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斗争-第六章一条极痛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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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庄
一，
一条极痛苦的道路
1929年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不仅仅明确了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帮助大家搞清楚了到底该如何革命。
任何一个伟大的使命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否则它就是抽象的，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党的具体工作就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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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苏维埃区域。
也就是尽可能的建立党组织和党的政权，放弃单纯的游击主义的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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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土地革命。
也就是领导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帮助他们完成土地的分配，废除与地主之间的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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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工农武装。
也就是组织各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游击队，进而组建正规的工农红军。
只有实现这三个任务，才能真正把广大群众团结在红旗的周围，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使得工农群众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然而，实现这三个任务并不是毫不费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的，因为当时和广大人民群众作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还有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
毛泽东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这样一条极其艰苦的道路。
然而艰苦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只要他们还有希望，那么无论多么艰难的道路，总是可以走下去的。
中国人从来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历史会无数次的证明这一点。
那些真正能使人沮丧的，不是艰苦，而是痛苦。
来自内部的误解，污蔑，指责，歪曲和严重的分裂活动，往往才是最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的武器。
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艰苦的，更是一条令人极度痛苦的道路。
二、
逆向改造
1930年初，被毛泽东赞扬过的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开始面临着极大的矛盾，这也是当时很多革命根据地都普遍面临着的矛盾和考验。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或者说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
以前常有人说是因为信仰，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们并不否认真的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单纯的为了信仰和理想去革命，去造反。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这样的，造反的基础在于残酷到无以复加的剥削和压迫，通俗的说，就是这个社会让绝大多数的人活不下去了，人们才会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
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起义军一样，都是被逼的。
这一点在毛选里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面已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了。
但是，如果一支军队里的所有人都仅仅只是为了吃饭才选择拿起枪来，那么这样的军队，又必然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李文林所在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当初赣西根据地起家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当地一个叫“三点会”的土匪武装组织，跟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的绿林武装性质是一样的。
他们的革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乱世之中找到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他们不会跟你谈什么革命的理想，也听不懂什么共产主义，自然也就不会遵守什么党的纪律，更不会无条件的听从党的指挥。
他们也绝不会因为你举着红旗，就甘愿团结到你的周围跟着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们的革命哲学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吃上一口饭，能掠夺一些地主家的财产而已。
所以，这样的武装力量，如果不加以改造，是万万不可能承担起他们的历史使命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后，领着八百残兵去了井冈山，胜利的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使得他们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破除了绿林习气的武装组织，为井冈山的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毛泽东只有一个。
改造是否可以成功，往往取决于革命领导人自身对于革命的认知水平。
改造至少分为两种，一种是你改造了对方，另外一种就是对方改造了你，后面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逆向改造”。
如果领导人对革命的认知不够，那么非但改造绿林武装很难成功，而且往往还会受到某种“逆向影响”。
赣西武装一共有三个团，红二团、红三团、红四团，李文林入主红二团以后，就受到了这种逆向改造。红二团大多数是抽大烟的，打仗要发饷，红三团、红四团更加不堪，地方组织也不遑多让，谈恋爱、嫖娼、打麻将，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对上级指示，几乎都采取应付的手段。
因此，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等上级组织多次进行批评，甚至指斥他们“糜烂地方”、“不是党领导的武装”。
李文林参加革命很早，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了赣西领导革命，他领导的这块根据地，就是赣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刚到赣西的时候，称赞过的“李文林式的革命”。
他们的根据地也强调建立政权，也强调波浪式的向前推进，这是毛泽东当初称赞他们的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支队伍的革命，也可以称为“自肥式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几乎全是为了自己队伍的那点利益，并不是真正的为了农民。
每次打土豪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自身的消费，没收的土地也据为己有，或者以“共耕”的形式租给农民，也即变相据为己有。而且队伍里出现了干部向农民收租逼债，还向农民和贫穷的革命同志放高利贷的现象。
这就颇有些“梁山草寇”的性质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梁山草寇“替天行道”的历史使命，全都只顾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却哪里去管什么百姓、农民的死活？
早在1929年5月，江西省派来赣西的特委书记冯任，就试图改造这支地方武装，但是因为枪在地方武装的手里，改造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特委所需经费又往往需要这支武装力量去筹得，以至于常常反过来被地方武装卡住了经济上的脖子，所以屡次改造无果。
甚至连冯任从省委带来的一位外地干部，也遭遇了这支地方武装的“逆向改造”，同他们合起伙来，对抗党的领导。
到了1930年，赣西上任了一位新的特委书记，这个人叫刘士奇。
在他看到这种李文林式的“自肥式革命”现象以后，下定决心要来一番根本的改造，想要把红二团、红三团、红四团进行武装整编，成立一支新的，如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那样的工农武装部队。
刘士奇的名字大家听上去可能并不耳熟，但是提到他姐夫的名字，可能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了。
是的，他的姐夫就是毛泽东。
刘士奇的妻子，就是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后来贺怡又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这是后话）
三、
二七会议
刘士奇上任赣西特委书记以后，就发现赣西的土地总是分不下去，因为把持土地迟迟不愿分配的，就是我们自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为此，刘士奇在1930年初，借助赣西附近彭德怀的力量，改组了这支地方武装，编成了工农红军第六军，彭德怀派黄公略担任红六军的军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改组是极其成功的，红六军在黄公略的带领下，很快进行了严格的整军和扩充，使之成为一支能承担起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并在随后的反围剿作战中，屡建奇功。
但是，除了军队的改组之外，对于赣西的地方党的工作，却丝毫没有什么改变。
古田会议之后，赣南和闽西这两块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最大的根据地内，土地分得风生水起，农民个个笑开了花。
而赣西这边的土地革命，丝毫不见任何起色，各项工作都陷入停顿状态。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好率军到达赣西的永丰藤田，于是刘士奇便派人到藤田请示前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决定立刻召开一个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赣西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会议——“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赣西党组织迟迟不分配土地，是严重的机会主义，确定了当务之急是：“一要分，二要快”。根据赣南和闽西的经验，应是没收一切土地，按照人口平分，因为平分能够争取广大的群众，否则，不能争取全部的群众。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一致通过。
同时，为了克服地方武装的宗派主义倾向，游击主义习气，会议通过了把红四军、红五军（彭德怀领导的部队）、红六军（刘士奇整编的由黄公略任军长的部队）统一归属于红四军总前委的领导之下的决议。
并且，作出了由总前委领导，择日率军攻打吉安，争取革命在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决定。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另外一个决议，处决了赣西根据地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大党官”。
所谓“四大党官”，就是赣西的地方武装中历来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干部，他们纠集地痞流氓，私购军火；向群众放高利贷；打土豪、分田地总是不看对象，错误的打击了很多的普通群众，搞得底层群众怨声载道。
甚至发生了为抢夺农民妻子，开枪打伤农民，强行霸占人家妻子的事件。
在刘士奇特委组织的揭发之下，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枪毙“四大党官”的决议。
后来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华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把“二七会议”当做后来肃反事件的左倾思想的源头，并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和李文林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说法不仅可笑，而且罔顾了基本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关于二七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建立在赣西地方宗派主义，土匪习气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如高华所言的“权力之争”。
一个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跑去赣西跟一个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争夺所谓的权利，这种说法非蠢既坏。
阴谋论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会选择性的筛选史料，找出其中可以逻辑自洽的一部分，已达成他们事先就已经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二七会议非但不是“左倾肃反”“排除异己”“权力之争”的源头，反而可以说是党内最早的克服地方宗派主义的源头，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这次会议上，即使是枪毙“四大党官”的决议，也是经过参加会议的赣西特委，赣西党组织，包括李文林等人作出的决定，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赣西有个“四大党官”的存在，那么把枪毙“四大党官”当做左倾思想的依据的说法，如何站得住脚呢？
而且，在赣西党组织作出决议之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一定要把他们交给群众审判，通过群众大会的揭发，来做最后是否处决他们的依据。
这又如何成为某些历史学者口中“左倾”思想的源头呢？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二七会议，不仅彻底废除了“自肥式革命”，整编了他们的军队，还阻断了这一地方宗派长期以来利益的来源，取消了他们以往日常“打土豪占为已有”“抽大烟、打麻将”等惬意的革命方式，而且还部分剥夺了这一地方组织的既得利益和原有利益，比如把他们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高利贷，等等。
由此，以李文林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对毛泽东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
这一仇恨，在后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终于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一个大事件。
此事件的发生过程和历史原因，十分复杂，大家先记住这个二七会议，后面的历史事件我们还会一一道来。
四、
二七会议以后，赣西的土地革命也顺利开展起来，自此，赣西和赣南真正意义上的连成了一片，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中枢，形势突飞猛进。
这片根据地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悉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赣西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的热潮，党的三大任务终于逐步的在各大根据地都能有效的开展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刘士奇、曾山还为毛泽东介绍了刚刚率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的一位将领——罗炳辉。
这位红军史上的传奇将领，将来会在苏区反围剿和长征的一系列战斗中，展现他精彩的一生。
此刻的毛泽东，心情是极好的，因为形势看起来似乎是一片大好。
因此，在他和朱德随即率军准备攻打吉安的路上，于行军马背上作词一首——《减字木兰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然而，令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刻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出一条新的革命斗争路线，史称“立三路线”。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角楼上
