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自传——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九死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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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如同江水,奔流入海。

——文在寅

(本文真假参半,大家当故事看就好)

1、贫穷岁月

我是文在寅,1953年1月24日出生于庆尚南道巨济郡。

巨济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因为离开的时候年龄太小,我对那里基本上没什么记忆。

当时,父亲干体力活,母亲做小买卖,在巨济低价买入鸡蛋,背着我走路到釜山去卖。靠着这些家里有了积蓄,稍微攒了点钱,父母就在我上学之前把家搬到了釜山影岛。

到釜山以后,父亲做的生意是从釜山的袜子工厂进货,然后卖给商贩。可是他做了几年生意,只攒了一堆未能收回的欠款。好多商贩都破产了,他也欠了很多债。

父亲生意失败后,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母亲几乎也没什么挣钱能力,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那时不光我家穷,所有人家都很穷。

上小学时,我并不显眼,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性格内向,成绩也不好。

一直到五年级,我对成绩不怎么上心,父母看了成绩单也没批评过我。

那时上初中还是要考试的,所以上了六年级学校就放学很晚,几乎天天都有考试,还经常有模拟考试。直到有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夸我成绩非常好。

他告诉我如果去他家上课外辅导肯定能考上一流学校,让我回家把这话转达给大人。可是我知道我家根本没有钱,所以回家以后,我也根本没提这件事。

1964年,我考上了当时釜山地区最好的学校——庆南中学。

我所在的小学能考上这个中学的学生没有几个,父母也是打心眼里高兴。这可能是我出生后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

考初中这道坎儿过了,考高中就轻松多了。

庆南中学位于市内的富人区,学生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

第一次去了朋友家里,看见人家的房子、院子,还有家具,惊得我目瞪口呆,这些对我来说简直是太豪华、太奢侈了。更要命的是,同学家里干活的人管他一口一个“少爷”地叫着,看到这些,我就更是没了底气,变得畏手畏脚了。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从心里比别人矮了一截。

过去的小学里穷人家的孩子很多,我的零花钱跟别的孩子比,是天壤之别;玩的文化也完全不同,我很难很难玩到一起去。

于是,我只能把我所有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我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学校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家看。在初中、高中的六年里,我确实读了很多书,读书让我了解了世界,体察了人生。

我上高中时,大学生还不像今天这么多,上了高中就算是很有知识的了。

高考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进历史专业的,但是班主任和父母都反对,理由是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进法学院或者商学院。

无奈之下,我只能改换方向,结果——我落榜了。

1972年,我在重读之后才考上了第二批招生的庆熙大学法学院。

2、投身律师

那个时候,时局越来越黑暗。

在大学一年级时,朴正熙(朴槿惠父亲)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他不满足于通过三选改宪延长执政期,干脆就是要永远执政下去!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先是大学生反维新斗争热潮,紧接着就是在野人士、基督教界、舆论界的自由言论守护运动,让人感觉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大学三年级的秋天,我们学校爆发了占领示威,我和一些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策划反对维新的示威。我所在的小组负责起草宣言,宣言由我来起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这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其他学校的示威宣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宣言是怎么写的。

当时,如果学校发生了示威,一般每个学校要拘留三个带头的学生。我们自己确定了以我为首的三个人,并统一了口径。

示威结束后,我们自己主动走出来,接受警察的拘捕,拘禁在清凉里警察署拘留所。

被拘留的同时,学校的处分也来了——开除学籍。

我被西大门看守所收监之后,内心反而很平静。唯一令我痛苦的就是对父母的愧疚之情。家里那么穷,费那么大力才把我送进大学,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始终忘不了母亲跟着押送车奔跑的一幕,后来母亲来探视我,我见到她也完全是愧疚和自责。她好像问过我:“就算是再正确的事,为什么非得是你去做呢?”我对此无言以对。

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两年后,我被释放刚不久,参军入伍的命令又来了,就是强征入伍。

我觉得服兵役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恢复学籍,入伍反而是件好事。

军队的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有很大帮助。入伍之后很多事都是平生头一遭,真到做的时候发现也都能坚持下来。这将我培养成一个更为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我回家了,情况却很尴尬,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堪、最束手无策的一段时期。退伍了,可复学却没有希望,毕不了业,在家休息也不是,找工作也不是……

1979年10月爆发了“釜马抗争”,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遇刺了。

1980年1月,我们开始和学校讨论恢复学籍的事,我被推举为复学生代表,同年3月初,我们恢复了学籍,我终于再次回到了校园。

随着18年军事独裁的结束,首尔迎来了“首尔之春”,校园里也是春意盎然。但是,在庆熙大学1980年新学期刚开始,就卷入了针对大家族财团的“学院民主化斗争”,学校采取的对策就是长期停课。

停课期间,学校里每天都是学生示威,要求财团下台。

我也参加了示威,在我被拘留了二十三四天的时候,接到了意外的喜讯——我通过了司法考试!

1982年8月,我完成了司法研修院的学习,申请做一名法官。

我在研修院的成绩排名第二,在结业仪式上还得到了“法务部长奖”。那时候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不多,从研修院出来后只要你愿意,就能当上法官或者检察官。因此,我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当不了法官。

的确,我在大学时因组织示威活动遭到过拘禁,但那是反对“维新”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维新”是错误的。我以为新一任政府不会批评反“维新”的示威了,实在没想到这一经历会成为当一名法官的资格限制,我没有通过面试的审查,无法被录用。

当时的法院行政处处长是大学时教我民事诉讼法的恩师,他听说检察院能录用我,就劝我先去当检察官,当两三年检察官后就可以摆脱身份限制,再转行做法官。但是,我并不想当检察官。

过了很久,无奈之下,我决心做律师。

在那个年代,只要从司法研修院出来,就是检察官或法官,直接做律师的人少之又少。我的成绩还不错,我要做律师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开了。

好几家有气名的几家律师事务所都给我抛来了橄榄枝,我去了几个地方,听了他们的方案。应该说,对方给出的条件相当不错。

他们说给我的报酬是打破常规的:提供轿车,工作三年后还能送到美国的法学院留学。

老实说,我有一点心动,但还是觉得这和我所想象的律师职能大不相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上大学时搞过学生运动,而是我为自己描绘了成为一名法律专家的蓝图——即使不做人权律师,也应该深入到普通百姓之中,帮助那些有冤屈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眼前这些机会选择却并非如此。

拒绝了检察官,我决定当一名普通律师。

就这样,我遇到了卢武铉律师,没想到这次相遇竟改写了我一生的命运。

3、命运让我们相遇

第一次见面时,卢律师还很年轻。

1978年他开始当律师,在我出现之前,他是釜山参加司考最早、最年轻的律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最重要的是他那与众不同的气质。

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同质感”,就是感觉他和我是同属一种素质和气质的人。

我记得当时我们面前各有一杯茶,两人谈了很多很多,我讲到自己上学时示威游行,被开除学籍,又被拘捕,因此没当上法官,等等。

卢律师对我因学生时代参加运动而未能当上法官颇为愤慨,还谈了他的理想,他说自己要做一名干干净净的律师。

他的这番话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当天我们就决定一起合作,于是就有了“律师卢武铉、文在寅合作法律事务所”——就在这里,就是这个瞬间,我开启了我的律师生涯。

此时此刻,我与他命中注定的相遇,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

那时整个法律界的从业人员不多,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也不多。

当时的釜山虽说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但律师并不多。登记在册的律师一共不超过100人。除掉只登记实际上并不活动的律师,能够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不超过50人。我们只要用心,是可以建立诚实、努力的好口碑的。

很快,在釜山律师界中,我们成为一大热点。

两人都很年轻,经历也很特殊,这样的两个人经营釜山地区唯一的合伙人法律事务所,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这更督促我们要加倍小心、百分之百地努力。

逐渐,我们就成了釜山地区劳动、人权辩护的核心力量。

那时不仅是釜山,附近的蔚山、昌原、巨济地区没有人权律师,这些地方的劳动案件也有很多,我们也是来者不拒。

不知不觉,我们成了釜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劳动、人权律师,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也成了一个核心,几乎总揽了以釜山为中心,涵盖附近的蔚山、昌原、巨济等地的劳动、人权案件。

随着我们的事务所包揽各种政治案件,我们也逐渐接触到了各地区的在野人士(政治人物)。

事实上,在我和卢律师合作之前,他已经受理过两起政治案件,“釜林事件”和“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这两次辩护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

自从受理了政治案件、参与了在野民主化运动之后,卢律师和我一直特别注意一件事:我们自身要干净。

我们太清楚当时独裁政权惯用的伎俩了,那就是抓住对方的弱点、瑕疵加以威胁,让对方不敢出声。大搞背后调查,挖出对方逃税、私生活不检点等问题。如果自己持身不正,丢人现眼这不算什么,弄不好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民主化运动事业,所以我们小心谨慎,不做任何违背良心和正义的事情。

卢律师就像第一次投身学生运动的大学生一样奋不顾身,激情澎湃。

“我是律师,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底线”。

不仅是我,所有人都是如此。

但卢律师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为自己设限,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他就会去实践、去行动,后来进入政界的卢武铉也是如此。

4、卢武铉总统

由于我们在律师行业积累了极大的声望,而且不断的接触政治人物,于是自然而然的走向了政治的道路。

那个时候,我对政治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卢律师不一样。

在我看来,至少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像卢武铉律师这样奋不顾身、热情百倍地投身于斗争之中的,没有第二个人。我们都支持卢律师进入政界。

1988年4月,卢律师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他是作为釜山民主化运动的代表被派去首尔的。

那次选举活动中,卢律师使用的选举海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张黑白照片,背景是釜山东区贫民区的板房,卢律师的形象很朴素,但是目光坚毅地站在那里。选举口号是“人活着的世界”!

卢律师做了国会议员之后,不能再用那个选举海报了,但是当年的竞选口号“人活着的世界”却一直沿用下来,甚至他当了总统,卸任之后,为人题词还经常用这句话。

也许他觉得即便自己当了总统,距离“人活着的世界”还是很遥远,所以这个理想一直有效。

卢律师刚当选就成了国会听证会的明星,让我们备感骄傲。

虽然这一时刻备感光荣,但是挫折与痛苦也随之而来。每当我看到他遇到挫折、无比痛苦的样子,就后悔当初赞成他进入政界。

每当身心俱疲的时候他也会开玩笑似的说:“是你们让我搞政治的,你们总得对我负责吧!”

其实,我也有那么两三次劝他重新做回律师。

国会议员落选时,我也劝过他:“不是让您永远放弃政治,与其受苦受累地在国会外活动,不如重新做律师,一边搞人权律师活动和地区活动,一边打好地区根基。什么时候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再出来参加选举,这样不是也行吗?”

但是政治这个东西,一旦涉足,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彻底远离政治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他放弃钟路选区,在釜山江西选区参加竞选,他对我说:“如果这次失败,就再也不搞政治了。”

结果,他落选了!

或许,一切都是命运早已安排好了吧!

虽然他落选了,但却奇迹般地感动了国民,大家觉得他是讲原则的政治人,收获了大量的支持与声援,这些支持与此前不一样,这些是集体性的,充满对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期待。这一次超越了单纯的支持,引领着他走向那条大道——总统。

2001年9月6日,卢武铉在釜山正式宣布将要竞选总统——他做着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我干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活。

卢律师离开律所后,我留了下来,我要一个人处理此前我们二人共同承担的任务。

那时工作很多、很累,却是我生活中最为安定的一个阶段。我不敢说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到了极致,但是感觉在个人与社会责任感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卢武铉在国会活动的时候,时而因经费不够联系我,我除了借点钱,别的忙也帮不上。

卢候选人正式踏上了自己的大选之旅,但是他的道路却与众不同。周边的参谋们劝他应该培养组织,准备资金,可是他却召集了各领域的专家,组成学习小组,努力学习国政运营的相关知识。

卢候选人在竞选时所表现出的卓越的辩论能力与当选总统后展现出的非凡智慧就是通过那段时间的学习取得的。

他的演讲完全可以说是精彩绝伦,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的语言在政治演说中如此具有感染力!

围观的市民完全沉浸在他的演讲中,连我也重新做回一名普通市民,与所有人一起沉醉,一起感动,一起疯狂。

决定2002年大选命运的关键一天,不是大选的当天,而是大选的前一天!

就在选举前一天夜里,郑梦准突然宣布取消候选人单一化约定,撤回对卢候选人的支持。一时间全局震动,竞选氛围惨淡,一切好像马上就要崩盘一样。

首尔的几个主要人物全都劝卢武铉直接去找郑梦准。

他们劝不动卢候选人,就给我打电话。

前任议员金元基说:“我们怎么劝,卢候选人也不为所动,居然还睡觉!”

大家想让我把他叫醒劝劝他。

他最终还是去了,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电视上他凄凉地转身回去的情景反而让支持者们出离愤怒了。

第二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个,鼓励大家去现场投票来提高投票率。

当时,釜山对策本部的电话小组本来在一天之前已经解散了,情急之下我们把人又重新找了回来。不仅是电话小组的人,对策本部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拿起电话打给自己认识的人,鼓励对方去投票。

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这样做,后来发现很多国民也都在这样做。

第三天,民心所向,我能感受得到。

选举对策本部办公室每到整点都要拿投票率与民调结果进行分析。通常上午去投票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士,我们落后是很自然的。

到了上午11点左右,民调结果虽然还是落后但是出现了不一样的趋势——差距在明显缩小。过了下午一两点,已经有人判断我们会赢。

下午的民意调查出现了彻底的逆转,我们有信心了。

下午六点,对策本部所有人都坐在办公室电视前。

最终的民意调查结果发布了,与预想的一样,我们取得了胜利!

所有人都抱在一起欢呼,庆祝胜利,有人还高兴得哭出声来。我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之一。

当选的消息一经确认,人们都欢呼着涌上街头。釜山完全是一派节庆气息。大街上挤满了并肩前进的人群,他们拥抱彼此高呼万岁,或大声歌唱,或高喊口号来庆祝胜利。

这天,我是多么想走进人群,跟人们一起庆祝啊!

5、“三进”青瓦台

2002年大选胜利的余热久久不能冷却,在卢当选人政治意义上的家乡——釜山,更是如此。

2003年1月13日,我与李镐哲一起见了卢当选人。卢当选人首先开了口,想让我担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他说除了我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也委任了工作给李镐哲,请他也出来帮忙。

我无法当场回答,请他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李镐哲也是如此。

卢当选人可能是看到我们俩都含含糊糊的,不是那么痛快,就说:“是你们让我搞政治的,还让我当上了总统,你们是不是也得负点责任啊?”

回到釜山,我考虑了一个星期左右。

一直以来,我都顶着人权律师的帽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批判权力,对于处理国政和行政的经验,我是一点也不具备的。

作为一个搞法律的人,我只知道法律,对于国家政务我无异于白面书生。政治的世界我不懂,参与都没参与过。如果做了民政首席,我该帮他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帮他完成他想要的改革呢?

我思考了很久。

他只是说民政首席这个职位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知道卢当选人的意图,想要脱身就更难了。

我自己也认为民政首席的工作要植根于法律的土壤,可以把它看成是法律活动的延伸。我当时还天真地想:两眼一闭就当这一两年“我死了”,干完之后,再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就行了?

于是,我联系了卢当选人对他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对政务判断能力、职责之类的也不怎么清楚。但是办坚持原则的事情我还是可以的。如果您觉得就是要我起这个作用,那么请您用我吧。”

然后,我又提了两个条件:“我就只做到民政首席……请不要让我参与政治。”

青瓦台的生活既辛苦又煎熬。每天工作堆积如山,还要随时关注舆论报道,更累的是一旦出了什么事就得接一整天记者的电话。

工作第一年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大。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从没体验过的生活,从没干过的工作,想要干好的强烈欲望,还有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都伤害了大家的健康。特别是总统,他可以说到了工作中毒的程度,在工作问题上几乎不照顾下面人的状态。没人受得了这种工作模式,过了一年左右,很多人都累得不行了。

如果仅仅是身体和精神的类话,那么也没有什么,但是政治的残酷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朴槿惠和李明博领导的大国家党不断的对我们发动政治攻击,其中调查大选资金是最重要的部分。

从安熙正等总统身边的人开始,帮助总统赢得大选、执掌国政的功臣们都一个个被调查。

总统公开表示同意接受调查。他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选举陋习,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但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终结!”

受到司法处理的人也都很可怜、很冤枉,这里以安熙正为最。就因为竞选过程中是他负责选举资金,再加上那拉综合金融案件,所以他总是成为众矢之的。为了不给总统增加负担,有一些问题根本不是他的责任,他也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眼睁睁看着安熙正的家人也跟着蒙冤受难,作为民政首席,我却只能袖手旁观,连我都恨我自己。

不仅是安熙正,一想到姜金源、廉东渊、郑大哲、李相洙、李在汀等人所遭受的苦难,我就感到无比愧疚。

总统竞选时,我担任了釜山选举对策本部长,我和他们能有什么区别呢?

要说有区别,只是因为我找了专门的会计,自己没有直接碰过钱而已。

所有人都为了守护总统而牺牲了自己。为了尊重总统的政治决心,帮他彻底涤清一个时代的陋规及残渣余孽,每个人都欣然背负起各自的十字架。

虽然我不愿涉及政治,但是很多事并不能以我的意志而改变。

由于我这个民政首席的原则主义让很多人非常不满——面对检方的调查,我没有帮他们的忙;对于党内的人事请求,我也没答应——很多人想要把我赶出青瓦台。

到了2003年12月,人们纷纷开始讨论即将到来的下一年国会议员选举。党内开始出现针对我的“征伐论”,他们想要让我参加议员选举,以此把我赶出青瓦台。

虽然总统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也希望我出来竞选国会议员——在这一点上,即使他不说,我也能感觉得到。

民政首席职位让我偏离原来的生活轨道太多,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我一点都不想进一步涉入政坛。我想干脆连这个民政首席也不做了。

我觉得我无法再帮助他——明明知道总统的想法,还赖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也不合适。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明了去意。

2004年2月12日,我正式辞职了。

进入青瓦台将近一年了,我终于感到了解放——虽然对总统和其他仍在青瓦台辛苦奋斗的人有些愧疚,但是我也只能选择这样了。

然而,命运又怎么会如此眷顾我呢?

我好不容易重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所以立刻就与妻子去旅行了一趟。

然而,就在我们旅游期间,听到了总统被弹劾的消息。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大国家党在总统就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提到过弹劾。就在我辞职前不久,民主党代表也提到过弹劾。这种政治上的进攻是常有的事,我猜这次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没想到弹劾决议真的通过了。

弹劾决议通过了,那么则意味着政局一定非常混乱。

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再若无其事地继续旅行呢?

我决定先回去看看情况,然后再继续旅行。

我回国不久,总统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我看到网上反对弹劾的言论铺天盖地,也有人主张让总统道歉,撤销弹劾议案,以解决问题。因此,我以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至少能表示一下遗憾之情,做出一些缓和性的、妥协性的表态,也好给在野党一个名义,可以对弹劾议案不做任何处理或干脆撤销。

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总统的态度依然那么强硬,讲究原则,这反而激起了在野党的战意,真不愧是卢总统啊——处境越是艰难,就越是坚韧,遇山开山,逢水搭桥。

总统委托我组织“弹劾事件总统方代理人团队”,全权负责法律上的应对工作,我能不答应吗?

随后,我组织了代理人团队。

当时我们真是组建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最强阵容。

我们对法庭辩论也进行了分工。每次庭审,对要发言的代理人的人数和顺序、发言的内容、突发情况的应对等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都是一起讨论后再上庭。

5月14日,宪法法院的审判结果终于出来了——弹劾请求被驳回。

我与连日来一同并肩奋战的几位代理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就这样,弹劾审判结束三天后,我又回到了青瓦台。

不过,这次我的身份是市民社会首席,总统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出任这个职位。

总统说,首席这个职位就是为我准备的,让我必须担任。

既然总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做了两届民政首席,但有几件事始终未能做成,留下了遗憾,其中就包括高级公务人员腐败调查处设置未果,以及《国家保安法》废除失败。

2006年5月,我又辞去了民政首席一职——总统之所以接受,是希望我能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助一臂之力。

任期的最后一年,即2007年,总统再次召唤我,让我出任参与政府青瓦台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我“三进”青瓦台。

我真心不想去。

老实说,我现在想要的是自由,想要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去,我再也不想与政治有任何的关联。

由于总统在对美关系方面坚持不轻易低头,在对朝政策上处处和美国唱反调,不同意美国对朝制裁和动武,还撤掉了亲美外长。他要求美军撤出首尔、撤离韩国,强令驻韩美军不得卷入东北亚争端。他还坚持要求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打造自主国防,抛弃以往奉行的冷战阵营外交。

而在对日关系上,总统反对日本政府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肆意修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侵略历史、染指独岛、参拜靖国神社等行径,他打算清算亲日势力。

就这样,总统受到了亲美势力和亲日势力的共同“围剿”,尤其是朴槿惠和李明博的大国家党,他们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和方法打击总统。

那个时候,卢总统已经失去了民意了,连任的希望已经没有了!

政治就是这么残酷,当时总统政治处境艰难。

这个时候,我不能再置身事外了,我心里想:干了又能怎么样?就跟着总统干到底吧!

我不能不如此悲壮。

6、李明博当选总统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李明博和朴槿惠等人的攻击中,民众对我们的评价都非常无情。总统的支持率很低,我们的党也分裂了。我们阵营创造的新政权应该说是以惨淡的失败收场。

局势已经无法逆转了!

在大国家党看来,只要稳稳当当的,不出什么差错,下一届政府应该是自己的,所有只要是有变数的事情他们都绝对避免,即使是自己执政后对自己可能有利的事情,他们也尽可能避免。

反过来,执政党则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费力气去做对大国家党有利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抵触情绪很强烈。所有人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眼睁睁地看着有利于国家的大好机会从眼前溜走,真是令人扼腕。

但卢总统不这么认为!

到了任期末,我们一直推动的韩美FTA(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赞成与反对双方尖锐对立。总统与参与政府处理问题时初衷始终在国家利益上,落脚点也在国家利益上,而李明博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得不做出各种让步政府则破坏了原则,导致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土崩瓦解。

当时保守阵营与保守媒体纷纷表示忧虑,好像一旦与美国意见相左就会天塌下来一样,他们疯狂的攻击卢总统,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

2007年8月20号,李明博以约8.1万票击败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代表大国家党参加2007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007年12月19日,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以49%的得票率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2007年12月21日,我以总统秘书室室长的身份拜访了李明博当选人,向他表示祝贺。李当选人对我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友善,他告诉我:“一定会对前任总统以礼相待!”同时,他嘱咐我把他的这个意思转达给总统。

我天真的以为李明博说的真话。

2008年2月25日上午李明博在首尔正式宣誓就任第17届韩国总统。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青瓦台了,我已经身心俱疲了,曾经那么努力地工作,但最后觉得一切都是虚幻。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离开了政治。

回釜山是当然的,但比起釜山市区,我更想回到釜山周边的农村去——峰下村。

我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远离这个世界,也有自我发配的意味在里面。

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首尔站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很多人要陪总统去峰下村,也都上了火车。

总统说没有那个必要,阻止大家上来,但前任及现任部长、副部长级的人,还有青瓦台的工作人员,很多人都上了火车。

回到峰下村的总统也过着农夫的生活,我偶尔会去峰下村看望他。如果有人拜访总统,场合比较正式的话,我会去陪同,他有什么公开活动,我也去随行。

我每次过去心情都很好。

7、政治迫害

李明博当政后,由于过分的亲美、亲日,人民日益对其不满,很多人开始怀念卢总统了。

来峰下村的游客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喜欢高声呼唤总统。

卢总统卸任以后人气不降反升,这在李明博政府眼里都被解读为带有政治色彩,成了后来各种不幸的前奏。

但当时,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到。

李明博过分亲美,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出卖了韩国的国家利益,大量进口美国牛肉,乃至全国都爆发了烛光示威。

当时卢总统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克制。即使李明博政府连日发言,把责任都转嫁到卢总统头上,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依然尊重现任总统,考虑着别人的感受。

总统和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烛光示威的后续就是政治报复,报复的锋芒直逼我们。李明博政府已经开始对卢总统产生憎恶与仇视,他们还怀疑烛光示威的背后是我们在指使!

政治报复始于对参与政府人员进行拙劣的背后调查。前任总理李海瓒与韩明淑、前秘书室室长李炳浣、前教育副总理金秉准周围的人也公然被带走,挖他们的问题。如果在本人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开始随便乱抓,甚至是逼迫他们周围的人就范。

总统当然也听说了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经受的遭遇,但他对此一律不做任何回应,只是告诉人们尽量不要来峰下村了。因为他觉不想那些人因为来看他,被人家盯上。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是多么焦虑、多么痛苦,否则他怎么会在遗书中写道:“因为我的缘故,让太多人受太多的苦了。”

复仇的刀锋悄悄转向了总统本人。首先是用总统留下的档案羞辱他,然后又开始拿大米补贴的问题做文章,他们想把自己做的错事全部转嫁到卢总统的身上。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李明博政府与卢武铉政府以及峰下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对立了!

在调查完前任政府人员后,他们又把目标转移到总统亲近的人。

立德医院的李向浩、金修景会长接受了税务调查,紧接着创新纤维的姜金源会长也接受了检方的调查,最终遭到了拘捕。

随之,总统的兄长卢建平、总务秘书官郑相文和夫人也成了调查的目标。

为了应对这些事件,我开始频繁前往峰下村。前民政首席全海澈、郑宰星律师还有我,主要负责法律上的应对事宜。

事实上,总统夫人和兄长的案情,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知情。

我们为了掌握案情向夫人再三询问,夫人逐渐吐露了详情,我们这才有所了解。如果换作平时,总统一定会大为光火,高声训斥,但当时一次也没有。

他对我们说:“最终都是我的错。我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会赚钱,不能给他们任何未来的保障,所以我妻子与郑相文秘书才会这么做的。这都是我的错。”

他还说:“我搞政治搞得久了,我得到了锻炼,但我的家人没能接受锻炼。”

总统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虽然他当时毫不知情。他让郑秘书说是他指示秘书这么做的,郑秘书没有听他的话。于是总统干脆写了文章,说事情是自己干的。不久以后他又把文章传到了网上,还说“大家应该抛弃我”。

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他还直接向我吐露过这种心情。

他对自身要求严格,近乎到了道德洁癖的程度,我太清楚他这样的人要接受那种现实有多么困难了。

虽说当时有些难堪,难免让人担心,但我也只能企盼他们靠着最终会被宣判无罪的信念,挺过这段痛苦难熬的岁月了。

2009年4月30日早晨,总统到首尔大检察厅接受调查,这是耻辱的一天。很多人聚在一起,想阻止总统前来。

夫人一言不发,强忍着泪水,总统面无表情。

那些特地赶来给总统加油的人,还没等安慰总统,自己就已经哭成一团。反而是总统为了让他们安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各种笑话,努力活跃着气氛。

总统是怎么一步步陷入今天这种困境的?

我能够理解总统。

他一直以来太穷了。贫穷让他拼命学习,贫穷让他走上了人权律师的道路。如果不曾贫穷,他可能就不会去关注那些像他一样辛苦的人们。

他抱着一颗质朴的心要帮助穷人和那些被压迫的人们,于是走上了人权律师和民主化运动的道路。政治只是它们的延伸而已,正是对政治的真挚和热忱让他当上了总统,但他依然没能摆脱贫穷。

即使峰下村地处偏僻,地价如此便宜,他也没钱盖房子,建筑费用还是找银行贷款的,也找朴渊次会长借了钱。

一切的一切还是因为总统根本没为自己卸任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才发生了这么多事。

8、卢武铉总统自杀

噩耗突然传来。

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在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私宅后山猫头鹰岩跳崖自杀。

接到总统噩耗的同时,无数自责涌上了心头。总统去世前一周,我没有去峰下村。

当时,我觉得让总统休息休息似乎更好。

更何况那段时间,无论是总统还是律师们,都坚信即使检方起诉结果也肯定是无罪的。任何人都想不到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抛弃掉。

人们不相信这个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发问。

很多人怀疑,他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

连我都无法相信的事,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无论是国民,还是记者,没人能相信这是总统自己的决定。

总统死了,死于政治谋杀。

他的死凝聚着他所信奉的价值和他的精神所遭受的挫败。平凡的人们曾经从他的身上找到了政治理想,现在他们的理想也与他一起倒下了。

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度过了无比孤独的时光,一直到最后下定决心,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在他的身边。

当刚看到遗书的巨大冲击渐渐消退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这封遗书的?

或许他认为只有自己死了,才能让一些人放心,才能保全更多曾经支持、跟随他的人吧!

这就是政治!

残酷的政治!

在这几年中,我已经见识了太多太多了。

……

遗体告别仪式简直就是眼泪的汪洋,超过50万人一起参加了路祭。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起唱歌,一起呐喊,一起哭泣。我哭得昏天黑地,根本不知道舞台上都发生了什么。

不管怎样看待他的去世,既然有这么多国民来参加葬礼,我们就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他死亡的意义。

国民创造了一个新词——“未守对”(未能守护您,真对不起),用来表达愧疚与悔恨交织的复杂心情,我觉得应该让所有国民一道,共同护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大国家党党代表朴熺太、前任党代表朴槿惠、国会议长金炯旿等执政党的人,以及韩昇洙总理等政府方面人士也来到峰下村吊丧,就被人群挡在了路上。

9、卢武铉之影

卢武铉总统在任期内算是做到了鞠躬尽瘁。人们可以说他能力不足,或者想法不周全,但他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绝无半点私心杂念的。

我个人也是一样的。想当初我对国家政务完全没有经验,连民政首席室是个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正是因为我此前工作努力,毫无私心,才能够担负起交给我的这份重任。

在我的人生中,卢武铉是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的生活肯定跟现在大不相同。

从这一点上来看,一切都是命运。

卢武铉总统的去世与李明博政权的严重倒退成了国民新的话题。很多人为国家的未来担忧,我也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为此深表忧虑。

我知道我应该做点啥了!

我和卢武铉有着相同的梦想,但一直以来,我都“躲在”他的身后,人们都称我为“卢武炫之影”。

或许,我是懦弱的!

哪怕在卢武铉隐退后,我从内心深处依旧希望他哪天能够东山再起,然后我们再一起实现我们未曾实现的理想!

但是,如今他已经去了!

实物没了,影子还会存在吗?

当然,存在!

他太累了,该休息休息了!

那一刻,我决定不再做“影子”,走向前台,去实现我们未曾实现的理想——以前我一直是他的“影子”,现在让他在天国做我的“影子”吧!

2011年5月23日,卢总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时,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长官、次官、青瓦台首席秘书以及民主党的重量级议员几乎全体出动游说我参选总统。

而我凭借着“卢武铉之影”,在党内和民间的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012年,我参选总统!

但是,最终以微弱的劣势败于新国家党提名的朴槿惠。

10、当选总统

失败、挫折,对我来说早已不算什么了,我已经经历了太多了!

这不足以打败我,我需要的是时机!

终于,机会终于来临了!

2015年朴槿惠在美国的极度反对下出席了中国抗日战争参加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再加上与中国签订《中韩自贸区协议》、《中韩货币直接交易协定》等,严重侵害了亲美势力的利益。

于是,亲美势力对朴槿惠进行施压。

(特别说明:朴槿惠的新国家党有“亲美反中(反朝)”的传统。)

他们紧紧的抓住“世越号”沉船事件不放,朴槿惠承受巨大压力,最终没能顶住美国和党内亲美势力的压力,不得不让“萨德”进入韩国,她希望用萨德入韩这种亲美政策来换取美国停止对朴槿惠政府的舆论攻击,从而延续其政治生命。

但是,朴槿惠的愿望落空了,她的转向引起韩国财阀集团和中国的强烈反弹。

随后,朴槿惠“密友干政门”被曝光……

这时,朴槿惠无论是国内、国际上的声望都已经“一落千丈”了!

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016年11月,我带领党内人士和反朴槿惠政府的民众举行光化门烛光示威,抗议“干政门”事件,要求朴槿惠政府给民众一个答复。

2016年12月,光州烛光集会在韩国呈燎原之势,光州等地与首尔一样多次举行集会,近百万人参加。

朴槿惠大势已去!

2016年11月20日,朴槿惠涉嫌在“崔顺实干政门”中“共谋作案”被正式立案;12月9日,朴槿惠被停止执行职务。

2017年2月,韩国民众组织的第15次烛光示威,要求停职的朴槿惠下台。

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判决通过总统弹劾案,朴槿惠被罢免总统职务。

2017年5月9日,在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中,我以41.8%的高票获胜,5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职韩国总统。

11、九死无悔

我率领的共同民主党是代表着韩国本土的政治力量,在那时我们就制定了“亲华反美”的政策。

卢总统执政时期,我们在中国的配合下签署了“要求驻韩美军撤离韩国”的逐客令,所以美国对卢武铉的非常憎恨、甚至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最终卢武铉在李明博、朴槿惠等人的政治迫害中被逼自杀。

李明博上台后,废除了“要求驻韩美军撤离韩国”的逐客令,虽然后来的朴槿惠坚定的走亲华之路,但是她终究没能顶住美国的压力,没有顶住党内亲美势力的压力。

很显然,中国是知道我的立场的!

2017年5月10日我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5月11日中国最高领导人祝贺我当选韩国总统,这是中韩建交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给韩国新总统打电话祝贺当选。

2017年12月13日至16日,我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在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后,我重新开启了我和卢武铉总统的理想!

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要给卢武铉总统一个“交代”,以安慰他在天之灵!

方法很简单:就用他们曾经对付卢武铉总统的方式!

作为一个律师,我知道这其中太多的东西了!

2017年5月23日,卢武铉总统去世八周年的纪念日,朴槿惠被首次送上法庭;2018年5月23日,卢武铉总统去世九周年的纪念日,李明博涉贿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他们不入狱,那么如何对得起卢总统呢?如何对得起那些曾经跟随卢总统而被他们迫害的人呢?如何让我组阁的新政府坚定的走下去呢?

这就是政治,残酷的政治!

这也是我一直不想踏入政界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今我别无选择!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也只能这么做!

说实话,我很同情卢总统,也很同情李明博总统、朴槿惠总统,他们都为这个国家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虽然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这个原因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

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自主!

或许,未来,等待我的也会和他们一样的结局!

但是,那又能怎样呢?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么我就要坚定的走下去——九死无悔! 

——文在寅

PS:写了整整两天,终于把这篇不算长篇的“长篇”写完了。在写这篇文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政治”的悲伤中。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其实,无论是卢武铉也好,李明博、朴槿惠也罢,我认为他们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本质上早已不代表自己了,他们都拥有广阔的胸怀和超人的智慧,但是他们又无法摆脱韩国政治悲剧的命运!

更或许,做一个普通人才是最幸福的事情吧!

本文1-7章参考文在寅自传《命运》一书,8-11章为我自己对韩国政局的理解,大家可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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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天涯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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