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女青年“李云鹤”的跌宕人生

理解一个人,不要脸谱化。


现在提到她,很多人脑子里就是女沙皇、样板戏和整肃。但其实,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搞斗争的,应该说,“叛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形成的。


“有压迫就有反抗”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反抗就是叛逆的具体表现。


“叛逆”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阶级的叛逆就是“革命”。


一九一三年,她的父亲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开着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三十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二百多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

一九一四年,云鹤的降生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那个把小老婆当成生育工具的浓厚的封建习俗下,盼望再生个儿子的李德文,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母亲给她起名叫“淑蒙”,意思是让她纯洁无暇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去成长。她的父亲给她取名叫“进孩”,意思是希望能生个男孩,好传宗接代。但是她不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云鹤”。


母亲曾给她缠过脚,目的想使她长得端庄秀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畸形的审美观,以便长大后能找个好丈夫,嫁到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对此,她进行了反抗。她看到母亲容貌的俏丽,只落了个受歧视的父亲的小老婆地位,颤颤微微的三寸金莲,连躲闪父亲打骂的能力都没有。于是,白天母亲给她缠上脚,晚上就撕掉,于是她长着一副“革新脚”。


父亲在她心中的印象很复杂,她在晚年曾对人说:

“我父亲是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


这既反映了李德文年轻时很能干,充满了幻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反映了他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家致富梦破灭后的发泄,把大男人的烦恼转嫁妻子儿女身上。


给云鹤心灵留下巨大创伤的是一年元宵节,诸城潍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风风光光地过节,而自己却没有钱给孩子们买一盏花灯。带着满肚子的气恼,又喝了一点酒,回到家中就找事。母亲战战兢兢地侍侯他,不想一不小心失手打了一只碗,父亲找到了发泄的借口,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一味躲闪,父亲不能解气,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向母亲打来,先打在了背上,又打在了手上,竟打断了一只小手指,痛得母亲泪如泉涌。小云鹤在旁边吓得放声大骂,父亲给了她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从此,母亲背起云鹤走出李家,父亲也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尽管母亲在李家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离开李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靠给地主家当佣人维持生活,但她一心供云鹤上学,从没间断学业。所以十二岁的云鹤就小学毕业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对于童年的生活,云鹤后来回忆说:

“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年幼的云鹤看到母亲在李家所处的地位,所受到的打骂,所遭遇的歧视,几次劝母亲带着自己离开这个家,甚至离开后高兴地对母亲说:

“流浪生活与在家相比,犹如天堂呢。”


1936年,22岁的云鹤与母亲合影


1929年夏,15岁的云鹤考入济南赵太侔任校长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


作为有钱人的子女是绝不会上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只有那些贫困潦倒的穷人子弟,才投奔这样的学校。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戏剧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前来报名。而剧院的待遇正适合云鹤,她马上报了名,回家高兴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是去学唱戏,而戏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却全然不顾。


云鹤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毕竟是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云鹤天分不错,演《湖上悲剧》,充满激情,由此赢得富家子弟裴明伦的倾心,17岁的她在母亲的见证下嫁给了这位富家子弟,但是裴家却希望她做个严守礼教的旧媳妇,2个月后云鹤提出了离婚。


面对着的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中国现实,她的演出并不令自己满意,在畸形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烟台,既有西装革履的买办、阔少,也有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他们说演员是臭戏子,当成玩物,特别对女演员,更是肆意亵渎,污言秽语随便发泄,他们看漂亮的脸蛋,看阿娜多姿的身材,甚至专看女演员的大腿··· ···


19岁的李云鹤


对这些人讲究艺术,推广戏剧革新,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所以云鹤非常苦闷。她本想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来推广现代戏剧,改变人们的落后认识,一展改造社会、抨击有钱人、为穷苦人争口气的抱负,同时也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现在却到处碰壁,处处不顺心,自己刻苦学艺火热的心凉了半截。


出身于贫苦底层的中国女性,在二十世纪初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叛逆,进行造反,走上革命的道路;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她是前者,她鄙视后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她加入共产党。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黄敬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


假扮的夫妻不好当。首先要找个住处,向外人宣布同居,同时要告诉自己的亲属,一切要象真的一样。云鹤没有什么亲人无所谓,可黄敬就麻烦了。他家是名门望族,黄家那样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大家庭,那能容得下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而且是戏子做他们家的媳妇!


他们顶着压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为中共青岛市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


这对假夫妻只坚持了五个月。1933年7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本来黄敬隐蔽得较好,还能坚持下去,不想一个曾和他单独接头的叛徒供出了他,连青岛警察局也感到吃惊:

“黄敬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扒在电车上演讲的黄敬


19 岁的共产党员,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比幼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还难受。在青岛找不到党组织,就到上海找,上海不是党中央所在地吗?虽说临时中央去了中央苏区,但总会留下联络的地方,同时,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会帮助自己找到党组织的。


1934年9月,她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狱,“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同年12月被释放。


1934年黄敬回到了北平,爱上女记者范瑾。李云鹤在南方,在辛亥革命元老、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的介绍下跟影评人唐纳在一起。


六和塔下三对情侣,后排为李云鹤与唐纳,右一赵丹,中间是介绍人沈钧儒。


唐纳是温室里长大的人,只想过小富即安的日子。但云鹤的理想很大,不想过这种独善其身的日子。


俩人经常吵架,唐纳为她俩次跳黄浦江(未遂),每次都占据娱乐圈头条。


对此,云鹤专门写了一篇《唐纳和我为什么分手》,她这么写道:

“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以及我们的纠纷的)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日本人,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唐纳以为李云鹤是邱莹莹,能随便唬住,可惜李云鹤是曲筱绡加强版。唐纳这种软弱的小资产阶级,她打心底是瞧不起的。

“我不愿再为着这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的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唆了。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纵观整个30年代,这个来自四线城市的文艺青年,马不停蹄地在济南青岛上海飘荡,她经历得越多,就越坚信铁与血的信条:

“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因为畏惧别人的闲言碎语走上绝路,我一寸也不让步,他们把我当作一只可怜虫,认为可以任人践踏,不!我不是,我一千年也不会投降,特别是在阴谋诡计面前。”


1935年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 “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她无心再干她的演员工作,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负责人反映自己的苦恼,反映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的郁闷狂躁”。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在十里洋场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演艺界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的挺着,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顽强地生活下来,最后排除万难投奔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而在距离上海1500公里的延安,另一位曾经的边缘人物,同样意志坚定地去坚持理想,蛰伏在西北积蓄能量。


命运的骰子掷下,两人终将相遇,留给他们释放能量的舞台,已经在冥冥之中搭建了。


下面,我们来严肃批判一下她的歌声、书法和摄影作品吧——



学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战士

飒爽英姿女民兵

晚霞与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拍摄位置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


此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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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青年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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