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斗争-第二十二章第五次反围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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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庄
一、
毛泽东的主张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查，和对于各种侦查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查手段，将侦查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是不合符于实际的。”
——以上，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证明，不管是“老干部派”坚持的“诱敌深入”方针，还是“共产国际派”坚持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他们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主张都是一厢情愿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只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加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战局的走向，他们的错误不仅会彻底导致中央苏区的丧失，而且还将葬送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事实上，不是第五次围剿即将来临之时，而是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结束以后，毛泽东就已经预料到了接下来蒋介石的围剿方针的发展与变化了。
他不仅了解这个对手，而且更加了解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方人民。
他清楚的知道整个中央苏区可以承受的战争的极限压力，中央苏区的土地上有多少农民、产多少粮食、有多少手工业，以及苏区的经济、贸易、生产他都一清二楚。
所以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政权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他必然倾全力发兵来剿，当这种力量超过某个临界点，那么不管你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是诱敌深入还是分兵退敌，只要你坚持在苏区内部作战，那么在绝对力量的碾压之下，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现在的红军实在太弱小了，如果认识不到自己的弱小，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的长大。
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毛泽东就提出红军将来不能再采取单纯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该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能再固守原先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对手的部署，以此打破围剿。
 
这和一开始由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兵无常形，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只可惜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目前似乎就只有毛泽东一个。
 
二、
黎川失守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由赣江自西南向东北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后，开始向黎川发动攻击。
黎川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与闽西北连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老蒋这一次根本不再花空心思深入腹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是通过堡垒推进，逐步占领所有的军事要地，最后意图将红军锁死在根据地内。
 
当国民党军进占黎川的时候，红军在此地的防守兵力简直可以称得上单薄二字，只有萧劲光一个七十几人的教导队和一些游击部队，所以肖劲光根本没下令抵抗，便率部离开了黎川。
为什么黎川的防守力量如此薄弱呢？是因为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吗？根本不是如此。
当时，因为共产国际提出“两个拳头打敌人”的战略，所以在第五次围剿还没有开始之前，红军一分为二。
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主力，组成东方军深入福建一带作战，力图扩大根据地。
同时以林彪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防守于苏区的北大门。
这真是一个极其烂掉渣的军事部署，不仅是犯了军事上的平均主义，而且从这个部署中，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战略意义。
我们从主观愿望上讲，一方面，为了防止国民党军发动新的围剿，派一支军队防守苏区的北大门，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苏区面临着极其紧缺的物资资源，再分兵一支队伍深入福建一带，去打打土豪，搞点物资和外块，这也是合理的。
但这仅仅是主观愿望上的合理，你分兵以后到底能不能守住北大门？又能不能在福建有所作为？
这都是需要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才能下的决定。
事实是一旦分兵之后，以红军目前的实力，其结果就是既守不住苏区的北大门，另外一支到了福建的部队也没有打下一个稍微像样的城市，除了勉强自给自足之外，连半分物资资源也没给苏区贡献出来。
这就是主观愿望脱离了实际情况的产物。
 
关于“两个拳头打敌人”的战略思路，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提出来的，而博古几乎没有思考就同意了这个部署。
这里正好介绍一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来龙去脉。
原本共产国际给中共派出的军事顾问并不是李德，而是一个叫弗雷德的乌克兰人，李德则是弗雷德的助手。
李德其人，原名奥托?布莱恩，是德国人，早年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到了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所以此人对军事并非一窍不通，相反他有着相当丰富的苏联红军时期的军事经验。
后来李德被苏联派到中国给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弗雷德当助手，弗雷德又将其派到了中央苏区，因为弗雷德是军事顾问，所以他也勉强算得上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有趣的是，李德到了苏区以后，针对军事上的问题不停的开始和弗雷德发生争执，而弗雷德远在上海，对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最后反倒是弗雷德离开了中国，留下了李德在中央苏区，此后他成为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唯一的军事顾问。
因为当时共产国际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反围剿战争又接连失利，以至于慢慢的李德逐渐掌握了军事上的决策权。
这是后话，我们稍后再讲。
说回“两个拳头打敌人”的战略部署，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对红军的力量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但是博古比较迷信共产国际，所以一开始便坚持了弗雷德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部署。
直到黎川被国民党军攻占以后，一方面是彭德怀在福建什么物资资源也没捞到，另一方面又是防守苏区北大门的林彪无事可做。
最后导致黎川莫名其妙的落入敌手。
 
这时，博古也暗自后悔，觉得这样的部署确实不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
既然自己不行，那就听恩来和朱老总的吧，总不能听毛泽东那个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吧？
所以在黎川失守以后，实际上周恩来和朱德在军事上的发言权又加大了起来。
在今天的很多影视剧里，把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下的几乎所有的错误都算在了博古和李德身上，其实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博古和李德确实是犯了很大错误，是主要责任人，但是他们是怎么犯下的错误？其他人有没有责任？
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能想明白，如果当时的那些决策，所有人都持反对意见，就李德和博古两个人在那里坚持，那这样的决策是根本不可能被执行的。
而且很多影视剧里呈现出来的是结果，就是说我们只看到李德和博古在那里搞堡垒对堡垒，搞阵地战，搞六路分兵退敌，搞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我们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像是傻子一样，连我们这种不懂军事的小白都看得出来他们那些决策之愚蠢，为什么这些决策最后都能被一一执行了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试图找到以上这些疑问的答案。
 
三、
一连串的失败
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军事话语权加大以后，他们决定按照自己的军事主张尝试粉碎敌人的围剿。
如果按照前四次的经验的话，那就是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集中优势兵力，找几路弱敌开始打起，进而打破围剿。
周恩来和朱德，也一直都是坚持“诱敌深入”方针的。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周恩来和朱德也看出来了，人家老蒋不按这个套路出牌了，不上当了，人家要跟你打持久战，打消耗战，用堡垒将你合围压缩，而且你毫无办法。
所以，如果还是坚持在根据地内部进行单纯的防御，那就变得相当危险了，因为你只能等待着蒋介石逐渐将苏区合围，最后以强于红军十倍的兵力将你彻底消灭。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周恩来和朱德只得选择到堡垒封锁线的附近，尝试调动敌人，以攻为守，用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他们把第一个目标，就放在了刚刚丢失的黎川。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红军按照以往的老办法，以董振堂红五军团尝试在黎川附近的硝石一带调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则准备趁敌被调动之时，发起突然袭击，这是红军最擅长的一贯打法。
但是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很少出击”，结果就是红军既没能调动敌人，投入对碉堡的攻坚战后，又毫无胜算，最后不得不撤离战场。
在蒋介石“持久战、消耗战”的总体原则之下，国民党军以堡垒为依托，每一仗都力求稳扎稳打，绝不冒进。
所以红军原来的那一套战法突然间就失灵了。
 
敌人调动不出来，堡垒又攻不进去，而退守苏区进行单纯防御又变得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就变得处处被动，完全被蒋介石的堡垒战掌握了主动权。
 
于是，一种新的战术方法被提了出来，这就是李德总结并策划的“短促突击”。
毫无疑问，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朱德、周恩来，以及博古、李德等人，都有同样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如果单纯的守在苏区内部，不主动进攻，那么在蒋介石新战略方针的围剿下，最后必然全军覆没。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诱敌深入”，到根据地内部作战的方法行不通了，这一点也是当时苏区面对的一个被共同承认的客观事实。
 
而毛泽东和其他人原则上的区别就在于：毛泽东主张放弃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选择一点突围出去，到广阔的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军掌握主动，蒋介石的堡垒变成一堆废弃的水泥砂浆，以此破解蒋介石的堡垒战、消耗战。
而其他人虽然在具体的战术、策略方面会有分歧，但是对于是否放弃根据地这个问题上，他们又统一到了一起，就是坚决不肯放弃根据地。
所以毛泽东自然就成了孤立派，他的意见也就自然的被否决了。
 
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一致的认为不能放弃根据地呢？这里面也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其一，红军本就来源于苏区的人民之中，不丧失一寸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思想，在群众里面有着极其广泛的基础。
其二，如果没打上几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直接率部转移，政治影响很不好，你天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军队，可是敌军打来了，你们还没跟人交手，就走了，这容易使群众误解为是逃跑主义。
其三，自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那就和以前在井冈山时期不一样了，现在咱好歹是一个国家了，很多机构都进入了正规化建设，你这一说要走，大家都缺乏心理准备啊。
 
放弃经营数年的苏维埃区域，集中优势兵力到敌人后方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的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不羁的思路，非凡的胆略，以及对事物演变和发展趋势极其精准的判断力。
没有对未来局势发展和演变的精准判断，任何人都难以作出如此惊人的举措。
当时的情况是，不管代表共产国际的博古、李德，还是“老干部派”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他们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之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
而且，作为当时那么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他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作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所以，这也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是否能担当领袖重任的时机。
什么是领袖？
只有能对事物的发展作出预测，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以此来指导大家前进的方向，赋予大家前进的动力的人，才能真正担当起领袖的重任。
 
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如毛泽东所料，大家不愿意丧失部分土地，结果就丧失了全部的土地，大家不愿意打烂坛坛罐罐，结果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了，大家不愿意实行战略退却，结果红军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之中，不断的吃败仗，大家不愿意流动到无堡垒地带，结果最后就来了个二万五千里的大流动，直接流动到了陕北才得到暂时的安定。
 
然而，要证明毛泽东的正确，还有着一段极其艰难的过程。
 
在既不能诱敌深入，又无法调动堡垒中的敌人实行运动战的背景下，李德就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术。
原理很简单：在敌人正面设置防御线，以阵地对阵地的形式出现，以此将敌人吸引出来，然后在敌人侧翼埋伏好我主力红军，当敌人一出堡垒，则由埋伏在侧翼的红军主力，实行短距离的突击，消灭移动中的敌军。
 
事实上，这是选择到堡垒线上同敌人作战失利后，无奈却又最合理的一个攻击方案，也是仅剩下的可以作为尝试的一种攻击方案。
为了更好的尝试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朱德、林彪都对“短促突击”进行了研究和实践。
然而结果依旧是悲剧而惨淡的。
你不是在我们前面设置好了阵地吗？你不是在两侧埋伏好了主力吗？
好，那我就用飞机先朝你们的阵地狂轰滥炸一阵，然后以装甲车掩护军队前进。
 
短促突击的根本目的，在于打击处于堡垒之外，同时处于移动状态下的军队，但是因为敌人强大的火力支撑，以及密集的堡垒群，导致最后打来打去，还是打成了堡垒战，甚至演变成阵地战。
林彪、聂荣臻谈到短促突击的时候，就这样描述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进行短促突击，结果是仍旧是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
 
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原本想要主动出击，到敌人堡垒线上，想办法调动敌人，开展于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运动战的方针，最后硬生生的打成了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消耗战。
这并不是李德、博古等人愚蠢，非要去打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消耗战，而是只要你不愿意放弃苏区，到敌人后方的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那么你大概率都会把战斗打成这种老蒋为你准备好的消耗战。
人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冲着你来的嘛。
 
这样的战术方针，在连续攻打硝石、黎川、浒湾、团村等一系列战斗中，均告失败。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实践，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
相反，国民党军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和封锁线，红军战略处境日益严峻起来。
 
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你们不愿意暂时放弃根据地，那就干脆大胆一点，来个彻底的诱敌深入，也不要去管他堡垒不堡垒，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依托根据地的人民，以及山川大河，就在根据地内部尝试打运动战。
 
这样也总比把战争打成了蒋介石盼望的消耗战要好得多啊。
 
当然，一切不出所料，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你说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的意见再一次被否决。
 
这时，情况又突然起了变化，当蒋介石的封锁线已经完全将苏区包围，红军战略地位日趋恶化下去的时候，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再一次爆发，当初领导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举行淞沪抗战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在福建起事，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号召大家抗日反蒋。
这就是历史上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的爆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只要把握好这个机会，红军仍然有可能在日趋恶化下去的处境之中，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如何利用这次福建事变，重新部署红军兵力，以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方案了。
然而他的计划这一次能被采纳吗？


历史文章：
苏区斗争-第二十章  悲剧的开始
苏区斗争-第二十一章 第五次反围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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