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邓大人到香港走一走

欢迎关注李北方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批判与建设



一些红二代喜欢管邓小平叫邓大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也有用这种方式称呼他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借用一下这个称谓吧。不要误会,这是亲切的叫法,不是别的。

前几天发了一篇旧文,在按语里提到了我在邓大人逝世后的感悟。有一个地方写错了,1997年初,我在上大一,不是大二。那次课堂讨论中,除了我自己说过“没有邓小平我恐怕上不了大学”这种公知调调以外,我还记得我同宿舍的大忽悠(现在是新东方名师)的话,他说他感到最遗憾的是,小平同志没能如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在香港回归后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还说他去送了小平同志一程,北大学生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你好”的横幅。其他同学说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几天前,邓大人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又看到了跟大忽悠当年类似的说法,对邓大人没能实现到回归后的香港去看看的愿望感到遗憾。毕竟,邓大人逝世的时候,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半年了。

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邓大人能够到今天的香港走一走,看到“皇后大道东”的路牌仍然挂在香港街头,看到英国人在审判中国人,看到参与“占中”且有分裂主义倾向的人一个个回家而警察却被判入狱,他会有什么想说的呢?

这当然是没有办法假设的情形,所以,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并结合当前香港的现状,反思一下邓大人当年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利用邓大人的遗产解决现在的问题。

香港回归被描述成邓大人的主要功绩之一,主流的叙述让人觉得,收回香港从想法到谈判再到落实,全部是邓大人的功劳。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回归和改革开放一样,都是毛主席生前就确定下来的战略,毛主席也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那种割裂历史的叙述,是些马屁文人干的,未必符合邓大人的本意,也不符合习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关系的思想。

1974年,毛主席在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就谈起来了香港问题。在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视频网址:http://www.1905.com/vod/play/86369.shtml,也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观看)中,有一段对希思的采访,关于毛主席就香港问题的思想,希思亲口回忆说(56:35开始):

会谈中,毛主席说,现在我想谈谈香港及其前途。我说,希望香港平稳交接。他说,这也是我想要的,而且一定要办到。接着,他转向周恩来,又说,1997年时,你我都不会在了。所以我是当时在场的人中唯一看到平稳交接的。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而且是在1997年收回,是毛主席定下来的。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无论谁是毛主席的继承人,都有义务完成这个任务。

毛主席与希思的会见,邓大人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了。在《周恩来外交风云》中,播完希思的采访,接着画外音便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思路的邓小平,创见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97年7月1日,香港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这一说法也印证了邓大人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历史角色是毛主席制定的战略的执行者。

毛主席只定了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具体怎么办并没有说,没讲要通过“一国两制”的办法收回,更没有讲五十年不变。怎么收回香港,是邓大人决定的。

今天,香港的乱象反映出回归过程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关于香港,我懂得不多,只能简单谈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主权的涵义,以及主权与治权的关系。

清政府割让香港岛和九龙给英国,把新界租借给英国,依据的是英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对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不予承认,当年解放军打到深圳地界,按道理是可以一举打过去,从英国手中收复香港的。之所以没有直接收回,是出于策略考虑,留一个对外交往的桥头堡。

到了1997年,香港在对外往来方面的意义就不大了,可以收回了。之所以选在1997年收回,是因为正好新界的租借期限到了,有个由头,可以在和英国不闹僵的情况下进行交接。所以,当初没有武力解放香港和选在1997年收回香港,都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其实,中国是有权力想什么时候收回就什么时候收的(但那样的话,军事冲突恐怕不可避免)。邓大人在撒切尔夫人会见的时候也表达过这个意思,如果英国人企图搞事,那么中国就要被迫另做打算,在另外的时间以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

中国政府拥有的对香港的这个权力就叫主权。邓大人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在和撒切尔夫人谈的时候明确指出,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

邓大人对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据一位学者(不提名字了)的分析,邓大人在这里对香港问题进行了完整的定义:首先是主权,其次是治权,最后是过渡。根据这位学者的解析,邓大人对主权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主权权利”和“主权行使”区分开来了,也就是将主权和治权进行了隔离。他认为,这是对主权理论的巨大贡献。

主权学说是很深奥的学理问题,我理解得不够透彻。就我有限的阅读,我能理解的主权和治权的分离是这样的:根据现代政治理论,主权从上帝和君主那里转移到了人民手中,是谓人民主权说,但人民不能人人参与国家的管理,就通过代议制的方式选举政府,把治权交给政治家和官僚。在这个意义上,主权和治权完成了分离。

但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可以讲主权和治权的分离吗?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言,必然要包含中国对香港行使完整的治权,即,治权也是英国人不可以再染指的。可是根据邓大人的看法,主权是不能谈判的,但“1997年后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的治权部分,则可以跟英国人商量着来。于是,结果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写入了一大堆香港日后要如何如何的条款。

按上述那位学者的看法,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宣布的,不需要跟英国人商量。之所以发《中英联合声明》,是英国方面的要求,英国人要个面子,中国也给了这个面子。给英国个面子,保持两国良好的关系这个初衷可以理解,但《中英联合声明》的前两条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这两句话,面子就给足了,对吧?除了这两条,其他条款都是不必要的,其中就包括“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藉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这一类条款。这是造成直到今天英国人还在审判中国人的怪现状的原因,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后来起草基本法的重要依据之一。

如果中国收回了对香港的主权,那么治权也是完全属于中国的,1997年后如何治理香港是中国完全说了算了,英国人应不再有插嘴的份儿。如果两国关系处理得好,在过渡上配合得好,中方也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咨询一下英国人,毕竟英国治理香港多年,形成了一些经验,但不应该把怎么治理香港写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写进《中英联合声明》,就成了中国对英国的承诺,中国凭什么对英国承诺收回后如何治理香港呢,英国人算老几?

坚决收回对香港的主权是对的,但如何理解主权的内涵和外延是另一回事。回头去看,在香港回归过程中,中方工作人员对主权的理解是需要商榷的。在联合声明中对治港的方式做了限定,事实上形成了英国对香港治权的干预,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干预。因此,中国表面上收回了对香港的主权,但其实并没有收回全部主权。

《中英联合声明》还按惯例拿到联合国备了案,成了个国际条约。如今,香港的一些狗崽子们跑到英国去告状,要求英国出面干预香港问题,依据即在于此。

卢麒元先生在《香港的超级地租》等文章中也讨论过主权的完整涵义应该是什么。卢先生是财政金融专家,他认为,主权也包括经济主权;负责香港回归的中方人士当年对主权的理解不够深入,于是英国鬼子在过渡期间给中国挖了好多坑,以至于香港回归后,主权并没有完全收回。

主权问题需要该领域的专家深入研究。如果香港的主权还没有完全收回,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完成邓大人的未竟事业。

第二个问题,变与不变的关系。

邓大人讲,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这么讲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安抚各方,尤其是安抚香港人,以免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和人员的外流。今年,香港回归已经20年了,已经不存在安抚的问题。

“五十年”应该视为一个约数,只是取个整,“五十年不变”的意思无非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变的意思,不能机械地理解,好像非要等到2047年才可以考虑是否应该对香港的制度安排做改变。是否改变香港现状,要看是否有现实需要,现在看来,香港确有改变的必要。

在强调不变的同时,邓大人也谈过变的必要,他说过:

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坏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

完成香港主权彻底回国中国,是不是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香港人利益的改变?当然是。那么,这方面的改变就是必要的。

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治基础是“一国”,“一国”是通过“爱国者治港”来实现和保证的。香港的法官是不是在通过司法判决对香港进行治理?是,那么香港的法官就应该首先是爱国者。那个杜大卫连中国人都不是,能算爱国者吗?外国人有资格治理香港吗?

总而言之,香港的问题不少,到了需要好好想想,下个决心要做些改变的时候了。如果要变,不妨从把洋人逐出治港者的队伍开始。

如果邓大人真到今天的香港走一走,我相信他是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完)


您可能还喜欢:

被邓小平改变的中国

期待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

如何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健全地存活下来




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

行走与歌唱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李北方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

类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