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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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在未来发展的思路、历史传承的认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重要论述。这些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视野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完善中国的制度体系、克服当前面临的种种难题将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

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出席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总书记着重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号召,而且是对社会上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的回应。

“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容易传导一种误解,仿佛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开放的,是封闭的。在多年来的社会舆论和历史解读中,以这种方式描述改革开放前的观点并不鲜见。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将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甚至进行“根本对立”的产物,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关于对外开放,有两个重要的维度需要讨论。第一是开放的对象,即向谁开放;第二是开放的向度,即开放(开放意味着交流)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3个,其中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等。当时,与美国交往的大门也已经打开,距离尼克松访华已经过去4年时间了。

在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包括与国外频繁而紧密的商贸往来。一个简单的例子: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互通有无的平台,即便在“文革”期间,广交会的举办也未中断过。同样以1976年为例,参加春交会的客商为14 330人,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半年后,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15 326名客商参加了秋交会。这一阶段的开放还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1971年“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就是这个层面的交流结出的硕果。

著名现代京剧《海港》的一个情节生动地表现了这两种取向的交融与冲突:天气突变,暴雨即将到来,码头上一边是要出口北欧换取外汇的玻璃纤维,一边是援助非洲兄弟的玉米良种,应该优先抢救哪边?

改革开放前的对外交往较为偏重于非西方国家,这是当时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导致的,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中国的国际空间只能逐步拓展。如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到170多个,对外商贸的总量早已不是从前可以比拟,但可以看到与改革开放前一脉相承的清晰且连续的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后,与经贸关系往来的重心转移一起,对开放的理解也逐步发生了改变:开放变成了对西方的开放,又逐渐变成了对美国的开放。虽然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但频繁的交往仍是存在的,可是这些地区却从中国对外部的理解中隐匿了。

大众文化可以作为考量开放的一个参考标准。50岁左右的人,大都在年轻时代对来自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日本电影也曾风靡一时。但不知从何时起,外来文化与美国文化等同了起来,我们能接触到的来自国外的艺术作品被好莱坞大片垄断了。非美国的外国文化要想在中国获得足够的关注,大概只剩下两个渠道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诺贝尔文学奖。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不仅是对第三世界,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今,对外开放的双向性失去了,在“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中国成了单一的接受者,仿佛一切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进行改造。甚至在西方的文明、社会经济体制遭遇空前的大危机之时,“与美国接轨”的思维也没有被撼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等途径对外输出文化,但效果并不理想。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进一步推进这项事业的时候,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两个历史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得失。在此基础上,可以初步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外部世界不等于美国,亚非拉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吸取;第二,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应该改变与西方交流中的被动姿态,形成并输出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观——这有赖于中国对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真正确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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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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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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