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斗争-第九章革命者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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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庄
一，
再战长沙
新生的红一方面军，气势雄壮、金戈铁马。
然而此时、立三路线并没有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仍然影响着很多的指挥员和士兵。
是否要继续进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内部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会上，红一、三军团的多数同志仍然主张打，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邓萍尤其积极，他们说道：
“再战长沙，夺取武汉，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理由不执行。7月间，红三军团一万多人，只三天三夜，就占领了长沙。现在成立了一个方面军，合计4万多人，还怕什么？定能拿下长沙，取那何健狗头”
“对，拿下长沙，直下武汉。”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活捉何健，一雪前耻。”
……
主战派声音高呼，一个个慷慨激昂，似乎长沙已如探囊取物一般。
在强烈的请战声中，毛泽东、朱德作为最高决策者总不能一直保持沉默，于是他试探性的向彭德怀征询道：“德怀同志，你怎么看？”
彭德怀见毛泽东询问自己，犹豫了一下，随即说道：
“中央命令当然要执行，只是经过上次长沙苦战，目前迫切需要修整，而且此次再打长沙同上次也有不同，上次长沙兵力空虚，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袭击，敌人没有防备，故而招架不住。这次追击之敌有4个旅，1军团在文家市消灭了一个，还剩3个，但是这三个旅已经固守到了长沙城，我们再打，无异于要打艰苦的攻坚战，是否能胜，殊无把握”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发言，颇感欣慰。朱德接着说道：“是啊，如若硬攻，恐有不测”。
然而，这样子的争论，往往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没有人会因为几句话就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主战派的声音并没有熄灭，反而愈发高亢起来。
“不执行怎么知道打不下去？”
“不要再犹豫了，再犹豫就要坐失战机了。”
“不打长沙，就是违抗中央的命令。”
我们都知道，红军中有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制度理论上讲的是，最高决策层必须充分听取下面的意见，让所有人都发表他们的看法，这就是民主的一方面。同时，最高决策层又要有最终的决定权，避免因为意见混乱，而始终无法取得一致，导致一个决策总是执行不下去。
但是我们从这个会议上的争论来看，就会发现，要真正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你的威望和下级对你的信任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民主集中制就很难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因为当你的下级对你的判断力还没有足够的信任之前，即使你通过手里的权利排除他们的意见，他们心里也总是持着怀疑态度的，当这些战场上的指挥员、执行者对执行你的决策持有怀疑态度的时候，事实上不管你的决策如何正确，往往都很难被真正贯彻下去。
而战场之上，一个念头就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如果执行者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执行这个命令，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你看，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任何一个正确的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无数次打磨、实验、修正之后，才能最后形成于符合当下实际的，可以被真正利用起来的理论。
此刻，主战派的声音很大，很多，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毛泽东现在强迫他们立刻撤退，回到农村踏踏实实分田分地，帮助农民建立政权、组建地方游击队，则将来一旦遇到什么困难，那他们又会说，就怪你当初不打长沙，才搞得大家只能缩在农村吃糟糠，到时候你也不好办。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何健重新回到长沙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扫屠杀政策，凡是穿的像工人、农民的，都要被盘问，盘问时只需三言两语答不上来，神色稍显恐慌，就会被当做赤化分子就地处决。
红军撤退长沙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有报载何健杀了三千多人。
救工农于水火之中，乃是红军的宗旨，此刻如果还是阻拦，政治影响也不好。
于是，毛泽东缓缓说道：“那就试试看吧”
一场再打长沙的恶战拉开序幕。
此时，长沙城的守敌部队已增至30几个团，共3万余人，敌人挖掘壕沟、布置封锁线，就等着红军来攻。
在长沙城外，敌人还专门布置了一道高压电网。
高压电网在那时绝对算是高科技手段了，很多农民战士长那么大，很多还从来不知道“电”为何物，他们无法想象几根铁丝网竟然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令红军几乎寸步难行。
在攻击受阻之后，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到长沙周边县城去购买农民的水牛，给牛的尾巴绑上稻草点火，形成一个“火牛阵”来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果然，随后红军找来了几百头水牛，开始施展火牛阵，“火牛”因为灼烧疼痛，猛然的冲击起来，然而令人着实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却原来大家都知道古人用过火牛阵，却不知道牛必须要用木板把两牛之间加以固定，使之只能向着前方冲去，结果奔腾的火牛不但没有冲破电网，却反而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之下，四散奔逃，有的竟朝着我们自己的队伍反冲过来，影响了我们的进攻，还造成了局部的伤亡。
红一方面军围攻了长沙16天，大战数个昼夜，却连城墙下都没摸进去，众将士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主战派也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有激情之下的冒险成分，回想当初毛泽东的苦口婆心，心里开始有些暗暗后悔。
这时毛泽东觉得下令撤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发布了撤围长沙的命令。
再攻长沙的计划终于落下了帷幕。
二，
立三路线的破产
再战长沙的失败，让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步意识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已经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此时，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已经接近尾声，蒋介石的力量重新趋于稳固且更胜从前，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可以与之绝对抗衡的军阀力量。
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腾出手来朝着他的下一个目标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李立三攻打中心城市，率先夺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已彻底宣告破产。
红军进攻长沙是9月初，持续到9月中旬。
而此时，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我们很多地下党员，工人组织在进攻中心城市，迎接革命高潮的这场立三路线的运动中，损失惨重，甚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暴动、集中红军力量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从而正式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李立三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这时候，我们也应该为立三路线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了。
立三路线同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之初的瞿秋白盲动主义不同，瞿秋白的盲动路线，更多的是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疯狂的屠杀清理政策，造成的报复主义现象，“八七会议”后，很多人怀着对地主阶级，国民党统治的仇恨心理，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口号，毛泽东当时还放火烧了几家地主、富农的房子。
但是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相继遇到极大挫折，各地武装暴动也纷纷走向失败，盲动主义路线就停止了。
瞿秋白路线历时仅三个月即宣告结束。
到了1930年，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同时在农村有了一片根据地，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此时，恰逢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此战规模巨大，各大军阀投入兵力竟达百万之多。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给了中央一种错觉，全国的大革命高潮就要来了。
毛泽东说过：
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当时的中央，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所谓的长期性，就是说敌我的阶级力量对比还有很大的差异，敌人很强，我们很弱。
无产阶级还没有被充分的发动和武装起来，力量还很渺小，虽然随着压迫的日益严重，起来革命的同志会越来越多，我们力量会越来越大，但是这需要长期的组织，发动，完善，克服诸多艰难困苦，才能实现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
所谓的不平衡性，则是指的某些省份、地区受压迫的情况严重，则此处的革命烈火就燃烧的旺一些，但是这不代表其他所有的省市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很多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即使压迫严重，但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也不会去反抗的，认识不到这种不平衡性，就容易高估了革命的力量，同时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明明还处于青铜阶段，但是却误认为已经到了王者境界，那么在实践中就要吃亏，吃大亏。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离开了实际调查，就必然产生主观唯心的阶级估量的真正含义。
在这次立三路线中，各地党组织，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几乎近于覆灭，而红军力量，则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谨慎应对而没有遭到过大的打击。
李立三在9月底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彻底离开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被派到苏联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了。
若干年后的1946年，
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迷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让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短暂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苦难辉煌》
我们常常都在说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却不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需要很多条件的，除了需要一个革命者有坦荡的胸怀之外，还得需要他和你站在同一个立场，以同样的利益为准绳，才可能出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局面。
不信，你让那些端起体制的锅吃饭，放下体制的锅就骂娘的人去试一试，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自我批评？
李立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和那些革命年代，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中国免受侵略者的残害而奋发图强，不惜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的准绳来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后人当然没有权利代替那些在“立三路线”中白白牺牲掉的革命烈士，去原谅或者同情李立三，但是我们却要明白，在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错误和牺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有的错误是内部的，是让人很难从心里上接受的，但是它却又是真实的无法避免的。
说来说去，历史的残酷会让我们明白：和平实在来之不易。
李立三离开了，但是革命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立三路线造成的影响也没有结束。
因为当时红军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也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报机，所以每次中央指示的传达都是依靠一人一马以信件的方式传达的。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来的“钦差大臣”传递的消息往往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环境的原因。
“立三路线”已经被中央停止的消息，等传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队伍里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底了。
而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人打着立三路线的旗帜，竟然搞出了一场轰动中国历史的重大事变——富田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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