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我这边我帮你办了很大的事情——大伙想,又不用自己承担责任,又能够让对方以为自己这边是把人放了,会怎么样?

不挑明了,大家自己想去。

大家再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回小编讲故事用力过猛,把这个案子弄得天下皆知,那么这个案子即便到了法院,它大概率后果是什么?

吐槽了这么多,该给出点技术性意见了。要给轻刑化、除罪化等白左观念除魅、解毒,要知道这些观念会导致怎么样的恶果,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理论性辩论,更需要国家从制度上建立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互通的机制。让法律人有共识的前提,是他们有共同的职业利益,如今这种森严的职业壁垒只会让律师越来越反体制,而律师在学者们的加持下,是会占据舆论场的主流。

一定要意识到体制内的司法职业者炫耀轻刑、除罪行为时背后可能有的贪腐动机,纪检监察机关一定要在这时候紧紧盯上。而且,如果能对刑事司法执业者进行最严格的财务监督,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个投入不大,把房产账户监控起来就行,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可以不对外公开,仅仅需要对监察委内部掌握就行。

把自己的交易冠以正义的名义,进而绑架公众的思考,让大家在不明就里中就跟着他走了,大概是某些法律从业者最隐私的诉求。然而,公众虽然好糊弄,虽然很多时候会跟着举胳膊,跟着走,但情感的底线还是有的。触动这个底线,就会引发猛烈的反弹,这反弹的力量足以将作俑者吞噬。鲁山事件就是如此。我们要珍惜公众这质朴的情感,但还要超越这种情感层面的反弹,要尽量冷酷的看到这反常后面的妖孽所在,找到我们的照妖镜,并想出我们捉鬼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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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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