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国:狗年春晚的中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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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春晚创作团队的角度想想,可能一秒钟都不用迟疑就会承认:这真不是人干的活。虽然只是一台晚会,但春晚要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要照顾的方方面面太多了,结果可能就是,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地方。

想到这一层,估计也就平和了,对春晚也就不会那么苛刻了吧。

春晚的节目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一部分节目负责欢乐喜庆,逗大家伙开心,过年嘛,总得让人笑一笑。照理说,逗乐这个事最简单、最直接,然而,这成了最难完成的任务。贾玲那个小品让人看着尴尬,蔡明那个小品简直就让人恶心了。

这就是观众怀念本山大叔的原因吧。本山大叔虽然俗,起不到什么教化作用,至少他能逗人笑啊。

春晚还要有一部分节目要主旋律,讴歌大好形势,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最新的政策共识,进一步确认上头定下的共同奋斗目标。狗年春晚上,新时代、2035年、工作作风转变等关键词都被融入到节目中。

对这部分节目,大家基本无感,反正本来的期待也不高。大家吐槽是色彩太浓艳了,几乎清一色的火红,有点晃眼。

春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凝聚中国人这个共同体,对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和想象。对这个问题,我刚刚在《看春晚,骂春晚,知道春晚了不起在啥地方么?》一文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狗年春晚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表现手法跟往年的春晚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外部世界。可以明显地看出,狗年春晚有一个鲜明的取向,就是把中国形象打造成“世界的中国”。

在我的印象中,每一届春晚都会安排一个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载歌载舞、欢庆新春佳节的歌舞节目。这样的节目寓意鲜明,就是宣扬中华民族大团结,表达的是“让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个美好愿望。

我们习惯说,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严谨地讲,年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一些少数民族也过年,但庆祝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少数民族则不过年,除了按国家法定假日放假,年三十也看几眼春晚之外,跟过年就没啥关系了。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过年的时候,邀请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在事实上相当于,老大哥有喜事,喊着哥们兄弟街坊四邻一起乐呵乐呵,促进彼此的感情。以庆祝旧历新年为契机的各民族大联欢,其实暗含着“中心—边缘”的关系。

在传统的表现方式中,“中心—边缘”的外延只扩展至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自然边界。换句话说,春晚通过载歌载舞想要塑造的感觉是,春节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团圆的节日。

但在这个狗年春晚上,开场阶段热热闹闹的歌舞节目《欢乐的节日》融入了来自国外的演员的表演,这些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英国——全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表演者与国内演员一起,演绎了欢天喜地的节日气氛。

再对照看“中心—边缘”结构,在这种演绎方式中,“边缘”进一步向外扩展了,“包纳四夷”的中国在范畴上扩大了。在这样的表达中,春节成了一个世界人民大联欢的节日。

对“世界的中国”这个意象做了更直接表达的是小品《同喜同乐》。这个小品很有意思,值得多说几句。网上对这个节目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基本是属于矫情,六小龄童演猴子你们觉得没问题,猴年春晚的舞台上一群一群的小猴子蹦蹦跳跳,你们也觉得没问题,怎么非洲兄弟演猴子就有问题了?贱人就是矫情,我们且不去管它了。

《同喜同乐》以中国承建的蒙内铁路完工为背景,故事情节是,负责培训乘务人员的郑恺准备与身为技术员的女朋友完婚,二人的婚期因为工程已经几次推迟,新娘的哥哥这次特地从国内赶到非洲为他们主持婚礼。这时候,一个非洲姑娘来找郑恺帮忙,因为她母亲逼她相亲,而她不想太早结婚,还想到中国来留学,就拉着郑恺冒充她男朋友。

于是,发生了一系列误会,当然误会很快就又消除了,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气氛。非洲母亲在明白女儿的心意后,表示支持女儿的选择,她说,中国援非医疗队救过她的命,如今中国人又把她的女儿培养得这么好,她爱中国。

外来的元素在以往的春晚中常有出现,比如演唱外国经典歌曲,以及外国面孔的演员登台表演。但今年的《同喜同乐》跟以往的那些节目都大不相同。

在以往的春晚上出现的典型外国人是加拿大人大山。大山是一类外国人的代表,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来资本来中国投资的大趋势来到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这些老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长着大鼻子、蓝眼睛的大山在春晚舞台上说相声,曾经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新鲜,纷纷惊奇这家伙的中国话说得比很多中国人还好。

来中国淘金的老外上了中国的春晚,在中国成为明星,是改革开放才能带来的新事物,但也带有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的特征。它象征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接纳,也提示着我们,那个时期的开放主要是单向度的。

可以说,在第一阶段的改革开放中,开放体现为中国打开门户,让外国人、外国的资本、外国的技术走进来。在那个时期,中国对外国人的感召力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关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中国人还是盯着外国的,力图从西方身上学到通往外来之门的钥匙。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大踏步地走出去了,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有些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与外部世界深入地打交道。以前,我们喜欢津津乐道外国人里面的中国通,现在,中国人里面产生了许多外国通。

《同喜同乐》的故事场景发生在非洲,出现非洲的中国人不是游客,而是深入当地的建设者,他们深度介入当地人的生活,改变了当地的面貌,同时传播了中国的影响力,带动当地人心向中国。

在作品的表现中,中国不仅是搞基建的好手,还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一向被帝国主义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带去希望。

作品是怎么表现非洲人的呢?仍然要借用“中心—边缘”结构才看得明白。

在发展的意义上,国内长期存在着“中心—边缘”式的读解范式,在这里,分别对应中心与边缘位置的,不再是前述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而是城与乡,西与中。城市代表进步,乡村代表落后;中国代表过去,西方代表未来。中国的发展与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人们奋发向上、力争上游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精神的刺激下,大家你追我赶,所以中国经济才活力四射。

《同喜同乐》中的非洲母亲惦记着让女儿早点相对象结婚。对儿女逼婚是中国中小城镇和农村的中老年妇女的典型特征,或者说,“上流社会”以外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非洲的中老年妇女是不是也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显然春晚的导演觉得非洲妇女就应该这样,他们应该跟中国的中下层妇女一样,婆婆妈妈。不过幸好还通情达理。

那个黑妞儿的想法是这样的:“当上了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这样的想法,放在任何一个打工妹的身上都适用,放在任何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的普通中国劳动者身上也都适用。

说白了,小品的创作者是按照来自中国乡村、梦想在社会流动中实现上升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来想象非洲人的。在这样的想象中,非洲的兄弟姐妹就被纳入到既有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被当做劳动力的后备军了。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小品中的贾玲的思维跟黑妞儿是一样的——听说西方国家做保洁工钱高,她立马就想过去干,挣更多的钱。

非洲人想到中国来,中国人还想往西方跑,这就是春晚想象能够想象的世界格局。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间,老套路的惯性仍在,还在把西方想象为流着蜜的圣地,这大概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扭转。但在中国与非西方的外部世界之间,想象则清晰起来,这些地方不再是遥远的、与中国隔绝的存在,而是被纳入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

费孝通先生在解释“差序格局”时以石头丢入水中来做比喻,石头入水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推。随着中国发展的脚步,涟漪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影响面越来越广了。中国人走出国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深入地联系在一起。文艺是对现实的反应,狗年春晚在创作上跟上了这个步伐,不但讲述中国的中国,也在讲述世界的中国了——非洲姑娘被想象成了进程打工的翠花。

在这层想象的背后,一个“中帝”的形象呼之欲出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再过一些年,春晚在非洲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方设立分会场,也不是不可能的。春节,将成为影响面越来越大的节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节日,成为世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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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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